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老先生（摄影：陈筱筱）
血雨山河百万重，往事惊心忆梦中。
可怜朋辈多成鬼，痛哭中华失国松。
媒体无良忘往事，庙堂禁言拒春风。
仰视中天丛林望，挥鞭狂笑别马翁！
六十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反表了臭名昭著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拉开了全国性的违法违宪的“反右斗争政治运动”，迄今整整一个甲子。我是这个运动的经历者、参予者、受害者，也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老人。回忆谈及此事仍惊恐万状，唏嘘不已，好像还在血雨腥风的恶梦中。
六十年前毛泽东用极其下流的“阳谋”欺骗手段，通过中共喉舌，再一、再二、再三地动员号召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凡是向中共提了意见的知识份子，没有一个逃脱这场政治厄运。据1980年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被定为右派分子共有552877人。2009年国内民间刊物《炎黄春秋》披露解密的中央档案记载的数字是：“右派分子有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总共461万之多”。对此，中共当局既不公开确认，也不否认。2016年，民间研究机构香港五七学社，收集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约在180万～310万之间。”无论哪一方面的数字，都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迫害，也是毛泽东为镇压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剪除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推行极权法西斯统治而最早使出的流氓手段，自此中国进入万刼不复的灾难历史。
回归报社我已是满头白发，平步不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形影相吊，孑然一身，近“知天命”之年。好在壮志不减，红心犹存，重操旧业，拼命爬格子挣钱。1981年8月，为歌颂肯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在四川《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愿出监的人》的小说，想不到被当局列为“清污”对象。于是全国清白桦《苦恋》，四川清我和孙静轩（他在《长安文学》上发有长诗“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为了保住新建的家不再毁灭，不再做忍饥挨饿的“政治贱民”，我当机立断，告别文坛，到报社农业组当记者，写欣欣向荣的“专业户”、“万元户”，不再染指文学创作。近而思想开窍，“下海”经啇办企业，举家北上帝京，打拼20多年，渐次成为中产阶层一族，不再依附“组织”生存。
从1985年到2005年，整整二十年间，我基本上不写文章，不言政事。不知是解不开的历史情结，还是逝不去的灾难阴影，到了200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脱下红绣舞鞋，告别“啇海”跳了出来。一个心思地写历史往事，还与北京和全国百余名难友联署发起“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并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提出三项要求：“一、反右斗争是个违法违宪的政治运动，必须全盘彻底否定；二、中共应向受害人公开赔礼道歉，还历史一个公正；三、赔偿当事人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谁知这些合法合理的要求，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再次视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纪念集会当天，我即被有关部门列为严格监控重点：外出有车有人跟随，住宅小区有值班人员看守，一切通讯设备被切断，接着限制出境。
“反右斗争”不但违宪违法，而且是场旷古未有的反人类罪行！受害的不只是50多万知识精英，而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浩然正气！它不但颠倒了是非、美丑、善恶、真伪，而且彻底地打断了知识份子的脊梁，使中国人变成没有灵魂、没有信仰的躯壳。如果说“反右斗争”前中国人还能说点真话，“反右斗争”后就不能不说假话。因为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说真话、实话，要当右派、要坐牢。说假话能升官发财晋升高位。
毫不夸张地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共从追求民主进步走向公开反动的分水岭，是从有过的建设新中国自由平等的愿景，转向专横独裁压迫人民的鲜明亮相！自此，中共拿起雪亮亮的屠刀，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广大群众，才有“大跃进”的“三年人祸”灾难，才有十年浩刧“文革”的血腥，才有“89.64’”天安门广场的”血洗”。直到现在中共仍坚持60年前的治国套路，不准人讲真话、实话，继续封杀言论，实施以言治罪国策，走不出“反右斗争”的政治死结。这个死结不解开，中国永远不会有民主法治，更不会有“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那才是梦，真正的“中国梦”。
2017年4月于成都囚居地清水河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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