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千载之伟人的范仲淹、富弼都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然而庆历新政为何失败？（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天真/故国神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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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我们讲到，仁宗朝庆历三年，范仲淹等人提出十条新政。当时除了修武备中府兵法一项被否决之外，其余皆得实施。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庆历新政的很多措施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收效，有的，可以说，对后世影响都非常深远。比如说，范仲淹提出要整顿吏治，要“更定磨勘法”，就是改进官员考核制度。我们知道，宋初的时候，没有考核制度，没有所谓的磨勘法。“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意思是，只有能够做出政绩的人才可以获得提拔，而不是靠论资排辈。那些没有政绩，没有能力的人，至老不迁，一辈子都可能没机会升职。这是宋初的情况。后来有了考覈制度，也就是磨勘，也有了专门的考覈机构，叫审官院。文臣五年一迁，武臣七年一迁，到了范仲淹的时候，是文职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可以看出来，要求是越来越宽松。而且这种考覈已经开始流于形式，只要混到年头，就可按序升迁。范仲淹等人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目的是，一来不要让考覈制度流于形式，二来让真正的人才能够被破格提拔，不要被磨勘制度所限制。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才就被破格擢用。其中有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非常高，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包青天，包大人，包拯。当时御史台职位有了空缺，但是按资历推举上来的人，都是平庸之辈，欧阳修就进言说，我们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因为资历不够不能被举荐，希望能够不限制资历，唯才是举。而且御史台本来就设有里行，所谓里行，就是见习，实习的意思，属于非正式官员，欧阳修说的这种里行之职，正可授予那些因资历不够而未能被任用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包拯被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可以说，人才被破格任用，这是新政立竿见影的收效。
再比如第三条精贡举，这项变革下的一个具体举措则是在各州县办学校。我们知道宋朝非常注重文治教化，所以兴办学校，书院大兴，这与庆历新政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宋太宗时，曾经赐九经给白鹿洞书院，宋真宗时，曾经给应天府书院赐扁额，给岳麓书院赐书，又下诏在曲阜立学，这些都是意在鼓励兴学，但是真正做到让天下州县都开办学校，则是在仁宗朝庆历变法时提出并实行的。
可以说，这方面对北宋乃至中国后世的影响都非常之大。但是新政推行了仅一年多，就被叫停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因为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等等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呢，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上学学到的，或者是看市面上的一些历史书籍，里面的解读，很多都是这一类的观点。而且这种答案已经成了一个套路，一个公式，一有个什么变法，或者是任何变革，执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被归罪于想像中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大资本家等等被人们潜意识的划为既得利益者的这样一个群体。
当然我这样讲呢，并不是说，这个答案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存在的。因为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阻力，这肯定是有的。我们知道庆历新政有十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吏治的。特别是第一条明黜陟，第二条抑侥幸，第四条择官长，都是直接针对吏治层面而做的变革，所谓针对吏治，那就是直接针对人的，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们也的确看到，这三条执行起来难度最大，阻力最大，争议最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新法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受到反对，这个的确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那就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客观原因，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非此即彼这样简单。举个例子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我们知道现实有多么复杂，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制度上的变更，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变动，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会问题多多，利弊同存，反对者，支持者都有各自的理由，而且也并不都是出于触动了自己的利益这样单一的原因，它可能就是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如此而已。现实是这样，历史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先要有这样一个心理空间，先不要用我们的既定观念去给它做预设，这样才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到历史的真相。
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正题，庆历新政失败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呢。我们知道没有哪一种制度会是万能的，首先，制度是人定的，然后，还要由人去执行，所以再好的制度，只是一种美好的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还要叠加上人为的因素，之后，呈现出来的才是它最终的效果。所以，庆历新政在实施的过程中，大家就有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刚提到针对吏治的改革措施，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但我们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反对声音只来自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只来自于一些小人，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变法派内部，或者是受益于变法的人，或者是我们印象中的正直大臣，比如刚才说到的包拯。他是在实施新政，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被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的，为人又是刚直不阿，他绝对不属于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正是包拯，曾专门针对转运按察法上疏，提出异议，认为一些转运按察使对各地官吏的监察过于严苛，搞的人心惶惶。仁宗皇帝于是下诏对派至各地的转运按察使加以约束。
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再比如我们知道范仲淹，富弼都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但是，就他们二人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当时在选转运使的时候，范仲淹就拿着这个班簿，就是职官名册，“视不才者一笔勾之”。意思是，觉得哪个人才能不够，就一笔勾掉。富弼在一旁看着都手软，就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意思是你这儿勾的挺容易的，可是那些被勾掉的人，这一家子人都要不好过了。范仲淹听到这个话，就回应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吧。这个“路”有点类似现在的省，一路之下涵盖多个州郡，每个路都有专派的转运使，所以叫各路转运使，诸路转运使。范仲淹的意思是，一家人不好过，总比用人不当，让一路人都不好过要强吧。
史家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范文正富郑公千载伟人也观二公论勾官之事则知其识见亦不能无轩轾矣，意思是，像范仲淹，富弼这样堪称千载之伟人的人，在选官这件事上，都不可能完全的步调一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引申一下，何况其他人乎？！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在做事的时候，特别是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观点不同。
所以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当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遇到变法受阻之类的事情，头脑中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什么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等既得利益者从中阻挠之类的画面，其实这个想法本身，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审视它，会发现它是有一点点问题的。这个想法其实是现代人用自己的想像，甚至是带著有点类似阶级斗争这样的色彩，去往古人身上套用，把古代社会给撕裂了。而且我们现在提到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这些词汇时，都好像带着一种贬义，一种负面的印象。其实很多大富之家，都是勤劳致富，很多巨公名卿，都是出身寒门，比如范仲淹，吕蒙正，包拯等等，都是寒门出身。而且变法中，无论支持的一方或是有异议的一方，两方都有很多人是出于为了把事做好，用今天的话讲，为了社会谋福祉。
所以今天我们着重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庆历新政时的一些情况。由于新政在推行过程中有了种种争议，所以，也的确是有一些人因为自身利益被触动，于是趁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新政，攻击变法派。而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将变法派指为朋党。等到了庆历四年十一月时，宋仁宗下诏禁朋党相讦。这就意味着新政最大的支持者仁宗皇帝，也开始为朋党论所影响，对新政的看法有了改变，可以说本以艰难的新政推行，到了这个时候，就更加的举步惟艰，正如我们这一集标题所云：新政谋国多艰难 庆历四年秋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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