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鄧小平想不想多黨制是一回事,「共產」這個詞讓不讓多黨制是另一回事 (《戴晴失在她的貴族心態上》下)


在上節結尾處交待本節的命題為《「共產」是個理念,其涵義永恆不變》,在發稿時改為此命題,新命題具有更多的可經驗性,省目,容易理解,但其覆蓋域要小得多。就一併寫上。本節想敘述兩個原理,一是標題所載的主線;再一個是闡明重大的歷史事變不是由傑出分子的發動號召,而是由社會前進的內在規律所必然的決定,戴晴先生逆整個人心妄誹「六四」與她不知道什麼是事變的內在根據,什麼是事件的外在面貌有關。她犯了用外貌細節來考察事變根源的錯誤。

一、影響了歷史進程的重大事變不是人為,而是社會的內在矛盾所使然

她用鄧小平80年的一句話來支持中共可能民主轉型,以此做為多黨制的第一步,這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的性質是----個人理性尚沒有在經驗的地基上被邏輯所洗禮。

她是記者、作家,其觀察、思維主要是經驗的,更多的是依靠形象,所以她曾揭出過一些真矛盾,刻畫出一些真畫面,感動過不少讀者,包括筆者,但那只是日常意義的。人(包括作家)若不做特別的努力,就不能保證思維具有邏輯嚴密性,不是建立在邏輯嚴密性上的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

「六四」做為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變,或做為改變人類價值走向的里程碑,它是由許多人用行為譜寫的,是實際的、也是日常的,因而具有鮮明的可經驗性;但「『六四』不是民主運動」這卻是一個嚴肅的理性結論,只憑直接的經驗是不能做為判斷的可靠證據。比如:領導了「五四運動」的張國濤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直接要求:國家尊嚴,主權不受侵犯;至少他當時並沒意識到事件背後的時代背景和人文氛圍與事變的內在聯繫----一個正對自己的文化做著反思,正在世界潮流中尋找新位置,正在探討適合於自已的價值基點的民族,那被喚發出來的自由的批判精神才是「五四運動」所以形成的軟環境和直接動力。正是在我們民族思想的整體發酵達到的程度上,才擁有催醒這場偉大運動的菌種。事實上八九民運的發生早就開始:陳軍回國發動;法國大革命二百年東移的主動促動;國內許多人士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呼籲簽名……有些報刊在八八年底就直言不諱地預見到翻天覆地的事變已迫腳下。因而即使是共同促成這場文化發酵的當時人如方勵志、王若望、劉賓雁、吳祖光……等等,對這場鬥爭的成因也不能盡悉把握;至於王丹、柴玲……輩,他們處在鬥爭的前沿只是機緣的選擇,這種選擇像戴先生說的那樣是臨時推舉或勇敢承擔,具有明顯的偶然性。而人,要到三十歲才有價值自覺,感覺到直觀經驗之被理性原則的挑戰;四十歲上才始有從理性原則出發看問題的自覺,怎麼能指望這些還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有戰略上的眼光,形成成熟的綱領、策略和程序?更不能把只知上高樓的娃娃腔當做勇敢分子,冒險分子,陰謀家的證據。柴玲的才氣不會超過陸游,陸游都不相信山盟,怎麼讓做女兒都嫌小的柴玲負起冒險家的責任?我堅定地相信「紅小兵」的曹沖能想出用船稱像這個好主意;也相信四歲的孔融能讓梨這種好品德;相信少年孟軻曾摹仿屠夫和吹鼓手;但我堅決拒絕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一個剛被媽媽斷奶的孩子能有爛漫的憧景,卻不會有遠大的理想:不論共產還是自由!不相信劉文學(九歲郎)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有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文化大革偉大成果的覺悟;更不相信雷鋒能懂什麼辯證法。對今天的王丹們我們可以不意為然,但決不能拿他們十五年前的不成熟來做十億人口,五千年文化共同發酵出的那場極其偉大的事變的口實,不論王丹、柴玲、封從德……再加上陳子明王軍濤的四只黑手,都召喚不出如此浩大如此波瀾壯闊的民眾運動,我們必須尊重胡躍邦逝世的當夜:胡南的長沙,陝西的西安……多個城市的民眾都上了街,且主力不是學生,這個事實證明-

---「六四」不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我中華全族的理性覺醒,只是像以往一樣:歷史前進的規律是奔著就近選擇原則,只能以學生運動為其表現形式。像充氣袋爆破,洪水之決堤,並不是處在前沿那些分子的力量,那種勢不可擋的力量是所有分子共同合成。柴玲說了「血流成河」的話也不能指控她生性殘暴,磨牙吮血?她知道什麼叫血流成河?別說選擇的偶然性不僅可能落到柴玲肩上,還可能落到夾著小雞巴撤尿的光腚孩身上,那一泡偉大的尿澆息了導火索----不是一副著名的城雕嗎?圪上老村夫也並不因張子房呈一時之勇,活下來的機會是一根頭髮的萬分之一,就否定反秦的正義。柴玲不過是聽了瀋原教授說的偶數奇數,就想騎自行車蹬月球的小女孩,那些話只可看做英雄出少年,只有是從我輩口出,才能做評判的根據。哪個學生哪天說了什麼話,哪些人大吃大喝到幾時均不影響這一事變的偉大和正義,柴玲那些話連事變的外貌也算不上,只是個別外貌中一些小細節。何況柴玲堅持斷後!已證明了她的良知。只能說那些孩子處在鬥爭的一線,起過作用,有過影響,卻不能說這場鬥爭是他們組織和發動的。人們熟悉的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荒唐到互砍腦瓜;荒唐到絞死只有十歲的路易十七,這可是嚴重罪行,應引起人類理性的深刻檢討,但法國大革命的光輝不因伴有罪行而喪失,不因這些錯誤就叫它「法國大陰謀」。何況我等是柴玲的父輩,是師長,我們不用愛子之心去痛他們的過失,卻用他們的衝動去否定偉大事變,我們不是太狹隘了嗎?

凡人類史上的偉大事變都不是傑出人物的主觀發動,它是由當時社會的內在矛盾必然的決定,事變中那些留下足跡的人物是由臨界時機選擇的,其時效很有限。當然,如果有傑出人物出現,其活動具有使運動朝著歷史進化方前進,可能造成成功。無論如何,事件的發生和事變所代表的方向不是傑出分子主觀地提出的。除非事變的任務實現了,否則社會的內在矛盾就不間斷地吸引社會才智投入到這一任務中來,就不會停止由這一方向所決定的形形色色的鬥爭的繼續發生,直到歷史任務的完成。八九民運的爆發既是中國社會內在矛盾的必然,怎麼能用個別人的個別言行來完成對它的評價呢?

八九民運的薄弱處正如戴先生說的----沒有理論綱領,沒有做組織準備的前奏,才在它的外貌上留下某種不成熟。

民眾的街頭抗掙又怎樣?難道民眾沒有主宰自身的合法性?這種要由自己負起對自己的責任不是正義的精確表達?不是由至善所吸引?

所以說影響人類發展方向的歷史事變其本質不是任何人的主觀創造,是無所不在的必然律所使然,不能用事變中的個別外貌來作評價,不能割斷它與社會進程的聯繫做孤立考察。參加者可能記憶了事態的如何進展,但不一定能準確體驗時代的脈博。

二、若鄧小平真想到多黨,這隻證明人是能理喻的,但一個黨能否走向開明還要看它是什麼定語

人沒有邏輯求證的特別努力,就分不清哪是人的心理,哪是理的實現形式,只有理的實現形式剌激並規定了人,人才能思維,因而思維是在理性實現形式下發生的:不同的思想不僅僅是概念不同,還有概念聯結秩序上的不同。思想的每一變化都得靠重新選擇概念,重新組織它們的秩序。思想的變化並不關理的實現形式的起碼單位(概念)的變化,思想是在概念間的關係裡。

因而說:只要共產黨高層有了主張改革的人,這些人又能主事,又佔了優勢,共產黨就能發生質變(比如:接受多黨制)----這是理性混洧的偏見:只看到

1、人的思想對黨的指導作用,即只承認人的能動性,卻沒有對人的能動性是個機制聯繫的洞悉;

2、沒有對政黨理性性質的自覺區分:在戴先生觀念裡只有政黨,沒有一般性政黨還是純粹理念政黨的區別;因而她經驗地認為:人是決定一切的,包括對黨的最高宗旨和長遠路線的制定、修改,她就認為只要人(領袖,領袖集團)變了,黨就會變。她沒有一個由人結成的集團(黨)一旦有了表達宗旨的概念為定語,人無論怎麼開明變化都超越不出它的定語,戴先生沒弄清:人是有理性的,當然能受影響,發生新的理解,人的開明可以注入到政黨,引起黨的路線、政策上的變化,因此說單純看政黨也是可變的,因為「政黨一般」的本身並不含觀念性,只由經過定語的修飾才有個性,如果修飾黨的定語是非變化的純粹理念,那麼被持殊定語修飾了的黨是封閉的,不變的。比如:「基督教xxx黨」,它可以在xxx方面容納變化,但怎麼變都超越不出有神論。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政黨,怎麼變都超越不出對真主的依賴。「共產」是一絕對封閉的概念,它不接納任何的開明性改造,任何的開明性改造都不再是共產。故然鄧小平始終沒松多黨制的口,他一貫地強調一黨專政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但我願意接受他是可以被外來信息剌激影響,開明起來的,正像尊敬的胡趙二公,但我強調他的開明不足以帶動共產黨走向開明,關鍵的問題是「共產」一詞的詞義永恆不變,人的開明是由新的信息影響之果,那些新信息是由別的概念傳達的,對「共產」並無觸動。前蘇聯及東歐發生了巨變,即使是原來的共產黨還佔優勢,它也不再叫共產黨,而叫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這證明人對共產主義,只有一種可能:粉碎!無論自覺不自覺,「共產」只有被粉碎,沒有中間路線。

若鄧小平還覺悟不到對人的負責遠比對空想的「共產」更富意義,他就不能不把對「共產」的責任放在無如倫比的地位,只要他還是對他根本未予理喻的「共產」負責,他想一次與想一萬次多黨制都一樣是0,都不可能在事實上改造共產黨。只有當他的開明度理喻到:世界上只有人,沒有黨這個最樸素的真理,他才能把對人的責任上升到共產之上,那樣,他就不是開明他的黨而是炸掉他的黨!共產黨的進步除了除掉定語沒有別的選擇。保留黨(集團)只去掉做為定語的「共產」的情況,其實也是炸掉。一去掉「共產」也就不受這個理念的束縛,不是共產黨,成為一般意義的黨了。其權威性、專一性立刻冰消瓦解。

我們在實踐中,往往總是關注面對的事實,並不考察事實是用心靈的概念描述了的,描述事實的最小的語義單位並不變化,變化是由別的概念或重新組織聯繫秩序引起的;由於這一點,人只知道心的能受影響性,黨的可變性,不知道「共產」做為語義形式的不變性。

並不是共產黨一定要一黨專政,而是「共產」一詞的詞義是絕對唯一,對絕對唯一的服從當然是一黨專政。多元並存裡能容下「共」,能有「共」嗎?「共產」的詞義支配了共產黨只能是一黨專政。戴先生把共產黨的專制、野蠻、殘苦理解為壞人當政或人(領袖)的犯錯誤,其實是做為理性形式的「共產」支配的結果。戴晴的議論可以看出,她只知人的意志自由,人有能動性,她並不考察概念對人的規定,人的意志是概念下的意志,人的能動性是概念支配的能動,意志自由是由概念更換引起的。鄧小平說過把憲法四堅持納入黨章的話並不能動搖共產,她就只知鄧小平自覺到其智慧是對黨負責,從而能影響黨的開明度,卻忽略了鄧小平的智慧是對一個叫做「共產」的黨負責,他的理性開明對黨的可能影響事實上早被對「共產」的責任所吞噬。鄧小平自己也沒自覺到他的黨因以共產為宗旨,其對黨的負責實際已轉換為對「共產」理念的負責。若鄧小平做為一般政黨的領袖,他的決心可能改變黨的宗旨、路線,但鄧小平是叫做「共產」的黨的領袖,他就天力改變他的黨的宗旨、路線。所以戴先生的例舉只是做為一般意義的人的鄧小中能開明,不是「共產」這個理念能開明。這裡說的一般意義是:生命的,處在生命能量支配下的,因而是有理性的,能夠與他人發生交流的,當然也能夠從周圍環境吸收能量與信息,有可能被外來信息影響的。世上的人都能受影響,卻沒有能受影響的概念。黨的路線、方針的變化當然可能受人的決定,但必須區分出一般意義的黨與純粹理念的黨,一般意義的政黨不與人的自然屬性相悖,它的功能不過就是爭取群眾的。但純粹理念的黨就不同了,雖然它也是組織群眾的,但在實踐上,這樣一種人對理念的服從就走向了人自身的異化。

本文完。本文與最近的文章中都提到社會的內在矛盾,那麼,幾乎每一位政論作家都講的內在矛盾是什麼?在哪裡?他們所譴責的「一黨專政」是不是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中國社會的癥結倒底是不是制度性限制?請看《論社會的內在矛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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