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谍葛佩琦 反右第一枪为何射向他?(上)(组图)

作者:李昌玉 发表:2022-12-06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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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
1957年,共谍葛佩琦成了是知名度最高、最响、最臭的大右派。(网络图片)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记,党校校长。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没有打一个右派,后来在胡耀邦时代,还做了一个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经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错案达到7700人。他所在地区的右派完全一风吹,没有遗留一人。许多疑难死案,在他亲自处理下,得到平反。他被当地的人称为“青天”。他在调离该地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自动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余人。但是,说起反右来,对于反右运动,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打错,比如,那个葛佩琦……他要杀共产党人……

的确,反右运动的第一枪,就是射向那个“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那么,“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错没有呢?

幸好我专门写过《千古奇冤葛佩琦》,对于葛佩琦的冤案还能够说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与众不同地方是,他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诬陷、栽赃、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无中生有地报导说:葛佩琦讲“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人大周报》的文章时,再锦上添花说:葛佩琦讲“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政治学院讲话时,再加了一码,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下,一个全国最反动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个要杀“成千成万个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少将军官葛佩琦,闪亮登场,为发动反右运动取得了合法性正义性,为动员全党全国向右派份子反击打开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后的现在,2008年,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当时,真是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少将,并且在中共邀请“鸣放”的会议上,确实发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杀气腾腾的“意见”,而毛泽东却能够心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雅量,兑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把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当作执政者的警钟,不发动反右派斗争,那么经历过、见证过五十一年来历史的我们,保存的就不是现在这样的记忆,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更不会发生“6・28”贵州瓮安群众纵火焚烧公安局,“7・1”上海杨佳只身单刀闯入闸北区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伤4名干警保安,这样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悲剧不但不会发生,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都会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应了现在网上被广泛复制流传的1946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

葛佩琦,一个最反动的右派,一个右派的典型,一个历史符号。既然连上面我说到的那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建议编者把我2005年发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发表。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极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增加了我对葛佩琦的兴趣。

电视剧《风筝》中共卧底郑耀先(柳云龙饰演)被整得九死一生。
1949年后,中共间谍郑耀先(柳云龙饰演)被整得九死一生。(电视剧《风筝》截图)

1957年 中共“地下情报员”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份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份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若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合,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份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计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统战部宣传部召开知识份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我就读的山东大学的教授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统战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份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做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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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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