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六四大开杀戒的权斗逻辑跟毛泽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萧铂洁在《翻云覆雨毛泽东》一书的结尾中深刻地指出： “在这个体制里，凡失势者若要起死回生，必须找到一个超越组织的名义——革命、改革、反腐、群众路线，名字不同，逻辑相同。”
“人民”只是待宰的猪又必须随时听话——中共历史上群众运动的权斗逻辑
在中国政治的长河里，“群众运动”从来不是社会的觉醒，而是权力的再生。每当领袖在党内受挫、威望动摇时，群众就被再次召唤——像一场雷暴般突如其来，以“革命”之名横扫异己，然后在满地废墟中，领袖重新站起。
这种以“民意”包装的斗争，不是民主，而是权力的自救。这正是中共政治的潜规律：失势者必以群众为枪，党内的危机总是殃及无辜百姓、大面积死人收场。
一、延安：群众成为武器的诞生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揭开序幕。表面上是思想教育，实则是毛泽东对“留苏派”的清算。他以“群众批评领导”为名，让青年、下级干部对老干部进行揭发与检讨。“上级怕群众，下级怕落后”，于是所有人都成为斗争的回音。
从此，党内再没有独立的思想，只剩“正确思想”；群众不再是社会的存在，而是政治的工具。毛一旦掌握群众，他就能凌驾组织——党章。
二、庐山：用人民的怒火掩盖政策的错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大跃进”灾难，毛的政策错误几乎无法掩饰。但毛没有道歉，他改变战场。他在全国发动“反右倾运动”，宣称“有人攻击总路线”，要全党全国起来反击。工厂里贴出标语：“谁怀疑大跃进，谁就是彭德怀的同伙。”于是批评者被消音，良知者被打倒。
毛在党内失去的权威，从群众中夺回。萧铂洁在《翻云覆雨毛泽东》中写道：“那一刻，毛以人民为盾牌，让党成为敌人。”
三、七千人大会：从被审判者到审判者
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责大跃进，毛面色铁青，权威几乎崩塌。他表面退居二线，实则在暗中凝聚新的武器——群众。同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翻手为云：“敌人还在，阶级还在，忘了阶级斗争就要亡党亡国。”这句话像雷霆劈开沉寂的会场。从此，“经济错误”变成“阶级阴谋”，“纠偏”变成“斗敌”。毛又重新夺回话语权，可以大开杀戒了。
四、四清到文革：群众化的权力清洗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官方说是清“贪污与腐败”，实际是清“不忠于毛的人”。工作组下乡，“自我揭发”“忠于毛”成为政治考试。罗瑞卿、陈云、邓小平等人相继被边缘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不再只动员干部，而是直接动员青年。红卫兵举着《毛语录》，攻占党委、砸碎旧秩序。刘少奇被群众骂为“叛徒、内奸、工贼”，妻子被批斗至死。那不是革命，而是复仇；不是群众觉醒，而是群众被召唤成武器。
《翻云覆雨毛泽东》写道：“毛失去党时，他拥有人民；当人民失去理智时，他重新拥有党。”这是魔王以权害命的阴险诡诈。
中共国没有制度 运动不断是长规
萧铂洁指出：中共体制没有合法的“权力更替”机制。党内不能选举出不同路线，只能透过斗争清算对手。而当斗争陷入僵局，领袖就必须向外寻求新的力量——那就是“群众”。
“群众运动，是中共权力更新的非常手段；它以人民的名义，掩盖派系的内战。”在这个逻辑中，人民被神圣化，却永远被动。他们从来不是参政者，而是被选择的兵。
不明真相才好被操纵
毛死后，这种“群众政治”似乎告一段落。但书中警告——它的影子仍在。每当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总会再度召唤“人民”的名义：有时叫“反腐运动”，有时叫“群众路线教育”，名字变了，但权斗的本质未变。
“当权力需要群众时，它说群众是英雄；当群众自己说话时，它说群众被误导。”这种反复的双面结构，使中共治下中国人长期处于“运动—疲惫—再运动”的循环中。
《翻云覆雨毛泽东》在结尾写道：“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权力的魔术——当他在党内被否定时，他就召唤群众；当群众毁灭一切时，他便化身秩序。他输给制度，却胜于人性。”这句话揭示了整个中共历史的悲剧。
从延安到文革，从斗王明到斗刘少奇，群众总被冠以神圣的名义，却在权力的棋盘上被反复使用。真正的人民，从未掌握自己的运动；而中共的领袖，也从未离开对人民的利用。
当政治以“群众”为武器时，群众就不再是力量，而是被驾驭的风暴。那风暴扫过之处，留下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死尸遍野。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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