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孩子们（图片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看中国2017年6月2日讯】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纯真，但在我们那个时代，纯真意味着能够被欺骗。
——汉娜・阿伦特
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在1937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几百年后，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表达他们对德国——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
“我还记得，当我执勤结束的时候，每次都要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元首三呼‘万岁’。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爹亲娘亲都不如元首最亲。”
很多年后，卡尔・海因茨-杨森，仍然会重温那个“美好时代”，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身穿着褐色的制服，像一名真正的军人一样手持不能发射子弹的长枪，守在岗位上岿然不动，他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愿望：为了元首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人荣誉感了。在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里，每个人都在元首慈爱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感到充实而满足。
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同样有一群孩子为伟大领袖高唱颂歌。每天，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颂声中醒来，对生活在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儿童来说，乃是一种荣耀。举首四望，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如何爱护儿童的慈父形象，“他的画像每天都会出现在苏联报刊上……时而是在少先队员的簇拥下，时而是怀里抱着他那位10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乡下的图像”，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有谁会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呢？在一次休假后，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驱车经过高加索里维埃拉疗养院，遇到一批儿童，他停下来，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温存的谈话，把他们带到一个小货摊，请他们吃糖果。
苏联宣传画，是斯大林给苏联儿童带来幸福生活的（图片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如果把《耳语者》和《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放在一起阅读，有时会产生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元首和领袖慈爱护佑下的儿童茁壮成长，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伟大理念的接班人，而孩子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小为之奋斗，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契约，看起来天衣无缝，民众从小就被培养与领袖和元首为国家擘画的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那么，按理来说，他们所宣扬的美好未来也将会随着这些孩子的长大而到来。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幻象，那些宣传口号中的内容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那个时代，这个幻象却清晰而顽固地渗入到儿童的脑髓里，问题也许恰恰在这里，孩子们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这种幻象之中的？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图片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第一堂课：诱导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随时准备为元首而死。将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塑造成道德楷模，使孩子自愿服从并且效仿领袖，正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并不是从“a”开始学起，而是从“S”开始学起，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
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让其无法忘却。这就构成的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时，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
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在一本名为《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的书里，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列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
为了达到目的，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的。小学三年级（九到十岁）的孩子认识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这一切都是根据“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因此，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列宁是怎样学习的？”、“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
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正确”。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正确”的例证，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在赞扬和批评之间，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从，也就由之形成了。
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但仅仅是“为服从而服从”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
“利用伟大的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品质”，也就是美德，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如果单是翻看内容，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正直、忠诚、勇敢、无私。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或者叫做大义灭亲，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时刻准备着！”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纳粹德国，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如此写道“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犹太人就是坏人。”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暗藏的敌人”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坏人”。
在纳粹德国，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为“纯洁种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苏联，玩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但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无私”，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诚、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消灭自我，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所写道的那样：“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毫不为己，一切为了德国。”
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拥有自我，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让孩子们相信，只要加入集体，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去问。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就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产者的儿童，无产者的儿童，从前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儿童，农民的儿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集体的仪式、合唱、游行，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到一个集体中的人，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但潜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恐惧。
苏联宣传画：《少先队员要讲真话，维护集体荣誉》（图片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第二堂课：恐惧
苏联宣传画：《少先队员要讲真话，维护集体荣誉》，一位少先队员站起来检举同学的错误行为，告发成为了一种美德，在宣传画墙壁上贴的画像正是因揭发自己富农父亲而死的少年英雄莫洛佐夫的画像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后者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前者则是告诉还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起诱导，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
在纳粹德国，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在苏联，“坏”阶级，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对党的非议等等，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被孤立，逐出集体。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只有加入集体，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朋友的孤立，谁也不再理睬他，谁也不会再帮助他，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无从立足。一个叫格尔特-埃克哈特・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落后者的名字会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谁要不是‘战友’，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要遭到排斥。”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完全不理睬他，以作为惩罚。在苏联，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被消失”。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有时，这种“消失”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尤金・叶尔钦在《打断斯大林的鼻子》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
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亲属于一个“坏阶级”富农，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也因此被“富农反革命”一家杀害。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血亲可能是你的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16岁犹太男孩，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给当地的报纸写信，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新生”，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正常人”的待遇，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
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荣誉”，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一位叫奇拉・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斯大林的爱人”，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怠工”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这位“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这看似无解，但却合情合理，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以至于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
毕业：长不大的“新人”
“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新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新人”的，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融入集体，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但当他们长大，进入成人社会后，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等级森严，官僚严重，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但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于那种话语，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更习惯了那种思维——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唯一方式。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童年——他们都是“好孩子”，都深深地理解如何“听话”。但成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自我思考，而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堂课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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