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可以做，記者不得說──新聞背後的新聞

開放雜誌報導，中國青年報是一份辦得頗有特色、招讀者喜愛的報紙。特色之一是，它經常發表一些獨家特有的報導或評論。以少年兒童的教育問題為例，我手頭留下了幾份今年的剪報，對瞭解這方面存在的嚴重情況十分有益。

政府不給錢岳陽拍賣學校

二OO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岳陽君山：部分中小學「公轉民」》一文，該報實習生葉鐵耕、記者吳湘韓報導說：從去年上半年開始，湖南省岳陽市君山區以拍賣、租賃等方式對部分中小學實施「公轉民」。為甚麼要進行改制？君山區委、區政府的領導說：「財政連吃飯都難保，我們是逼上樑山了。」君山區是岳陽市的一個新區，成立後財政收入連吃飯都難保。全區人口十五萬，教育系統師生就有二點八萬:儘管該區將可用財力的一半投入到教育中，但教師的基本工資仍不能按時發放，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硬體設施投入，改善辦學條件，形成了「名師往外跑，優生往外流」的惡性循環。於是，區裡決定，對現有學校採取拍賣、租賃等形式進行改革。改革試點工作首先在君山中學進行。去年四月三十日，君山區政府舉行君山中學整體轉讓競標大會，三位競標者先後上臺演講，最後由區委、區政府的領導，君山中學的老師代表等投票，岳陽屈原大學附中董事長李育坤最後中標。記者採訪了幾位教師、學生和家長，他們都對改革制持肯定態度。一位曾向該報編輯部投訴的老師也承認，「比以前有改觀，管理正規，秩序井然。師生的精神面貌變化很大，一些教師不再是每天打牌，不思進取，而是整天忙功課，給自己充電；以前學生打架鬥毆的較多，現在學生文明守紀。」岳陽市政協教育考察團就君山中學轉制工作召開了專門的座談會，對「民辦公助」這種體制給子高度評價，認為是辦學體制改革的有益嘗試，是一種「雙贏」體制，於公於私於民都有好處。受益最大的是老百姓，是渴望接受好教育的學生。君山中學轉制後，其他一些學校也開始試行，計畫今年民辦學校的面要達到百分之二十。報導也談到這種做法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有待摸索：但是，它透露出基層教育無錢的情況卻是普遍性的:義務教育的義務落到基層政府和老百姓頭上，是當前普遍存在的危機之一。

青年報表揚楊華自費辦村學

湖南君山的老百姓讀得起顯然比公辦學校學費高的民辦公助學校，他們遠比那些雖交了教育附加費卻交不起學雜費因此公辦學校也讀不起的貧困農村兒童幸福多了。於是，在中央電視臺曝光過輟學率高的安徽利辛縣，有著一問讓人讀後不禁掉淚的極端特別的學校。四月二十五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蔡平一篇佔一整版的長篇報導《我願長跪不起》給讀者介紹了這間學校。「校長」楊華把自己的幾千元（包括他工作兩年積攢的錢，母親賣豬賣小麥賣豆子準備給他結婚的錢，妹妹的十五歲出外打工掙來的錢)和欠著親戚的幾千元辦起一間「復興學校」。教室是花錢租來的，黑板是往牆上刷的黑漆，板擦是學生家長縫的，課桌和凳子是學生從家裡搬來的，課本是別人用過的舊課本。老師是兩位不要工資的大學畢業生（吃住在學生家裡，布鞋是學生家長給做的，衣服有學生給的，也有自己帶來的)，他們忙時一週要上四十節課。學校沒有任何設備，只有兩臺舊五八六電腦，學生每星期能輪上十幾分鐘上機時間。如此簡陋的學校，理所當然得不到官方的承認，蔡平自己開始也持懷疑態度。但是，學生家長卻給予很高評價：「華兒不容易，讓我們孩子都學好了。」而過去，村裡的孩子不上學，十幾歲整天在打架。「現在開家長會，我們都願意聽，老少爺們都搶著去，讓去一個全家都跟著去。老師講孩子的優點缺點，都講到心裏，讓人心服口服，還給學生買獎品，現在不讓孩子念都不干」「我們當家長的沒別的能力，只能給老師洗洗衣做雙鞋。」經過具體考察，蔡平筆下的學生素質確實不同凡響。

新橋村這間極不正規的「復興小學」結局如何，人們很難預料。但是，新橋村的村民有楊華和他的兩位同志，他們比那些因為交不起昂貴的學費而輟學的孩子們幸福多了。一位在河南農村調查了三個多月的教授寫了一本《黃河邊的中國》，此書告訴我們，鄉鎮至縣政府都為教育經費缺乏而叫苦連天。一位縣長說，九年制義務教育，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一位副鄉長說，把鄉財政全部收入部用教育這塊都不夠。此外，農民更是大嘆孩子因為負擔不起過於沈重的學雜費而不得不輟學的苦經。五月二十一日《中國青年報》還向讀者講了另一個值得憂思的失學群體：從農村進入北京城打工者孩子的入學問題，困擾著打工一族。他們中只有很少數人能交得出為數不菲的「供讀費」和「贊助費」進入當地正規學校就讀，大部分孩子則只好專為打工子弟開辦條件極差的「非法學校」讀書。因為不被認可，得不到任何教育信息，打工子弟學校只能摸索著進行教學，而且不時會遭到被迫搬遷流浪的打擊。

青年報不得已自打嘴巴文過飾非

諸如此類給中國（特別是農村)教育發出警報信號的報導當然不止這幾篇，但是，六月八日，還是這家《中國青年報》，競發表了一則《我國基礎教育創造輝煌，中小學入學率居發展中人口大國前列》的消息，說我國「目前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基本實現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截至二OOO年底，全國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百分八十五。小學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初中入學率達百分之八十八，如此等等。凡多少瞭解農村情況的人，讀過《黃河邊的中國》的人，肯定會對這些數字持懷疑態度。讀過《中國青年報》關於農村教育情況報導的人，再一讀這則新聞，肯定會不明白《中國青年報》何故自打嘴巴ܨ然而，仔細一看，人們不難從新聞開頭的「記者今天從教育部獲悉」找到答案。類似的事，還不止發生過一次。今年二月中旬，該報曾經發過一則河南一位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博士後劉佑全英年早逝的新聞，批評當地領導在劉佑全生前對他使用不當、照顧不周，死後卻在報上大唱讚歌來文過飾非。認為「面對這樣痛心的問題，我們應當認真總結教訓。我們的科學家和各種專家還不多，應當把他們放到一個能盡其才盡其用的地方，提供優越的生活條件，讓他們為祖國為人民工作得更久，奉獻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五月六日，該報在頭版頭條刊出《一位留美歸國博士後的生命輝煌－─記原河南廈邑縣科技副縣長劉佑全》，一反二月份那篇報導的基調，大唱讚歌，原先對當地政府批評的內容全沒有了。似乎二月份他們壓根沒有發表過甚麼有關劉佑全的新聞。

在這種種尷尬的後面，同報刊有接觸的人不難猜到這樣做的苦衷。一些官員知道自己的某一醜聞有可能曝光了，馬上派人疏通，務必使之胎死腹中。人們形象地說，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老是「排」著兩列隊伍，一隊是上訪反映情況要求曝光的，一隊是設法壓住這些消息不讓在屏幕上播放的。報刊的情況也差不多。一旦有損政績的醜聞見報了，被曝光而有權威的，就會通過各種渠道對報刊施加壓力要求更正，甚至要求給予更嚴厲的處置。最近盛傳，由於刊出關於《張君案檢討》，湖南省官員告狀到中宣部，說《南方週末》的這一報導完全抹煞了他們為了提高湖南人民生活質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加上其他積怨，得罪了不止一個地方政府的《南方週末》又召來重創ܯ檢討，有關人員滾蛋。此外，報刊還經常得到上頭這個不准說，那個不能見報的「打招呼」。當總編輯的如履薄冰地審查每一篇可能給他捅漏子的稿子，為加大保險係數而批上「免登」字樣。

新聞自由狀況就是如此。

官員〈謙稱『公僕』）們可以做，但記者們不得說。這就叫符合中國國情的「輿論監督」。在如此這般的「監督」下，腐敗勢力的寬鬆可想而知。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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