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紹智:中共的選舉制度非改不可了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建國以來沒有重視民主政治的建設,是許多錯誤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從而強調提出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民主就是人民主權。體現人民主權以選舉權為先。孫中山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民主義》的講話中就說,"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第一個民權是選舉權。"又說:"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第一個是選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五十七條)的同時,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第三條)

在誰有選舉權的問題上,中國的規定是比較民主和先進的。《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週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於"一黨專政"的制度,"一切聽從黨安排。"結果是人民的民主選舉權實際上被剝奪,出現了一系列與民主背道而馳的"有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

從人大代表的選舉上看,人所共知,代筆都是各級黨委層層篩選、推舉,其首要條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代表往往是各級領導人或受黨恩寵的知名之士,真正通過民主競選選出的無異鳳毛麟角。代表往往自己不知出自何選區,選區的人民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代表。要求這些人真正代表人民,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簡直是緣目求魚。因此,一切選舉由黨安排,或者說得不好聽些,由黨操縱是太容易的事了。

從候選人的提名來看,國家領導人,包括全國人大、政協、國務院,以及地方各級領導人都是由中共推薦的。人民代表並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在投票選舉中,中共實行的是等額選舉,排斥差額選舉,甚至明確規定某人是"唯一的候選人"。因為中共推薦的候選人肯定會當選,代表只能通過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來表示對某一候選人的不同意。即使這一點點表現的自由,也因為中共不公布選舉得票率也不能公之於眾。民眾只能想方設法找到有關數據,得知民心所向。

最近,北京召開的"兩會"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的荒謬,致使中共進一步降低合法性和威望。

六名國家領導人和四名副總理、五名國務委員的候選人都是中共提出的唯一候選人,其當選無疑。但是從他們各自的不贊成票數(包括反對票和棄權票)來看,某些人是不得人心的,但仍居高位。

例如,賈慶林當選政協主席,但得到一百五十五張不贊成票,其得票總數為倒數第二,僅高於已成為植物人的巴金。在海內外都被人們所奚落。

江澤民當選國家軍委主席,以他的核心地位,競得到二百二十張不贊成票,在六名國家領導人中得票倒數第二,說明江澤民之堅持繼續掌權實際上遭到強烈抵制。

在副總理的選舉中黃菊得票最低,僅佔總票數91.8%,得到不贊成票二百五十六張。而吳儀卻得到總票數的98.8%,曾培炎與回良玉得票數亦均高於黃菊。但黃菊卻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在國務委員的選舉中,陳至立以2577票敬培末座,她得到的不贊成票達258張,是兩會選舉中得不贊成票最多者。黃菊、陳至立連同賈慶林都被大陸視為江澤民的主要親信,他們的得票率之低,顯示江派之不得人心,亦顯示江澤民之利用權力於背後操作。

由於沒有民主選舉,兩會選舉的結果違背民意,必將使中共的威望繼續下降,在民間對江澤民的不滿逐步表面化,將會引起政局動盪。

中共的選舉制度的反民主性,愈來愈被民眾所認識和反對,目前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至少應做到:

一、人大代表由真正的民主直選產生,黨政官員不宜擔任人大代表,以顯示具有立法、監督之權的人大的獨立性。

二、黨派推薦候選人無可厚非,但不應實行等額選舉。所謂"唯一候選人"是對民主的諷刺,應採取差額選舉。

三、候選人得票多少應透明公開,任命應考慮到得票數。

四、官員任期制應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輪流轉的現象應予終止。

(自由亞洲電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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