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共摧毁知识份子的4种方法(图)

2020-12-20 19:30 作者: 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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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
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50年多前,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中共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份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中共要消灭的是知识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中共在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的中共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他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份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中共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份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份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份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份子,他们针对中共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份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中共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份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中共摧毁知识份子的4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中共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份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份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1、“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中共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中共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中共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2、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中共具结画押。这是中共剥夺知识份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中共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中共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中共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份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3、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中共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份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中共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辰君 来源:新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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