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回忆录——苏联老大哥强奸中国女性(图)

2021-12-30 19:30 作者: 段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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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性
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性。(网络图片)

按:他低声嘀嘀咕咕地说:“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里,老大哥跳墙进来,要强奸我的……我气急了,冷不防一顿棒子把他打死,当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这个官司!”我说:“你们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这大哥半夜跳墙,可真……”没等我说完,他俩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个老头就问我:“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他说的是苏联军人!”

到了草岚子看守所,首先进行全身检查,因为我身上除了1毛6分钱和几支香烟外,别无他物,所以过程很简单。

一路上,从担心老婆今天怎么办着想,终于恍然大悟这位孟先生原来是共党的特务(不,他们叫做保卫人员)。他不是买书,而是用这套办法,把我拴住,免得临时不在,打乱了逮捕计划。

我觉得也未免太为我费心思了。我根本没有钱,大陆形势又已完全变化,我又能往哪儿逃呢?

不过中共为什么让我在北平“逍遥”这么久以后才动手抓我?我对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后来了解当时中共参加韩战,眼看联军部队要过鸭绿江,全北方都震动恐慌,中共为恐临时措手不及,就把“日本战犯管理所”撤到哈尔滨,沈阳兵工厂撤到黑龙江,并且计划好往苏联撤退的路线,然后才开始“镇反”运动,清除异己,以免这些“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抓进牢的。

进了监号以后,发现房间很小,除了一张约6尺长的板炕外,只剩不到3尺宽的地方聊可转身。门做得很牢,上面有一个小口,蒙着粗纱,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可看不见外面。号子里另外关了三个人,“组长”姓周,是国民党的一名尉级军官,四川省大足县人,我看他带着脚镣子,猛吃一惊。心想:“哎呀!我将来是否……”

其中另一个青年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是浙江人,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当职员,被发现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就给抓了进来。他当时正想戴罪立功,检举他哥哥私藏枪械。

我进来之后,组长就问我:“你犯的是什么罪呀?”我说:“我是国民党少将,罪恶一时说不清,将来当然要交代清楚。”这本是我一时含糊应付之词,哪知道,我却因此占了便宜,没在此处受到任何为难,这是我后来才理解到的。

晚上,看守一开门丢进一个大包裹,用手对我一指,把门又赶紧关上,我不明其故,组长开腔了:“那是给你送的被子。”我一看根本不成个被子,一个又脏又破的布口袋,里边包着一团团的烂棉花,摊不开,只能当单被盖。

天气很冷,思前想后难以入睡。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号子里的组长,原先被押在“炮局子”监狱,因为在韩战期间,他因在监狱里有鼓动暴动的嫌疑,结果被送来这儿,带上了脚镣。

我问他:“觉得怎样?”

他说:“正在竭力争取立功的机会。”

腊月廿九,门一开又送进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据他说,本来在甘肃天水什么银行当职员,是过年回家省亲被抓的。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自己也不清楚。组长目前猛揍了他一顿说:“你这是向我们宣传共产党冤枉好人,真是岂有此理。”又揍了他一顿,然后就出去汇报。回来不大一会儿,有个看守进来,把那青年背着手给戴上了手铐,掐得紧紧的,肉皮压得很深。汗珠子立刻就从那青年额上冒了出来。他痛得哼呀哈呀的,通夜大家跟着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两只手肿得鼓鼓的。组长这时改了口气,柔声和气地说:“昨天给了你一点儿,都是为你好,请不要见怪。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据实坦白,起码先能把手铐争取下来。”其他两人也随声附和。那个青年说:“只是在学校时曾跟左翼同学吵过架,在老师那里,曾说:‘那人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再想不到别的了。”组长想了一下说:“你不该避重就轻,不够坦白,应该自己承认是特务学生,向老师检举别人是共产党……”那个青年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组长又生气了。“拍”地几个耳光,那个青年也许看情势不好,就改口说:“我承认就是了。”组长说:“早这么说,不是就没事了。”门外早就有干部从蒙着一层粗纱的小口在张望,组长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不多时间,就有人叫那个青年出去。回来,他神态显得很自然,手铐也取下了。

这段经过给我的感受是:组长的暴行,干部是明知不问,组长的行为跟专制时代监狱的“炕头”(南方叫“水鬼”)差不多,我的心情因此极其复杂而沉重。

新年,难得有几个包子吃。想起过去在市场里看到有人被捕,家中从屋顶到地下都被翻炒,不知我家又是怎样,儿子已去哈尔滨,老婆这些天的生活不知是怎么过的?因而心如刀割,难以下咽。

大年初一,牢门哗啦一开,“碰”的一声又推进来一个庄稼汉模样的青年。他一边被推,一旁还问看守说:“把我送进来,到底为啥?”

这傻小子被那“组长”揍了一顿,边揍边问:“为啥?你自己明白,快说!”这个庄稼汉回答说:“我过年在亲戚家赌了小钱,一出门他们就把我抓来。”

组长说:“过年赌钱的多着呢!为什么不去抓别人,单抓你?是不是当过宪兵、警察、特务?”

庄稼汉说:“这些我都没当过。不过……我只是在家乡被王凤岗(据说抗战胜利后,在华北组织地方武力,假抗共之名,实际是共党的特务。)编为一名乡兵,哪犯什么罪呀?”组长冲他鼻子一指:“那就是反革命,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说法难解,很想接一句:“这个我可不明白!”但是话到舌尖又咽了下去。

过了几天,门开处看守叫我出去,然后用手向外边另一个门一指。这个我明白,出了门,猛见五公尺处,有个卫兵,端着冲锋枪对我高声喊:向左走!就这样地遵命转了几个弯,来到一个房间门口:“进去!背靠墙站着!”我一看一间大空屋子,很长,离我七八丈远的地方放着一张台子,后面坐着一个30多岁的人,旁边还坐着个女书记。原来这就是“审讯”。

他点完香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张国卿和王利仁到哪儿去啦?”

张国卿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王利仁是副处长,长春失守后两人都逃了。

我回答说:“张国卿在哪儿我不知道,只听说是逃走了。王利仁在北平‘解放’前,街上遇着他,后来曾到他的住处去过两次,但是他已经乘飞机逃走了,下落我不清楚。”

他又问:“王利仁当时住北平什么地方?”

我说:“住后河沿。”其实我记错了,实际上是北沟沿。

说到这,那名审讯员把手由左向右轻轻一摆,卫兵就下命令:“向左转,回去!”

回到号里,“组长”就问我到哪儿受审,我照实说了,他就说:“你是军统。至少你跟军统有关系。”

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这儿审讯的地方各有不同,你去的那地方是问军统案子的。

时间一晃,已到了2月16日,这天下午,忽然又提我,卫兵架着冲锋枪,叫我进了一间空屋。这回是叫我面靠左墙站着,

并叫我:“要老实点,不许回头!不许说话!”

接着就听着进来一个人,并命令靠右墙站着。

以后又进来一个人,把我那1毛6分钱还给我。他过去问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我记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名字了。

“乓”踢了他一脚:“他妈的!还不说实话!”

“我叫栗仲元。”

“你为啥改名换姓?”

“怕被捕嘛!”

我听到那名干部掏出盒子炮,把枪机一扳,对我说:“左边那个过来!”就把我的左手和那人的右手捆在一起。又下令说:“不准互相谈话。”出了大门,上了密封吉普车,两个人押着,一下子就送到前门东车站,上了火车。

在车上又发现多了一个拿黑皮包穿中山装的人,那两个押解我们的人,有事就和他低声密语,看来他是个头子。

到天津喊下车,这时天已经黑了,街上行人稀少,他们催我们快走。我们就用竞走式的速度前进。两个脓包落后有十丈远,紧跟着我们的那个右手插在衣袋里,故意顶出一个尖尖,以示他在握着手枪。经过一路上的自然活动,我和栗手上的绳子就松了。栗就向我示意,脱绳逃跑这的确是个好机会。可是又一想,前面是个什么去处,很是可虑,身上既没钱,不但没地方可投,如果被抓回,反而更糟糕。我便装痴作哑,不作反应。

跑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一个大衙门,原来是“天津市公安局”。先按了指纹,就被送进“号子”里。住了两天,又同另外三个男女青年犯人,押上火车。2月20日晚,到了长春,用卡车送到了公安局。原来那三名干部,就是由这里派去,到平津两地专程押解我们的。

长春市公安局拘留所,是个两层的圆形建筑,里边是一圈铁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房子,好像动物园的空心鸟笼一样。看守在中间,上下各号一览无遗。

我被关进楼上的一个号子里。原有两个人,一个是60来岁的老年人,一个是20上下的庄稼汉,两人在那里盘着腿正襟危坐,动都不敢动。我进去,他们好像不知道似的,我觉得很奇怪,小声问他们:“怎么这样坐法呀?”

那个老头儿用很怕人发觉的样子向我低声说:“这是反省,可不能随便辞去啊!被人发现可不是玩的!我曾戴过纸手铐,那个滋味?哼!”

这个话很新鲜,我就问:“什么叫纸手铐?你是干什么的?”

他用两个手指一比划,大约四五寸见方,接着说:“这是这么大的一张纸条,上边掏两个窟窿,套在两个大拇指上贴住,老举着手,如果弄破了,就罚立正没完。我曾经当过保长。”

我说:“是真的?你贵姓?”

他只是说:“纸手铐是我在来的那个地方戴过了的。”接着是摇摇头,我明白他是不愿告诉我他的姓名。这给我很大警觉,说话和动作,都加深了一层顾虑。

我是坐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我看那个青年人,稚气未退又满身牛气,老是纳闷。在我认为有机可乘时,就低声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他低声嘀嘀咕咕地说:“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里,老大哥跳墙进来,要强奸我的……我气急了,冷不防一顿棒子把他打死,当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这个官司!”

我说:“你们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这大哥半夜跳墙,可真……”没等我说完,他俩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个老头就问我:“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他说的是苏联军人!”把大拇指和食指做个八字手势,“他们称苏联是老大哥,东北老百姓也跟着成了习惯。”

我说:“那应该揍死他……”他俩便急忙使眼色,制止我再说下去。

我在这个号子里住了18天,才被提审。审讯室是个普通式的长方形屋子。审讯员叫我坐在尽头一张小孤凳子上,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想不到你会有今天吧?”

这句话很不好答,我只好顺着说:“是的,不曾想到我会被捕。”

他二话没问,用手一指门口,“去写材料。”

这个术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解其何所指。我问了一句:“怎么写法?”他“哼”了一声,“写自传嘛!从八岁起!”才明白是叫我写“自供状”。

写材料室是个百来平方米的方形大屋子,一转圈都是桌子,有20人在写,我按照监写材料人的指定地方坐下后,想到两个问题,很难下笔:一、怕我和军统局的关系,要惹起疑窦,纠缠不清。二、想起北平的家庭艰难情况,一心热望交代完了就能回去才好。所以坐在那儿,对着摊开的纸,默然思考了一下。那个监写员跑过来往桌子上拍搭一掌,指着我说:“这不是你当家的那个时候,坐在这儿摆架子!给我写!”这虽然很够受,但我很识相,二话没说,拿起笔硬是开始了。中间,有时不知不觉停了一下,那个监写员又开腔了:“怎么?你又耍骨头啊?”有了这个经验,果然就提高警惕,很少停笔了。在上述两种顾虑支配之下,军统那段经过根本没提,其他也是能简就简,重点只是放在“当八天县长”上面。一共写了3000多字,向监写员交卷,就回号了。一心妄想释放!

第二天一天没动静,我的想法趋于乐观。第三天,吃完早饭就提审。一进门,审讯员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蒙混过关哪?县太爷!”随向门外一喊:“来,给他戴上!”进来的就是那个提讯员,他先搬来一个铁砧子,然后又一手提一个大脚镣子,一手拿一支大锤子,用下巴向我一呶:“过来,坐在地上,把两腿伸出来!”劈里啪啦,牢牢地给我砸上。审讯员对我一指:“回去!给我反省!”

这对我还是新经验,一出门便摔个大觔斗,摔得皮破血流。哗啦,哗啦走了没有几步,提讯员又咆哮一声:“你给我提着走!不许唏哩哗啦的!”

回到号里,两个犯友,吓得面色如土,一声也不敢吭!各号的犯人也惊慌地朝我张望,全所我是第一个戴脚镣的,这一戴,就是5年。

来源:《战俘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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