《往事微痕》25部不忍直视的血泪史 小故事(图)

在1979年“改正”之前去世的 重庆长寿湖部分右派简介

作者:颜北岩 发表:2014-07-16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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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7月16日讯】颜北岩

《重庆日报》记者,四川大学毕业。下放长寿湖后,他被迫与妻子离婚。1962年他以为要落实政策,可以与妻子复婚,不料下半年阶级斗争风声又紧,颜希望破灭,精神绝望。1962年在同心岛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讲自我改造,从与妻子假离婚到真离婚,说着说着突然说:“我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秘书,专为他写稿子……”他神精失常了。

他妻子非常爱他,主动要求到长寿湖,希望一周见他一面,结果每见一次面他就挨一次斗,最后只好离婚。颜太爱他妻子,离婚也是导致他神精失常的原因。

1963年颜北岩回渝吊死在报社的一棵树上,终年30多岁。

袁达成

香港人,1915年5月4日生,参加了1949年11月“两航起义”。

1957年在中国民航重庆站(任无线电机械长)打成右派

袁投奔大陆之前,刚结婚不久,有一幼女,妻子宋菊珍是个非常漂亮的空中小姐。她劝袁等一段时间,看看大陆的情况再说,袁不同意,执意要同其他起义人员一块走。飞赴北京前,夫妻俩在香港机场外分别,依依难舍,泪流满面。

袁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然后被分配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不久,袁将妻子和幼女接到重庆。

1957年,袁说了一句:“你们办事太拖沓,如果是在香港,这样办事要被炒鱿鱼(辞退)。”即因“赞扬资本主义”被划为右派,先下放四川通江劳改农场,后转到长寿湖。

宋菊珍独自在家,因容貌出众常遭遇一些麻烦(包括一些权贵的骚扰)。文革时,街道上的人把她抓出来批斗,说她“男女关系作风不正”。一次,在斗她时,批斗者强迫她女儿(中学生)上台批斗、打她,要她同“道德败坏”的母亲划清界线。

当天回家后,宋菊珍从抽屉里拿出当时十分珍贵的肉票,叫女儿上街割肉回来吃。女儿十分奇怪,妈妈此时还有心情吃肉?

女儿买肉回来,推门不开,大声呼喊,没有反应。邻舍来帮忙砸开门,宋菊珍已悬梁自尽(死于1966年)。

袁达成在长寿湖得知噩耗后,精神更加压抑。一天早上,他倒在长寿湖飞龙岛的一条大船上,人们叫他,他不言不语——人变呆了!

管教干部见袁已经神智不清,便停止了对他的“改造”,将他送回了重庆。几年之后,袁与世长辞。

张樾

重庆市总工会右派。下长寿湖后,每月生活费15元。他个子魁梧高大,饥荒年,那份定量粮远远不够,而管教人员又根据他人高马大的身材,分配给他重体力活。他饥饿无力,完不成任务,遭扣饭,就更饿,更完不成,身体很快垮了。

他当右派后,在茶厂工作的妻子马上与他离了婚,她说:“就算我不怕,我总得为儿子着想。”这样,他在饥荒年没有一点家庭的救助。

郑汉生(长寿湖右派)说:“他先是饿得双眼发昏,后来饿得眼睛往外凸,他不顾一切地捞东西吃,从猪圈里的溲猪食到潲水缸里的烂菜根,都往肚子里吞。一天早上出工时,他倒在地坝上站不起来。长寿湖教养院一个姓舒的16岁少年走上来,抓住他双脚,将他倒着在地坝上拖了一圈,一边拖一边骂,说他想逃避劳动。当时教养院的那些娃儿被教育说,右派是坏人,用不着把他们当人看。张樾被拖了一圈后,更站不起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他还有一口气,但已经说不出话。他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要凸出来。不一会儿他就断气了,眼睛还鼓着。”

张樾死时31岁,郑汉生与另一个右派秦开端(电影公司)将他埋葬在长寿湖三台岛瓦银坳湖边。1979年郑汉生获得平反后,专程去找到了张樾的前妻,告诉她张樾的情况。她脸上毫无表情,那个20年前的夫君早已在她生活和心灵中消失了。

谭希文

手工业管理局右派。1961年因饥饿水肿,在高峰岛下船时无力而落水,救起后抬到饭厅,因无人理睬,三天后死去。妻子来后痛哭,但不敢找管教人员闹。

胡尔勤

浙江人,1927年8月生。大学文化,专长英语。1958年4月在重庆市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计划科打成右派。他于1956年从上海来重庆。1957年鸣放期间,他的好朋友(一块从上海来的同学陈颖)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右时,领导追查该大字报的作者,快查到陈颖头上时,陈慌了,他正要同上海的女朋友结婚。胡为救朋友,主动找领导承认自己是作者,由此当右派,下放长寿湖。

十年之后,胡忍受不住,去找领导说明了真像。领导回答:你已经当了这么久,没法改,哪儿去找人来替你?只有继续当下去。

1972年一次劳动回来,下湖洗澡,他避开其他人,单独找了个地方,不幸跌入深水区淹死,遗体埋在同心岛楠竹坡,终年38岁。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十多年的一张照片——他当年的女朋友。

(长寿湖很多人都提到胡尔勤,共同的评价是:一、老实,二、英文极好。睡他上铺的李建钰曾在平反后到上海找他的姐姐,但未找到。与胡一个单位的右派朱恩源说,当时夕阳西沉,他远远看见胡沉下去,他似乎笑了一下。胡究竟是失足淹死,还是存心自杀,只有他本人和湖水知道。)

焦光复

煤矿设计院职工,因一篇日记被打成右派。日记记载的是:今天全院停工打扫卫生,说是苏联专家要来,院内平时卫生很差,领导无所谓,有客人来,就全体动员,里里外外打扫,做表面文章。

他被划为右派时只有17岁,于1960饿死在长寿湖,终年20岁。

贾厚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1957年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官员正在装烟斗,题目是《钻研?钻研?——装烟!装烟!》。因此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之后,其妻(重庆市中区的一个小学教师)真心实意帮助他改造思想。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话:越是艰苦的劳动锻炼越能让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每月领了他的工资后,只给他15元生活费。他在饥荒年代得不到家里的援助,1961年吃下大量“鹅儿肠”(一种喂猪的野草)而死,死于长寿湖二工区,终年29岁。他妻子来长寿湖见到丈夫的坟,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右派说:“好,好,好呀,你已经帮助党把他改造进了天堂。”

陈遥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文革初期,在一次年终评审会上,管教干部认为陈表现不好,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陈感到十分恐惧。一天晚上,约11点钟,陈提了一盏马灯,端了一个脸盆,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对人说到湖边洗衣。

几天后,他的尸体从湖中浮起。他被埋在同心岛“灭资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

1979年右派改正后,陈的从台湾回来的女儿向劳动局讨要父亲,劳动局派了一名干部同右派李恩章下长寿湖,要李恩章随便指一个坟包打发陈的女儿,李恩章不干,坚持在“灭资岗”上找到陈的埋葬地,挖出几根骨头交给陈的女儿带走。

李授之

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下放长寿湖后,1960年,在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被迫去守工棚,饿死在工棚,尸体数天之后才被发现,死时30岁。

康中清

重庆市团校副教育长,一个刻苦研读马列学说、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理论工作者。1957年鸣放时说:“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我只看见他到机场迎接过赫鲁晓夫和胡志明。我觉得毛主席应当多亲自迎接一些兄弟党的领袖。”反右时,他因“攻击毛主席”被划为右派。他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并说:“我不摘帽绝不来见你和孩子。”(他孩子刚刚出生。)下长寿湖之后,康精神压力极大,他拼命劳动,想早日摘帽。一年多后,身体垮了,于1959年在长寿湖去世,终年30多岁。

杨惠云

女,共青团重庆市委右派。她在长寿湖小心翼翼做人,不多言语。文革初期批斗她,她在悲愤绝望中于半夜划船到湖中,在身上系上石头、靴子里灌满沙子(杨会游泳)投湖自尽。她死后仍被召开“缺席审判大会”批斗。

黄静瑜  

女,重庆市委机关党委右派(也是长寿湖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右派)。1960年的一个夜晚,她从高峰岛对面的万鸡山上跌入湖中淹死,终年约30岁。

庄湛

西南公安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干部。他爱上一位老干部家的女保姆(资本家的女儿),写信约在“五一”劳动节见面。不料那天街上人多,两人被挤散,庄湛很沮丧,回来后在日记上写“讨厌的人群挤散了我们”。日记被人发现并汇报,庄湛因“攻击五一劳动节”,并且是与资本家的女儿约会而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于1958年6月遇难。据《重庆市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大事记》第4页记载:“6月25日上午9时20分,渔业队队员周登云(原市委办公厅收发员),庄湛(原西南公安学院干部)在新滩渡河时翻船落水身亡,27日葬于新滩山坡”。

张光育

重庆市委某机关右派。1960年,因饿、病交加,身体极其虚弱。在一次劳动时,他支持不住,坐了下去。组长顾某冲着他一阵臭骂,强迫他继续干活,他只得站起来继续干。当天回去后,他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终年30多岁。

孙毓澄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因说曾给康心如(原陪都参议会议长,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1957年打成右派)当过秘书而划成右派。1961年的一个夜晚,他从狮子滩划船运粮回高峰岛,在桃花荡小船漏水,孙随船沉入湖底。几天后尸体浮出水面,人们把他埋在人头山湖边。孙遇难时30多岁,留下三个孩子。后来其子女到人头山反复寻找父亲的坟,一无所获。

宁振笃

重庆57中语文教师,天主教徒,为人谦和。打成右派后,在长寿湖一向埋头劳动,不多言语。1967年初,造反派进入飞龙岛,勒令右派们互相揭发、批斗,右派组长也不例外。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对宁振笃喝道:“你不吭声?不揭发? 说!”一向沉默寡言的宁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命运捏在学习班的主任、组长手里,可怕得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造反派走之后,队长和组长组织了对宁振笃的猛烈批斗。宁一向胆小怕事,最怕批斗会。恐惧中,他穿上一件长大衣,把所有口袋装满石子(宁游泳游得极好),在飞龙岛白雕堡投湖自尽。

促使宁振笃选择绝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死前几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宁振笃当右派时,已有一个儿子,十年来未曾相见。1967年初,宁振笃之子宁中和孤身一人寻到飞龙岛。

一群右派扛着锄头从山坡上收工回来,其中一个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顽固右派宁振笃”。名字上面打了一个“×”。

宁中和盯着牌子,迟疑片刻,迎了上去。父子俩相对而视。儿子长得酷似父亲,高大,黝黑。父子俩不敢露出激动,轻轻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队长特地恩准宁振笃摘掉牌子,带儿子去赶场。宁在场上给儿子买了几个包子吃,最后一次尽了父爱。

儿子离去后,宁对其他右派说,看到儿子已长大,他死也无所谓了。几天之后,宁投湖自尽。

宁中和刚回到重庆就接到父亲的死亡通知,马上返回飞龙岛,他见到父亲的遗体,不言不语,眼中没流一滴泪水。埋葬父亲后,宁中和回到重庆,据说他疯狂地参加了重庆的武斗,专打当官的。

王明范

体魄健壮,仪表堂堂,夫妻俩同在重庆市市中区石灰市旁的一所中学任教,他们别无它求,一心教书育人。两人志趣相投,家庭和谐幸福。王明范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后,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因疏于照料,小儿子又夭折了。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整整一个星期不肯松手,一直诬称她装病的学校领导只得把王明范叫回来,这才将孩子料理了。王明范后来也转到长寿湖,1963年教育系统右派全部按退职处理,遣返原籍,王明范以他妻子的家属身份回到学校,靠在段上筛炭灰维生。

文革中,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被批斗毒打致死,王明范悲恸欲绝,他变卖家产,东拼西凑,安顿了妻子的后事,接着他感染上肺结核,日夜咳嗽、咯血,身体整个垮了。为了生存,他继续去筛炭灰,经常晕倒在炭渣堆上。段上的老人都很怜悯他,但谁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也不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在又一次晕倒之后,他再也没起来。大约去世于文革中期。

陈嘉行

重庆工农师范速成学校带薪学员。1957年,学校领导组织学员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他看了那些“反党言论”后私下说:“我看那些言论没得啥子。”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同情右派”而被划为右派。

陈嘉行当右派后,很悲观,曾对同校的右派冉德瑜说,他孤身一人,只有一个母亲,母子俩相依为命,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母亲怎么办?

1961年的一天,管教干部通知他(还有其他几个人)第二天把铺盖卷打好搬地方。由于“把铺盖卷打好”往往意味着被抓进监狱,以前发生过这种事。陈嘉行感到极度恐惧。

在同心岛上有一个地方叫牛粪堡,那儿有一块岩石面对湖水,从石缝里歪歪拐拐长出一棵树,人称“歪脖子树”。陈当天深夜悄悄来到岩石上,用一根绳子拴在树干上自缢身亡。死时约26岁,未婚。

李彦辉

教师右派(学校不详)。大饥荒中的1961年,因偷吃了一块晒在地坝上的生鱼片,被队长王某(长航工人)和一群学生痛打,并且扣饭。第二天早上李起床后走到门外,倒地而亡,遗体瘦骨嶙峋、伤痕累累。死时30多岁,埋在长寿湖小河口湖边。

长寿湖右派黎民苏的妻子程惠淑(当时小河口的农民)目睹了李老师挨打的惨状,她说,王某等人用楠竹冲着李一阵劈头盖脑乱打,楠竹打成一条条的细片。

何泰贵

重庆17中教师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言谈举止十分文雅。1960年,他因病、累、饿交集,全身浮肿。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曹亚琪

重庆25中学音乐教师,右派,擅长拉小提琴。1961年,因身体极度衰弱,管教干部同意他回重庆调养身体。他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只呆了几天便返回长寿湖。他所在的劳改地点是新滩,距狮子滩约70里。他下车后徒步返回。路上,一户农民见他面色惨白,给他吃了一块南瓜。他走到距新滩只有几里的地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的尸体摆在地上几天几夜没人理睬,后来发出恶臭,当地农民挖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

其子女曾到长寿湖寻找父亲遗骸,但未能找到。

卢蕴伯

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终身未婚。1949年前曾任几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75年,在一次被捆绑吊打并受到威胁后,恐惧中半夜在先锋岛投湖自杀。死前她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收拾得整整洁洁,包括几本毛主席著作都摆放得端端正正。

俞舜臣

天津人,1912年8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市第十中学(南泉中学)右派。独身。1979年获得平反通知时极度兴奋,倒地脑溢血而死。

胡哲先

重庆某中学教师,右派。1960年,他饿得要死时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干炒面,晚上,他躲到工棚里,一把接一把地抓吃炒面,竟把一包炒面全部吃光。炒面在胃里发胀,胡被撑得死去活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胀死在工棚里。

邓林

《重庆日报》最年轻的右派,肃反时被冤枉挨整,鸣放期间他对此提了意见,由此划为右派。到长寿湖后他一心一意劳动改造,想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行列。他自我改造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1960年饿得奄奄一息仍拒绝妻子的救助,他退回她寄来的粮票和包裹(食物),对她说:“你不要影响我的改造!”由于劳动积极,改造认真,他当了组长。当组长后,他“左”得离奇,像奴隶监工一样监管其他右派,干活不准丝毫偷懒,不准偷任何东西吃。他组里的右派一个个叫苦不迭。他本人最后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把生绿豆,结果被批斗。邓林不仅身体垮了,而且精神有些错乱,不时喃喃自语:“改造,改造,一定认真改造……”终于有一天他跳进了长寿湖。由于身上穿的棉衣,一时没沉下去,被人们捞了起来。自杀有罪(抗拒改造之罪),因此,他被湿淋淋地捆起来扔进黑屋。第二天打开房门,他已冻得冰硬。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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