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9月24日讯】这是一篇乡村观察札记。作者暑期重访桑梓，在湖南乡村实地调研，对当下乡村人口、生态、代际、风化、村治等进行了全面观察。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重建”命题，今天这一历史命题是否已然完成？作者看到的，是一个亟需重建的乡村。
当然，中国农村是一头“庞然大象”，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条毛细血管，远未达到盲人们实实在在抓住的一条腿一根尾巴的层次。也正因如此，作者希望能与摸到大象不同部位的人，交流一下各自感受到的温度、形状和气味，以期拼凑出一头完整大象的轮廓。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自然村所在的整个行政村人口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地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地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地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抚养自己子女和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轻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他们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敬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的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表。笔者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已经难以奏效，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废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精神健康问题。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地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轻轻松松地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找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是，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地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也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村民领袖。
9、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地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地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地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地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近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事，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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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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