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我距離神有多遠？(上) 一個無神論者的疑惑

我來到巴黎，那是5月陽光明媚的一天，兩位來自大紀元和新唐人電視臺的記者朋友陪我漫步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上，他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我卻是一個頑固的無神論者。我們邊走邊聊，交談內容並不是法國的優美風景或激盪人心的法國歷史，也不是法國的流行時裝、香水或美味佳餚蝸牛、鵝肝醬和白蘭地，他們想聽到我這個從大陸來的不同政見者，對現實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自然而然就宗教信仰問題展開了討論。我對他們坦率說，我無法相信神的存在，感覺我距離神越來越遠。他們告訴我，「如果你感覺神距離你很遠，說明神已經離你很近了」。

我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我周圍也有許多學者朋友是基督徒（新教徒），這不同於毛澤東時代，宗教話題已經逐漸成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面對和風細雨般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不僅頑固堅持專制制度的中共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失去人民精神控制的危機，就是仍處於迷惘中的普通中國人，也不得不開始處於接受和抵制西方宗教文化的混亂之中。

我曾經與旅居德國的學者張釗博士通信討論中國的宗教與迷信問題，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之間的衝突，我們的觀點往往大相逕庭。作為我本人來說，慚愧的是，對中國文化並不十分瞭解，對西方文化由於是在封閉中無法接觸到，世界觀實際上的不確定，顯得在認識問題上有更多的幼稚。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專制制度下，中國人只能被迫接受洗腦，傳統的文化要徹底決裂，而西方文化只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惟我獨尊，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承認我思想認識的侷限性。

我經常惆悵的是，為甚麼我不能成為基督徒？教堂的大門是敞開的（儘管具有「三自愛國」中國特色），上帝似乎也經常招手，咫尺天涯，我還是不能相信神的存在。我羨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法輪功在內，接觸他們你就會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是那樣的安定和富有規律，他們的精神世界是那樣的充實；他們對神敬畏而不是對人敬畏，他們知道有天堂，那是他們最終的歸宿；他們懂得「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是神賦予了他們自由的權利，而不屈服於任何暴力和專制；他們懂得他們作為宗教信仰者的社會責任，他們以和平方式傳播福音。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和發展，是基於基督教（新教）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事實上，近代世界經濟、科學的飛速發展，源於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似乎可以解釋為甚麼這些不發生在東方或伊斯蘭教世界。

去年秋天，著名的不同政見者任不寐先生從北京來到深圳，我們中午見面，午餐後，他告訴我下午他們還有一個聚會，我準備告辭了，但他又說這個聚會我們也可以參加。跟我一起來的作家劉水先生對我說，既然不妨礙我們就參加一下。於是，我們跟著他走進了一家基督教堂。這時我才察覺到他是一位基督徒，我們要參加的是宗教活動。我想，也好，我還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活動，見識一下也很好。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任不寐曾就四川成都三歲女娃李思怡活活餓死在網上發起接力絕食追思活動，我也積極響應，自我絕食一天，感受生命被折磨的痛苦。當時我就察覺到任不寐發起的絕食活動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活動。關心生命，這是基督徒的責任，也只有基督徒才這樣重視一個小生命。而我們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對生命麻木不仁，社會倫理道德淪喪，共產黨一直以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把人的生命視為兒戲，在這個制度下，由於飢餓、迫害、鬥爭、鎮壓而致死的達數千萬，誰來追思這些亡靈？誰來為這罪惡遭受懲罰？誰來懺悔與祈禱？。

教堂很大，很莊嚴，巨大的木質十字架塞滿了我的眼眶，勾出耶穌遇難時的情景。座位前面都整齊的擺放著一本本《聖經》和宗教歌曲的書。教堂裡來的人不是很多，但從著裝上我看得出大都是工人、農民，還有許多年邁的婦女，他們有的低下頭在默默祈禱，也許是在懺悔。在主持人的引導下，我們開始翻開歌本唱讚美歌，雖然我從來沒有學過這些歌曲，但我識簡譜，隨著風琴傳來的悅耳音樂，我看著歌譜大聲跟著大家一起唱。漸漸的我也融入了氣氛，對上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隨後，我們在任不寐主持下一起讀聖經，他那天主講和討論的課題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的確，在我們中國這塊土地上，共產黨不講社會責任，各級政府官員也不講社會責任，整個社會沒有了道德倫理，世風日下，民心不古，人們精神世界空虛，滿世界充滿了銅臭，追逐利益成了人們的唯一追求。令我感嘆的是，在中國一個偏僻的教堂裡，基督徒們在討論他們的社會責任，我不得不再次想到前幾年提出的疑問：難道拯救中國要靠基督教？當時我批評遠志明先生宗教救國觀點，寫了一篇譏諷文章《可憐的遠志明》，現在感覺那篇文章的觀點太苛刻了。雖然現在我依然認為，不可能用基督教來救國，但宗教信仰的確可以喚醒國民，只不過這種喚醒並非僅來自基督教。

那天在教堂我也發了言。我認為基督徒的基本責任有兩點，一是傳播福音，二是關心社會。其後傳教士與信徒個別交談，回答教徒提出的問題。有一位老太太誤把我也當成了與任不寐一樣的基督徒學者，主動找我談她的家庭遇到的問題。她兒子有病，而且失業在家。我能怎樣呢？中國的問題是個政治制度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一切都不能真正解決。我只能安慰她，要堅信上帝的庇護（我自己還不相信呢），一切都會好的。我耐心傾聽了她家庭遭遇，並想辦法從實際上幫助他們（這個後續故事省略）。上帝並沒有來拯救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福音喚醒中國民眾似乎遙不可及。我覺得，信仰自由並非來自堅定信念，而來自民主制度下保障的自由和人權。

教堂和周圍的基督徒極力影響我，但我的世界觀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真正的宗教信仰我是非常尊重的，雖然我不是研究宗教信仰的，雖然我也不是教徒，但我卻經常勸說別人入教。因為我知道，傷痕纍纍的中國人的心靈需要撫慰，需要最終的關懷。而中國人在摒棄共產主義說教並漸漸疏遠傳統儒家學說後，精神世界一片混沌狀態，不願意區分真與偽，美與醜，善與惡，生活在謊言與欺騙之中，像豬一樣沒有思想，沒用自我，沒有敬畏，行屍走肉般在世上走一回。問題在於世間罪惡得不到上帝懲罰，而中國人也絕無懺悔。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犯下多少滔天罪行！雖然中共後來承認歷史上的錯誤（實際就是罪惡），但從不懺悔，就像對上個世紀60年代初餓死3000萬農民，對文化大革命數百萬亡靈，和對1989年6月4日向學生和北京市民開槍的屠殺事件，中共政權總是避開這些話題，沒有任何悔過表示。基督徒是否在呼喊：上帝啊，你為甚麼不懲罰這些惡魔！ (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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