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紹智：中共的選舉制度非改不可了

民主就是人民主權。體現人民主權以選舉權為先。孫中山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民主義》的講話中就說，"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第一個民權是選舉權。"又說："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第一個是選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五十七條)的同時，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第三條)

在誰有選舉權的問題上，中國的規定是比較民主和先進的。《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週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於"一黨專政"的制度，"一切聽從黨安排。"結果是人民的民主選舉權實際上被剝奪，出現了一系列與民主背道而馳的"有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

從人大代表的選舉上看，人所共知，代筆都是各級黨委層層篩選、推舉，其首要條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代表往往是各級領導人或受黨恩寵的知名之士，真正通過民主競選選出的無異鳳毛麟角。代表往往自己不知出自何選區，選區的人民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代表。要求這些人真正代表人民，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簡直是緣目求魚。因此，一切選舉由黨安排，或者說得不好聽些，由黨操縱是太容易的事了。

從候選人的提名來看，國家領導人，包括全國人大、政協、國務院，以及地方各級領導人都是由中共推薦的。人民代表並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在投票選舉中，中共實行的是等額選舉，排斥差額選舉，甚至明確規定某人是"唯一的候選人"。因為中共推薦的候選人肯定會當選，代表只能通過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來表示對某一候選人的不同意。即使這一點點表現的自由，也因為中共不公布選舉得票率也不能公之於眾。民眾只能想方設法找到有關數據，得知民心所向。

最近，北京召開的"兩會"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的荒謬，致使中共進一步降低合法性和威望。

六名國家領導人和四名副總理、五名國務委員的候選人都是中共提出的唯一候選人，其當選無疑。但是從他們各自的不贊成票數(包括反對票和棄權票)來看，某些人是不得人心的，但仍居高位。

例如，賈慶林當選政協主席，但得到一百五十五張不贊成票，其得票總數為倒數第二，僅高於已成為植物人的巴金。在海內外都被人們所奚落。

江澤民當選國家軍委主席，以他的核心地位，競得到二百二十張不贊成票，在六名國家領導人中得票倒數第二，說明江澤民之堅持繼續掌權實際上遭到強烈抵制。

在副總理的選舉中黃菊得票最低，僅佔總票數91.8%，得到不贊成票二百五十六張。而吳儀卻得到總票數的98.8%，曾培炎與回良玉得票數亦均高於黃菊。但黃菊卻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在國務委員的選舉中，陳至立以2577票敬培末座，她得到的不贊成票達258張，是兩會選舉中得不贊成票最多者。黃菊、陳至立連同賈慶林都被大陸視為江澤民的主要親信，他們的得票率之低，顯示江派之不得人心，亦顯示江澤民之利用權力於背後操作。

由於沒有民主選舉，兩會選舉的結果違背民意，必將使中共的威望繼續下降，在民間對江澤民的不滿逐步表面化，將會引起政局動盪。

中共的選舉制度的反民主性，愈來愈被民眾所認識和反對，目前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至少應做到：

一、人大代表由真正的民主直選產生，黨政官員不宜擔任人大代表，以顯示具有立法、監督之權的人大的獨立性。

二、黨派推薦候選人無可厚非，但不應實行等額選舉。所謂"唯一候選人"是對民主的諷刺，應採取差額選舉。

三、候選人得票多少應透明公開，任命應考慮到得票數。

四、官員任期制應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輪流轉的現象應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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