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之地——近代物理所

作者:舟巷 发表:2017-03-28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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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7年3月28日讯】屁股后冒烟

在白银公司运输部汽车队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就在这里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了,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奢望。可是,工人师傅们不这样看,他们对我们友善,客气,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一天,一位师傅,大概是要给我鼓鼓劲,很诚恳又有点儿神秘地对我说:“你们这些人以后都是屁股后冒烟儿的!”在那个年代,“屁股后冒烟”是指“当大官坐小车的人”。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无自嘲的说:“师傅,你这是想让我做做梦,感觉好一点儿吗?”他有点儿不高兴,一脸严肃地说:“不信,你就等着瞧!”等着瞧的结果是,若干年后,师傅的话变成了现实,而错的是我。我虽然没有当官,但毕竟是屁股后面比别人早冒了几年烟儿。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屁股后都在冒烟儿,如今屁股后冒不冒烟儿和当不当官儿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

干革命就是你们的专业

虽然有工人师傅的友善和理解,但是被迫远离自己专业的大学生们,内心深处时时都在想着专业对口,盼望有一天能干回自己的专业,一展拳脚,哪怕是干一些多少带点儿技术含量的工作也好。虽然不能正正式式,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否则,就会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没有长期扎根基层的革命决心。)但是,在适当的场合,时不时的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一次,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和公司第二把军代表搭话,不失时机地我表达了想专业对口的愿望,不成想,这位翟姓军代表立刻变了脸,作色道:“什么专业对口?干革命就是你们的专业!”我无话可说。

老天爷是纸老虎

我们是芸芸众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这位翟姓军代表,还想把老天爷也纳在他的麾下,命令老天爷也听他的指挥,哪里想得到,老天爷不是吃素的,结结实实地把这位军代表戏耍了一遭,让他在全公司职工面前丢尽了脸,成了全公司的笑柄。

一天,全公司在露天灯光球场开会,是那种战前动员,战后总结或表彰之类的会。初时,还风平浪静,大家按厂矿,连排,班组坐在地面或水泥台阶上,一边让劳做后的疲劳慢慢消散,一边左耳进右耳出的听着领导的讲话。就在翟姓军代表在台上慷慨激昂时,突然一阵狂风骤起,卷起球场里的尘土和碎纸屑,在场内盘旋滚动。人群有些许不安,军代表继续他的演讲。紧接着,乌云压上头来,霎时间黑云密布,狂风大作,人们开始骚动,噪杂起来。军代表极力安抚大伙:“大家不要乱动,这点儿风吹草动吓不倒我们革命群众,乌云就会过去,光明就在前头!”可是,乌云不但没有过去,反而越来越浓重,黑压压的盖在头顶上,狂风肆虐,吹得主席台上的遮雨棚上下颤动,噼啪乱响,哪儿还有一丝光明!随后,豆大的雨点儿也砸了下来,人群乱了起来,大家开始规避。翟姓军代表却更加斗志昂扬:“职工同志们,多少大风大浪我们都闯过来了,难道这一点儿风雨还能吓倒我们革命群众吗?老天爷就是个纸老虎,它吓不倒我们,我们不怕它!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最大的胜利!”军代表的话音刚落,唰的一道刺眼的闪电,把个球场照得惨白一片,紧接着是一声震耳的炸雷,轰的人心头发颤。狂风裹挟着暴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霎时间横扫了整个灯光球场,人群像炸了锅一样,纷纷作鸟兽散,“胜利的大会”变成了“风雨夜归人”,只剩下公司的几个领导,在主席台上陪着军代表尴尬。虽然天天在讲“人定胜天”,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谁都可以是纸老虎,唯独不能把老天爷当纸老虎。职工大会无疾而终,翟姓军代表却给全公司留下了一段佳话,从此,“老天爷是纸老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资。

材料堆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我被从冶金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调到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专业对口”。近代物理所位于兰州的中心地带-盘旋路,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其属下的大部分研究所都分布在这一带,还有兰州大学,省委,省军区等也都在周围。近代物理所的主体项目,是“科学大会”后国家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从各个地区,单位,专业对口调入近物所的有上百号人。虽然是花了十年的时间只向前走了98公里(兰州距离白银98公里),虽然仍然是山穷水恶,仍然是污染严重,仍然是物资极度贫乏,我和大家一样,还是欢欣雀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把丢掉的十年尽快补回来。

来到近代物理所后,“摩拳擦掌”没几天,第一轮打击就来了。刚刚专业对口调入所里的人,基本上都被分到附属科室,边缘专业,更谈不上和重点项目沾什么边儿了,理由是我们“缺少专业技能”。去找领导表达诉求,所党委副书记对我说:“你不就是学材料堆的吗?这个工作正适合你!”我所学的专业是“反应堆材料”,“堆材料”和“材料堆”两个词虽然字的组成成分一样,只是排列上有一点儿小小的差别,可是它们表达的意思就差到天上地下去了。不懂行的人可能会产生口误,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口误的。不过还好,是说我学“材料堆”的,如果他说我是学“垃圾堆”的,那我无论干什么都是专业对口,因为,不管什么东西最后都要变成垃圾。

不给涨工资

春天的信息一个接着一个。很快,又传来要涨工资的好消息。白银地区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工资是62.5元,这62.5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年。两个人用,这些钱还“绰绰有余”,有了孩子后,就捉襟见肘了。白银没有牛奶可买,也没有任何代用品,我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养大,只好放在北京,请人照看。每月工资一发下,首先给小孩寄去5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75块钱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虽然是物资极度贫乏,花销不大,可这75块钱也还是太少了。每到月底,两个人就得数钢蹦儿过日子,有时真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个要涨工资的消息真像和煦的春风,吹得大家心头暖洋洋的。可是,涨工资方案一下,和煦的春风一下子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吹得人透心凉!领导的决定是,给文革期间毕业,一毕业就分到所里的大学生连升两级工资,而我们这些刚刚专业对口归队,十年没涨一次工资的人根本没份儿!也就是说,除去他们自己应长的的一级外,再用我们的指标去给他们多长一级!百十来号人顿时群情激昂,愤怒无比,纷纷找各级领导讲道理,讨说法。可是领导们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一句“我们只搞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碳!”就把人扔进了冰窟窿,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毕业十年后,我们还得继续拿那62.5大毛的工资,也还得继续过那种捉襟见肘,月底数钢蹦的日子。至此,大家才猛醒:我们这些人已经沦为二等公民。

不让去北京

有等公民也好,没等公民也好,工作还得做,日子还的过,尽管内心充满了屈辱。

“科学大会”一结束,许多人都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兰州初试,北京复试,孩子爸都考得很好,超过了高能所的录取标准,一心准备进京去高能所读书。可是,左等右等,录取通知书就是不来。四处打问,才慢慢知道些端倪:北京高能所不肯录取,近物所也不肯放,只让在近物所当研究生,理由是什么?不知道,没人告诉你!眼看着被录取的考生纷纷打点行装,兴高采烈地奔赴新生活,孩子爸坐不住了,直奔京城,一探究竟。京城三个月,找了无数的人,咨询了所有的有关单位,跑断了腿,说破了嘴,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到高能所读书。希望也如过山车,一会儿有了一点儿希望的小苗头,一会儿又跌入深谷,把人折腾的要死要活。在兰州等消息的我也是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今天有了一点儿新希望,紧张压抑的心情就能得到一些舒缓;明天,希望又破灭了,一下子又跌入万丈深渊。每天就是这样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往复循环着,很是折磨人。

刚来近物所,我们被分配住在单身宿舍楼六楼,临时隔开的一间小房间里。六楼没有上下水,没有取暖。水只能从下面的楼层打上来,取暖则用煤火炉。这天,又停水了。整栋楼都没有水,只有楼后面平地上的一个水管有水可取。平时从五楼,四楼,甚至是三楼取水用,虽然是觉得不方便,也感到吃力,但是还勉强能对付。这次全楼停水,奈何?左等右等,水就是不来,可是饭还得吃,脸还得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平地挑水上六楼。我反复问自己:“能行吗?我能挑水走楼梯吗?我能把水从底层挑到六楼吗?”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不挑水吃什么,用什么?我无可选择,无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去一楼平地上挑水。人的潜力和生命力的强大,有时都能把自己吓一跳。我挑起两桶水上楼,扁担前短后长,水桶前高后低,走起来摇摇晃晃,磕磕绊绊,在楼梯上像耍特技一般。我提心吊胆,一步三晃的往六楼蹭。正是午休时间,楼梯上,人来人往,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很淡定,没有一个人对我的“猴戏”感兴趣。一位同系,比我们高一届的男生,走过我的身旁时,问候了一句:“往六楼挑水啊?”,精神上支持了我一把。就这样,我前倾后仰,左摇右晃,走走停停,步步为营,泼泼洒洒,稀里哗啦,总算蹭到了六楼,弄了点儿水回家。

拖着发软的双腿,按着怦怦乱跳的心脏,怀着满腹的绝望,大口地喘着气,磨蹭到六楼的阳台上。雨后初晴,天上同时出现了霓和虹,双虹的出现本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可是北京传来的消息,又一次把我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十年的茹苦含辛,坚忍不拔,十年的期盼,孜孜不倦,十年的苦和痛,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二等公民,是处处设卡,是无路可走,是漆黑一片!站在六楼的阳台上,看看欲晴还暗的天空,再看看楼下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生有何欢?死亦何苦?就这样一步跨出去,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北京的抗争终于铩羽而归。这天兰州暴雨,我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他,天上暴雨狂泻,地上激流汹涌,高筒雨鞋里灌满了雨水,身上的雨衣也只剩下了象征意义。他人瘦了一大圈,剃了个小平头,有点儿让人认不出来了。回到六楼的小窝,两人相对无言。想想这些年的苦,想想来到近物所后所受的屈辱,再想想这三个月的无望抗争和前途的一片漆黑,我难忍心中的悲苦,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不给提职

北京不让去,在近物所当了所长的研究生,可没成想,恶梦还没有过去。所长共有五个研究生,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做实验,一起写论文。尽管孩子爸的智商,能力和努力都在平均水平以上,考试和做实验都走在前面,可是每次发表论文,他的名字总是垫底。所里开始评职称,我因为工作“有成绩”,被评上了助理研究员,孩子爸却不能评上助理研究员的中级职称,说是因为在读书,“对所里没有贡献”。毕业十年后,还得继续当他十年一贯制的“技术员”。这就是现实,无关你的能力,无关你的努力,无关你的成绩。

毕业到白银后,孩子爸被分配到运输部当铁路养路工,每天在光秃荒凉的矿山工区露天作业,“砸洋镐”。冬天寒风刺骨,夏日毒日暴晒,没有一棵树可以遮阴,没有一堵墙可以挡风,工休时也只能待在在寒风里,暴晒下,无处躲,无处藏。脊背上晒爆了皮,痒得实在难受,就找块大石头,把脊背贴上去,死命蹭两下。因为劳动强度大,伙食定量是特等二级,一个月52斤,只比特等一级的炉前工伙食定量少了2斤。早上就是再吃不下去,也必须得硬塞下三个馒头,可就是这样,没到中午肚子就又饿得咕咕乱叫了。砸完一上午的洋镐,匆匆安抚下饥肠辘辘的胃,找根扁担,躺在上面就能睡着。

为了减轻养路工的繁重体力劳动,孩子爸领着一群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养路工搞“养路机械化”,设计,制造了“捣固机”,“扒渣机”,“液压轨缝调整器”,铇道岔用的”龙门铇”等一系列机械产品,大大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上,支援经济上有困难的职工,帮助工人学文化,给他们理发...他的努力,他的拼博,他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工人师傅的认可,被评为知识分子标兵,到全公司大会上去讲用。

曾经的知识分子标兵,仍是一如既往的努力,仍是不顾一切的拼命,怎么到了近物所就变了味儿了?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只是折腾你,让你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不让出国

不久,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传来可以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消息,我们又看到了一线光亮。

从收集美国各高校的资料开始,选学校,写申请,找导师写推荐信,准备各种材料,找财政担保...忙了好一阵子,终于发出了一批申请信。没多久,就有了回音。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助研待遇的确认和办签证用的IAP-66表。于是,附上有关资料,正式向所里提出申请,请求批准自费出国留学。申请递上去后,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再等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动静。去有关部门查询结果,说不知道;找有关领导询问进展,顾左右而言它。怎么回事?推荐信是所长写的,所长是研究生导师,又是所党委委员,既然推荐信都写了,应该说原则上已同意自费出国留学了,为什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伤透脑筋!就这样,左等右等,左拖右拖,拖过了报到的期限,只好给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导师写去一封道歉信,说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入学。

第二年,再一次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这次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发来录取通知,助研职位和办签证用的I-20表。再一次向所里递上自费出国留学申请。还是所长,党委委员兼导师的杨教授写的推荐信,还是石沉大海,还是杳无音信,还是顾左右而言它,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期间我到南京去开了一个专业会议,回来这天,孩子爸到火车站接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他脸色不对,满脸乌云,情绪极坏。心想,我刚开完会回来,又没惹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回到家里,他才慢慢道出缘由:就在我在南京开会期间,他继续四处打听,始终不得要领。一位在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实在看不过去,私下偷偷告诉他:“你别白费劲了,所里不会放你走的。其他你就不要问了,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他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五黄六月的大夏天,全身冷得发抖,牙齿咬的嘎嘣嘎嘣响。回到灯黑灶冷的家,他无心吃饭,觉也睡不着,就骑车去所集体宿舍,找那几个单身研究生打牌消愁。没了希望也就没了约束,为了多消磨一些时间,为了更长时间的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痛苦,这牌一打就没点儿了。你的神经要麻痹,别人的神经还正常,眼看清晨两三点了,那几个人就嚷嚷着要睡觉。他下楼一看,院门已落下了大锁,无奈,叫来牌友帮他脱困。自己先爬上一人多高的院墙,再让那个最高最壮的研究生把自行车托过头顶递给他,然后转过身,慢慢把自行车顺到地面,再跳下院墙。三折腾两折腾就把宿舍管理员折腾来了,先是认为进了贼人,手里拖着个大棒子,再一看是这几个小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免不了一通好训!

骑行在昏暗的,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被麻痹的神经慢慢苏醒过来,几年来的挫折和屈辱,一幕幕如狂潮般袭来,排山倒海,冲击着胸口,憋闷的喘不过气来。该涨的工资不给涨;该提的职称不给提;考上了高能所的研究生又不让去上;想老老实实的在所里当研究生,又处处挤兑你;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又偏拦着不让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要怎样?给个明白话行吗?那种无助,那种痛,那种悲愤,无以言表,真恨不得把自己一头撞死!

哀大莫过于心死,从此,每天骑行在上班的人流中,看着前面人自行车的后轮,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往。

艰难度日

日子难过天天过,苦痛难忍时时忍。

不久,我们搬到火车站附近新建的职工家属宿舍。

住在四楼,紧挨着东站旅馆的锅炉房。锅炉房的鼓风机常年日夜轰鸣,门窗紧闭仍然是震耳欲聋。锅炉房大烟筒飘落的煤灰铺天盖地,阳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黑灰,谁家的门窗都不敢打开,阳台也成了摆设。职工们忍无可忍,不断反映,要求领导解决噪声和煤灰污染的问题。左拖右拖,最后所里还是请了专业人员来测噪声,测出的结果远远超过了使人产生耳痛的声压级界限-三级噪声的120分贝。严重的噪声污染可影响人的神经系统,使人急躁、易怒,甚至神经衰弱;亦有害于人的心血管系统,增加患高血压几率;还会损害视力,使人的视力减弱;损害听力,甚至使人丧失听力...可是,测量归测量,超标归超标,却没有人来解决问题,刺耳的噪声一如既往没日没夜地肆意咆哮,黑煤灰继续一年四季随意飘洒,再怎么反映也没有回音了,大家继续在焦躁烦闷中度日。

扛自行车上下楼是每天必修的功课,每天下班时扛车上到自己的楼层,在本已十分窄巴的蜗居里再占去一大块地盘儿,明天上班时再扛车下来。无论你是身强体健还是老弱病残,虎背熊腰还是弱不禁风,都得整装上阵,没有例外。如果想偷懒儿,或者忘记了,把车停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自行车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治安问题严重的时候,所里要求每个门洞每天必须留一位职工坐在各自的门洞口守望,以防贼人破门偷盗。

用水仍然是大问题,家里常常断水或只有涓涓细流,因此,家家备有水缸。要洗衣服就有点儿难度了,脏衣服攒的差不多了,就要半夜时不时的起床查看,是否有水来了,若来了水,就赶快叫醒另一位,两人七手八脚的把洗衣机接上上下水,开动起来,迷糊着睁不开的眼睛,半醒不醒地,轰轰隆隆地折腾一阵子,等到睡意全无,完全清醒后,衣服也洗得差不多了。因为要时时注意水是否来了,睡觉就特别警醒,有时,一位半夜起来上厕所,另一位会错认为是水来了,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急急火火地去洗衣服,一回头,见那位正从厕所里出来,只好懊丧地再回去睡觉。

站前惊魂

这天,晚饭后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间,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震得家里的玻璃窗子乱抖。怎么了?是地震?或者是什么地方在放炮?都不对!如果是地震,为什么其他东西都没摇晃?要说是放炮,这声音也太大了点儿!满腹狐疑,到外面转一遭,也看不出什么端倪,问问邻居,也都不知所以,疑疑惑惑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班后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在火车站前,引爆身上的炸药,把自己炸死了。据看到的人说,现场极为惨烈,炸碎的肉飞得到处都是,挂在站前的灯柱上,花圃的围栏上...是什么人这么决绝,家中巨变?身患绝症?上访失败?人们感慨着,叹息着,猜测着,不解着。不管什么原因,我却理解他心中的痛,知道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人到了某种境地,身心俱疲,那种绝望,那种疼真正是忍无可忍,的确生不如死。这个心灰意冷,无路可走的人却是个善良的好人,引爆前,他特地招呼周围玩耍的孩子们远离他,确认不会伤及他人后,才引爆炸药,把自己炸死。是谁?是什么把他逼上了绝路?

离开伤心之地

经过六年的磨难,屈辱和忍耐,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所的调令。所领导开会讨论要不要放人,因为有助研以上职称的人如果要调离,必须经过党委同意,而讨论的对象是我。孩子爸虽然是研究生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可还在当他已当了16年的技术员,没有中级职称,没有资格劳驾党委讨论审批。我呢,好也没好到工作离不开我的程度,坏也没坏到遭领导憎恶的地步,所以得以通过。到人事处去办调离手续,平时满脸严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事处长,今天脸上反倒有了些暖意。颇为关切地对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调离近物所呢?在所里干不是挺好的吗?”我说:”理由很简单,我们爱近物所,可是近物所不爱我们。”要是在平时,他肯定会立马翻脸,狠狠批你一顿。这次太阳却从西边出来了,他不但没发飙,反而温和地笑道:“话也不能这么说,近物所还是挺重视你们的。”

人要走了,大环境反倒友好起来,看到的笑脸也多了。不少人前来询问怎么办成调动的,还有哪些单位要人等等。室支部书记也主动来关心我,并教我说,不要悄没声儿地就走了,要到各个课题组和有关单位去和领导,同事们话别...托运家具那天,两个人所在的室来了不少人帮忙,后勤处处长也破例让我们用隔壁空置的一套房间打包。大家在隔壁空房和楼前的空地上拉开架式,只半天时间,所有的家具都打包完毕,运到火车站托运。有人帮忙归有人帮忙,自己还是累到了几近虚脱。从火车站回来,把自己扔到地上的塑料泡沫堆里,就再也不想动了。

离开兰州这天,除了同学,朋友外,两个室又有不少同事到火车站来送行。更出乎意料的是,孩子爸所在室的副室主任也来了,而且因为临近中秋节,他还特意买了一盒月饼送给我们,祝我们中秋快乐,一路顺风。火车临开时,这位副室主任还再三叮咛,让我们到了广州后,一定多方努力,替他在广州寻找适合他的职位。

火车缓缓启动,望着越来越小,挥手送行的人群和那渐渐远去的兰州,六年的近物所噩梦终于结束了!

十三年后再访近物所,老所长已驾鹤西去,当年的同龄人被提拔成了各级领导。副所长请吃饭,有关人士作陪;外事主管陪同参观那个我们曾无缘参加的近物所的重点工程;小范围见面会,热情咨询;各方人士纷至沓来,欢声笑语...想起那曾经的六年梦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夏纪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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