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狼群像，左起：华春莹、耿爽、桂从友、乐玉成 下左起刘晓明、崔天凯、王毅。（图片来源: 合成图 视频截图 Getty Images 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1年4月15日讯】近来的有些事情引起了我深深的忧虑。
我一直都在寻找一家能够加工精细产品的公司。前不久在网上找到一家英国公司，看似具备这种能力，于是我发了电子邮件去询问。回应很快：有能力也有兴趣承担加工业务。回应的是位部门经理，他的姓名使用的是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显然是从大陆过去的中国人。现如今的世界，在一家英国公司里有一位中国人做部门经理，这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对此我并没有在意，在此就以Z先生称呼这位部门经理。
我在网上查看了这家公司，姑隐其名，以V公司称之。从网上得知，V公司于1958年被一位名为Freeman的英国人创办，产品以显微镜为主，在英国、欧盟、北美、亚洲都有分部，现有员工220多位。看来，这是一家普通的英国公司。于是，我和Z先生通了几次电子邮件，我把加工的难处图示给他，Z先生看了以后说，他们能做。然后要求通话，我同意了。在电话里，Z先生的山东口音告诉我，我猜得不错。他说，他们有能力，也有兴趣做这产品。我从网上得知，V公司的加工、代工遍布欧盟、美国以及亚洲国家。但Z先生声称，只限于欧盟国家，不会到其它地方做。接着，Z先生申称先要得到一大笔钱用于添置昂贵设备。此外，他还要我提供正式的工程图纸。我回答，按惯例，在进入深入话题前，双方必须签订保密协议。Z先生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要求。我问使用谁的保密协议，Z先生说保密协议都差不多，我们议决采用他们的保密协议。
第二天，我收到了Z先生发来的保密协议，立即下载了阅读。果然如Z先生所说，所有的保密协议都差不多。不料看下去以后，让我大吃一惊：这份协议的8.2款上居然写道（原文为英文）：“本协议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接下来还有：“本协议在执行中如遇有分歧，且不能协商解决，六个月以后，由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法庭审理，作最后裁决，并执行”。
Z先生发来的这保密协议里还有一条规定：本协议有英中两个文本，同样有效。
我立即回复Z先生：你们是英国公司，我在美国，我们之间的保密协议是我们双方的契约，为什么要采用英美以外的第三国的语言另立一个文本，而且我们之间的协议居然受制于这第三国的法律保护，由该国指定的法院，在该国仲裁我们之间的争议，并在该国执行仲裁结果？
Z先生的回答来得很快，但是闭口不谈我的问题。在我的追问下，Z先生答道，那是适用于远东国家的条款。可是这协议明明是发给我的。再说，为什么英国公司和远东国家的交易要用第三国的法律保护、仲裁和执行呢。没有回答。我不理解其中的原因，追问下去这事也和我无关了。
Z先生的行为让我想起一个很受中国人诟病的法律：治外法权。根据这项法律，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不受中国法律制约，而是由嫌犯的宗主国的法院依据他们自己的法律审理。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但是Z先生（或者他的老板）走得更远，他们要使用第三国的语言，还有第三国的法律，在第三国保护、仲裁和执行英美两国之间的业务，以及英国与远东国家之间的业务。这种安排看上去很滑稽，不知V公司为什么会接受这种安排，还是Z先生没有告诉我实情。但是，这是清清楚楚地写在保密协议上的。
1949年十月一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近百年来饱受苦难的中国人听了真是热泪盈眶。令人想不到的是，时隔七十多年，站起来了的部分中国人开始站到别人头上，也要实行新的治外法权！
记得在我国最困难的1960-1962年间，在一次小组政治学习会上，我谈起那些年来我国的外援时说，我们在自己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提供这么慷慨的外援，希望将来的世人和我们的后人记得这事。对这种大方得令人心痛的外援，如果不想犯错误，也就只能讲到这里。可是，即便是如此地省己待人、慷慨解囊，换来的却不是朋友，反而是冤家。为什么？不能总骂所有的受援国都是白眼狼，我们自己也该反省一下吧。Z先生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呢？想一下那些“远东国家”面对这个新的治外法权时的感想，他们接受这样的条款，一定有他们的难言之隐。那些受援国在心里不见得会感激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的价值观又没人接受，所以没有朋友。说我们好话的只是为了要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占领和改造，得到的不是白眼狼，而是伙伴。这成功靠的全是金钱吗，也不全是。美国占领军替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逐渐地改造日本军国主义；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扶助了战后的欧洲各国，培养起共同的价值观。其实，国家和个人一样，全靠金钱是卖不来友谊的，还要“谈得拢”才能做朋友。只有凭借共同的价值观，才能“谈得拢”。美国在越南打了二十年仗，出兵最多时达六十万人，双方死伤无数，可谓血腥。可是美越两国彼此没有成为冤家，这是很令人奇怪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事情总是有原因的，不知我的中国同胞们想过没有，原因是什么。远交近攻？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什么既不和我们套近乎，也不和美国翻脸？
我们的外援拿出去的是省吃俭用下来的真金白银，收获的却是虚情假意，甚至是敌意，冤不冤？我们有真正的朋友吗？看似有个巴铁，谁知道政局变动以后会如何。还有一个貌似的朋友，但占领我国领土最多的也是这位“朋友”。至于鸭绿江边的那个，最好别提。
我还想起最近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这些年中国调整了政策，勤劳又聪明的中国人搭上了世界潮流的顺风车，国力大增。但是很快就有人沉不住气了，大叫“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和“厉害了我的国”。在这种情绪的渲染下，Z先生所在的公司拟定的类似于治外法权的条款就敢于出现在国际保密条款中；更有甚者，中国外交领域最高官员杨洁篪先生在这次中美会谈中竟然说出“美国没资格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类话，而且在国内还受到热烈吹捧。这让我想起文革时代，风派人物嘴里偶尔会来一句TMD,或像阿Q一样，来一句MMD，以表示自己“革命”。似乎红卫兵时代又来了。不用进外交学院，也不用多年的历练，任何一位粉红都讲得出来杨先生这句话。但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不知杨先生是否想过，什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成熟的外交家？今后中国人民将要为他的这番“强硬”付出何种代价？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杨先生的做派让人想起周恩来总理，他那时的处境比现在困难得多，可是他仍然保持机敏、不卑不亢的外交风格。即便是兵戎相见的对手，私下里对他的个人魅力仍是称赞有加，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外交部不是国防部，它的职责是广结善缘，争取朋友，即使暂不能做朋友也要清楚地讲明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也许将来可以成为朋友。而不是图一时痛快，像红卫兵一样地打嘴仗，做战狼，全然不顾后果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再次请问杨洁篪先生，什么是一位高级外交家的眼光、职业道德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责任感。想过没有：比起讲狠话，还有更高的原则要服从。
实事求是地说，杨洁篪先生并非肤浅无知之辈，但为何会在如此重要会议上口无遮拦，这是他的真心话吗？
最近看到一条声援杨先生的微信：“我们这是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表示，不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不承认美国为首制定国际规……”。恕我直言，写这微信的人，思维逻辑似乎有点混乱：既然是普世价值观，还分“东方”和“西方”吗？再说，存在“美国为首制定国际规则”吗？二战后期确实有过中、美、英、苏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但那不是“美国为首”。不知道持这微信观点的中国人有多少，想过没有，这样公开地宣称“不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会使自己变得多么孤立？我们的强国梦在这孤立中永远只能是个梦！西方的价值观自然有其值得推敲的地方，难道我们的价值观就完美无缺了？也许在互相切磋中就会逐渐形成普世价值观。世界上现存的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摧毁几十遍，除了协商和求同存异以外难道还有其它的出路？如果自认为真理在手，就不应该排斥互相切磋。赫鲁晓夫被我党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一句名言是：“你想要活，就要让别人也活”。难道不是吗？
除了周恩来，我还想起邓小平。只要不牵涉到他个人的功过，邓小平的许多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例如，他主张不出头，韬光养晦，不称霸。为什么？因为老大对老二总是防着的。可惜现如今很多人已经听不进这些话了，刚开始强大起来就已经头脑发胀，满世界张扬了。这样做，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的人口数（14亿）是美国的人口数（3.2亿）的4.4倍，等到我国的GDP是美国的4.4倍时，也才可以说人均GDP赶上美国。其它方面如何还不得而知。我们是否客观冷静地想过，一个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军事大国，人口数是美国总人数（3.2亿）加上欧洲各国总人数(4.6亿)的1.8倍，满世界地叫唤“崛起”和“对世界说不”，人家看了、听了会有什么感受，然后会有什么反应？这是我们希望的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吗？只有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人才喜欢呈一时之快和匹夫之勇。
一战以后，美国的GDP已经稳坐世界第一，人家何曾张扬过？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对权势的崇拜表现在，一旦自己有了一点权，立刻就会显摆（大意）。我看见一个视频，某处招聘工人，人名都写在小塑料牌上，发牌人叫了人名以后，不等人来取，随手就把小塑料牌扔在地上，任由应聘人满地找。可是他面前就有张桌子。其实，发牌人自己也是应聘人，他似乎本能地要表现自己刚刚获得的那一点点与众不同。这些年来我们看见的一些事，是否是在国家层面上反映出来的这种心态：我当年是受人欺凌的，现在轮到我做发牌人了。爱国贼的表演我们已经看够了。现在，这种表演的后果已经开始在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层面显现了（不采取对策才怪），而承担后果的将是现在的和将来的全体中国人民。毫无疑问，如果任由这些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人呈一时之快，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之路将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阻断。果真如此，这些人将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但愿这些人的言行只是出于一时的糊涂。
有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有种“似曾相识燕飞来”的感觉，因为太像文革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清理过文革，文革再回头一点也不困难。我很欣赏捷克的爱国作家尤里无斯・伏契克的那句话：“人们啊我爱你，可是你要警惕呀！”
当然，有些喜欢打嘴仗的人对于后果是不必担忧害怕的，他们早已经把家属和财产在西方安顿好了。叫做：反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管它日后洪水滔天！知道什么叫做无耻爱国贼吗？这就是。
我一直在想Z先生和V公司的关系。合理的推测是V公司已经被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但是在V公司的网站上却看不出已经被收购的事实，除非V公司被要求这样做，这才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只要V公司是独立的英国公司，就不会在保密协议中加入那些有关第三国的条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得而知。我喜欢Fair play，已于四月三日把这篇文章的底稿发给了远在英国的Z先生，征求意见。但至今还没有收到回答。虽然缺少Z先生的确认，我在这里讲到有关V公司和Z先生的所有细节都有我们之间交换的电子邮件为凭。
不久以前，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为安全起见，在此姑且隐其名）曾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历史，尤其是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迅速崛起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感谢这位雍智的学者的提醒，目光如炬啊！
这也引起了我深深的忧虑。
2021年4月7日于硅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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