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如何面對社會抗議


上次提到寧夏銀川市6800多名出租車司機集體罷工事件。從當局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我們可以看到中共面對新出現的社會抗議浪潮缺乏新的處理方式。

當出租車司機的罷工開始以後,銀川市長有出面道歉。不過,在銀川市長對市民的所謂「道歉」中,並無一字對市政府巧取豪奪之亂政的歉意,而是施展權術,玩弄字眼,再次將責任轉嫁到「少數別有用心者」的煽動,這真是賊喊捉賊欲蓋彌彰。真正煽動這次罷工的罪魁禍首是誰呢?不正是朝令夕改、作威作福的銀川市政府嗎!

每一次使中共政府丟臉的群體事件過後,中共總可以及時地找出一些「別有用心者」,栽贓陷害,轉移矛盾,殊不知,正是這種推卸責任的態度,這種以無辜者的自由為他們洗刷責任的做法,為下一次更大規模群體事件的發生製造群眾基礎。

由於中共不肯正視各種群體事件的根源,不從根本上建立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並漠視民眾的理性要求,堵塞正常的申訴和訴訟渠道,最終只能使弱勢群體形成一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而對「少數別有用心者」的肆意打擊,又使得民眾在上訪或集會示威等事件發生時,為降低個體的風險,產生出一種讓更多人參與進來以形成保護的心理,可以說,中共對法律的隨意運用,及其殺雞駭猴的拙劣做法,對歷次群體事件的醞釀和迅速擴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破壞穩定」的能力,絕不是「少數別有用心者」能夠比擬的。

單從運作技術上講,在引發風潮的相關規定發布後短短的幾天之內,「少數別有用心者」也沒有可能將6800多輛出租車全部「煽動」起來,集體罷工事件的發生,背後是一種忍無可忍的群體心理。這在罷工前的上訪行動中已有顯現,但是銀川的官僚體系對此似乎沒有覺察,直到罷工事件發生,「黨和政府」的顏面喪盡之後,才回過味來,開始照自己臉上打耳光。

為了避免大規模群體事件的發生,中共一直採取高壓政策,廣佈眼線,肆意拘押無辜,但是在這個信息高速傳播的時代,權利意識覺醒的民眾很可能在一種「大鬧大解決」的無奈心理驅使之下,以中共意想不到的方式形成合力。壓得越狠,反彈越大。假如某一天,在北京的街道上突然冒出萬人計的抗議人群,從目前的民眾情緒看,應該不會令人吃驚,而在民怨沸騰而無處申訴的政治氛圍之下,這種事件的形成似乎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專政機關的布局再嚴密,總有防範不到的時候。而在長時間的壓抑之後,任何成規模的聚會都有迅速聚集、星火燎原的可 能。
(自由亞洲電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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