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妻儿生死为要挟
谢阳告诉律师，自己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尹卓、周毅、袁进等警察自始至终拿他的家人和孩子威胁他。
他说：尹卓等人还对我威胁过我老婆孩子的生命，原话是“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
他们还对我说“你老婆在湖大（湖南大学）当教授，她经济上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你如果不配合，不要逼我们把这个事情扩大化。如果你不讲清楚讲明白，毫无疑问，要整你老婆。
还有你哥哥，我们知道也是个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个小小的头目，难道他就没有一点问题？我们也知道你有一个有出息的侄子，在湖南信访局，难道他就那么干净？你不要逼我们去查他们。”
还拿我孩子来威胁我，说”你女儿谢雅娟在长沙博才中学读书，如果她老师和同学都知道她的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的话，她能抬起头来吗？她将来如果要做公务员这怎么可能呢？”
谢阳表示当时内心十分恐惧。“他们拿我老婆孩子威胁我（谢阳开始哭泣），我说：‘你们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你们要问的事情我都如实讲了，我被关着，你们如果还是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
“他们主要用我孩子来威胁我（谢阳开始哭泣）。尹卓对我说：‘我们抓了很多律师，张磊律师在浙江已经被抓了。’我听了我就哭了，哭了很久。我被抓的时候张磊律师家刚生了小孩一个多月，我听到说张磊被抓我心里很难过，担心他家孩子也担心我家孩子，我哭了很久。”
除了拿家人威胁之外，谢阳周围的朋友也成了威胁他的工具。
谢阳说：“比如我朋友谢某某。尹卓说：‘如果我们要扩大打击面很容易，我们有的是资源，如果你不配合我们，你周围的朋友我们都可以下手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整。我们有的是资源和手段，这个案子，我们没有任何限度地往下整，包括你在的律师事务所，你的同事朋友，我们想整谁，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这种威胁的话贯穿整个审讯过程，尤其是前面7天。”
诱使检举揭发他人
这些警察不仅限于用家人亲朋要挟谢阳认罪，还要挟他诬陷、检举、揭发他人，也成了另一种迫害谢阳的手段。
谢阳告诉律师：他们还引诱过我，让我故意牵扯、诬陷别人，说是让我检举、揭发。
“大概是在15年8月中旬，这个时候对我密集的第一轮审讯已经完了，因为我受不了酷刑，他们要的笔录我都签字，这已经做完了。尹卓他们就想让我牵扯、诬陷别人。尹卓对我说：‘谢阳，你做律师才3年，你每天做坏事也做不了多少，你只要把‘人权律师团’中其他人给牵扯出来，你就能立功，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能把刘卫国啊、刘金湘啊、陈建刚啊、张磊啊、覃永沛啊、朱孝顶啊、庞琨啊、常伯阳啊、葛文秀啊、隋牧青啊，还有湖南的文东海、蔡瑛、杨金柱啊、胡林政啊，你要是能把这些人牵扯出来你就能立功，我们就会向上级汇报，争取给你取保，让你出去。”
律师：你是怎样回答的？
谢：我说人权律师团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聊天群，没有任何组织。并且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我和其他律师联系不多，你们说的这些律师我和他们交往不多，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我拒绝构陷其他律师。
律师：除了让你牵扯这些律师以外，还有其他人吗？
谢：有。尹卓还点了好多公民的名字，比如长沙的欧彪锋、北京的翟岩民，还有很多人名我都不认识。尹卓等人要求我把他们牵扯出来，让我诬陷他们。他们还拿了很多欧彪锋的材料给我看，让我牵连、揭发他。提示我，让我说和他们有什么沟通，办什么什么事情之类的。我拒绝了。
律师：你拒绝了尹卓之后，他怎么说？
谢：他很失望。过了一个周以后，他又找我，说“其他人你不讲也就罢了，我们请示了长沙公安局国保的主要负责人，湖南律师中蔡瑛和杨金柱，你如果能把他们的事情进行检举揭发，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就会对你宽大处理，我们可以对你取保候审。”
律师：你是如何回答的？
谢：我说我想立功，但是我和杨金柱交往不多，甚至在长沙都没有见过面，我想立功想检举揭发，但是我对他不了解，我没有材料可以检举揭发。对于蔡瑛律师，我虽然了解这个人，但是我们工作没有交集，我想立功想揭发检举，但我没有材料。我们在一起就是吃吃饭喝点酒而已，其他的没有交往。
律师：这是你第二次拒绝尹卓，尹卓如何说？
谢：尹卓说这是给我的机会，我不珍惜，给我机会我不要，这是我自找挨整。
政法系只给三条路：为名/为利/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酷刑高压下谢阳不屈服："我谢阳本人无罪"
谢阳在律师接见他的最后一再强调自己无罪。他是这样说的：
“我现在没有认罪。让我认罪是一件比较荒唐的事情，如果我认罪就能证明我有罪了吗？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吗？我认罪就不需要看法律看证据了吗？但是有一点我需要向你说清楚，我今天没有认罪，我现在和你说，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声明，我谢阳本人无罪。”
但是在指定监视居住时，尹卓、袁进、周毅等人非要给他扣罪。
谢阳说：“我自己写的他们不满意就让我重写，他们做的笔录凡是他们认为我的回答不满意的，他们就反反复复重新问我，他们明确地告诉我，‘我们有的是时间，你这样被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是6个月，你如果不老实听话，我们就继续往下整。’他们要的答案就是三条路，为名为利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只能从中选择。为了早点结束，他们让怎样写我就怎样写，后来我整个人崩溃了，甚至他们提审我让我自己写材料，我都哭了，实在写不动，我说他们打印好的，无论什么内容我都签字，生不如死，实在受不了，我就是想休息一会。”
“我必须按照他们要求写自述材料，如果不写就是永无休止的折磨我。而我写的不一定能达到他们的满意，尹卓给我订了三个方向，‘你所有的行为只能从三个方向选择，要么是为了名，要么是为了利，要么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看了现在的案卷，很多我写过的东西还有他们做过的笔录都没有附卷，他们说那是因为不符合这三个方向，所以那些材料不合格。我当时做了笔录，我说我是合法办案，他们认为我这样说是不符合他们指出的三条路，逼我自己写，我真实的情况是合法办案，是看到不公不义我愿意去办这种案件，但这些事实不让我写，不可能出现在我自书材料中。”
“他们定的三条路，我只好自污，我是为名为利，反对共产党的现行体制这种话也是有的。写还是不写，名字签不签我没有权利选择，只能写，只能签字，写什么内容，笔录是什么内容，我没得选择，只能按照他们给的三条路——为名为利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当中选择。”
谢阳在最后声明：如果日后，就是在今天2017年1月13日以后出现我任何认罪的书面材料或者录音录像，那都不是事实，不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即便我认罪也不代表我有罪，这需要看法律和证据。
即便是有一天我认罪了，也是迫于交易，迫于对我的折磨，我完全无罪，但是就是因为我发表了一些自由言论，我参与了一些为民维权的案件，长沙市公安局就这样折磨我，他们才是真正的罪人和凶手。如果将来我有任何认罪的表述，都是一种交易。我知道我家人迫切想见到我，我父母都年迈了，非常思念我。如果我认罪，是我用来保命的一种交易。今天（2017-01-13），在我可以向律师自由表达我真实想法的时候，我要明确地说我是无罪的。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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