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徒四壁臥竹床 「蔣委員長」孫子的少年生活

從小，和其他孩子一樣，很早就聽說了不少祖父年輕時的過人事跡，讓我對祖父有無比敬畏。尤其那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戎裝照，英姿煥發，成了我崇拜的偶像。當然，他更高不可攀，遙遠得像掛在天邊的星星。
　　
　　 「蔣委員長」的孫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東門國小五年級，有一次放學，和孝慈從學校後門穿過陸軍眷村走路回家，有幾位老伯伯們正圍在樹下乘涼，當看到我和孝慈時，就有一位拉開嗓門指著我們毫不避諱地嚷：「來看來看，他們就是老蔣的孫子，蔣委員長的孫子！長得好可愛的一對雙胞胎！」我們完全聽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們一眼，加快腳步回家。但是「蔣委員長」這幾個字，倒讓我們記住了。
　　
　　類似的事情重複發生了兩三次，心中難免嘀咕，我們決定要問問外婆。有天吃完晚飯，我鼓足勇氣問外婆，誰是「老蔣」？誰是「蔣委員長」？怎麼我們會是他的孫子？外婆當時臉一沉，帶著責難的口吻說：「問這些幹什麼？現在兵荒馬亂，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臺灣，喜歡胡說八道，不要聽那些人講的話，他們有神經病！你們爺爺、爸爸、媽媽，還有姨媽、姨爹一大家子，來不及逃出來，都還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到臺灣，我們家跟什麼『蔣委員長』怎麼會有關係！以後不要問這種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們放學後再經過那個眷村，要我們走學校前門繞一條較遠的路走回家，避開那些老兵們的指指點點。回想起來，這些老兵似乎已略風聞我們的故事。
　　
　　這段經歷是第一次有人，在我們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蔣家有某種關連，雖然有過疑惑，但一陣子就過了，畢竟年幼，被外婆編織的故事和她嚴肅的表情給隱瞞了過去。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外婆被我問到這個問題時，是什麼樣的感受？
　　
　　家徒四壁臥竹床
　　
　　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這幾年在新竹，過得還算平穩，沒有任何異常，從衣著到每天的便當，以及上學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學沒有兩樣。但是從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變壞，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畢業，都沒有好轉過。
　　
　　那段期間，新竹家裡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電器用品，就是幾盞懸在房間當中沒有燈罩的電燈球。新竹的風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卻悶熱異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鄰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電風扇在轉，覺得既新奇又□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們知道家裡買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帶著孝慈和我祖孫三人睡在小房間，裡頭擺著兩張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爐般悶熱，晚上就寢時，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熱的。家裡買不起窗，只好去文具店買色紙把窗子糊起來，後來乾脆用看過的舊報紙代替。
　　
　　二舅想出一個簡單的消暑辦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學後，到附近的東門市場去找魚販，向他們買幾塊用來冰魚的便宜大冰磚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塊放進臉盆，擺在竹床上來回移動個把小時，把竹床冰涼一些，剩下的冰塊就放在房中間，讓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較好睡些。整個新竹市，應當沒有第二家，用這種妙方來對抗熱浪的。單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體會什麼叫「家徒四壁」了。我們睡的竹床一直到進了大學都還在用，陪了我們十幾年，後來竹床不僅有個洞，還會夾肉，到了夏天都要墊上兩層的床單才行。從這樣的生活條件來看，街坊鄰居怎麼都不會相信，住在隔壁的這兩個雙胞胎會和「蔣總統」有任何關連！
　　
　　成功嶺上見祖父
　　
　　我真正近距離見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三年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的暑假。從報上得知他每年都會到成功嶺向大專學生兵訓話，所以一進到成功嶺，我就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們就整隊在大操場集合，足足等了一個鐘頭。那年祖父已七十五歲高齡，向我們致訓詞時，聲音宏亮、鏗鏘有力，雖然帶有十分濃厚的奉化鄉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氣十足，而且逐字照著稿子宣讀，可以聽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體預官學員全程持槍立正聽訓，一動都不敢動，足足半個多小時。我內心是激動的，全場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訓詞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擁之下，緩步走下司令臺來校閱學員部隊。我個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數第四位，祖父會很接近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我終於可以見到自己的祖父了！我興奮得在心中吶喊。
　　
　　自從外婆向我們解開身世之謎後，對祖父的感受，立即變得複雜又矛盾，好像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理障礙要去克服。他那種歷史巨人的身影，從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腦海裡，突然間外婆卻說他是我的祖父，這是何其大的衝擊。對一個十八九歲的窮孩子來說，要接受它為事實，真是太殘酷了些！對這種幾乎不可思議的身世轉折，除了必須不露聲色地去面對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隱忍住不能說出自己是蔣家人，這不是「辛酸」兩個字能道盡心裏的委屈。
　　
　　回首過去，在那麼嚴峻的環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髮無傷並成功地把這項天大的密深鎖心中數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棄，反而知所奮進，各自在不同領域裡，走出一片天來，這是外婆艱辛的代價成全了我們，只要想到那夜她熱淚盈眶的雙眼，和那雙輕撫我們面頰、微微顫抖且佈滿皺紋的雙手，我們就會強忍淚水，潛心向上。當十六七歲時弄清楚自己親生父母是誰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變得沉靜起來，甚至內向而寡歡。這是一種內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嶺的隊伍裡，我不只是好奇，急著想看到像是從歷史裡走出來的「蔣總統」，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爺爺的慈祥。
　　
　　他是我爺爺！
　　
　　祖父校閱時，學生隊伍一律舉右手扶槍行注目禮。我用眼睛餘光看到他老人家從右邊緩緩走過來，內心興奮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著三軍統帥帽，披著那件招牌式的披風，帶著白手套，面帶微笑，步履穩健而輕快，神采奕奕，威儀懾人。當他走過我面前，接觸到他目光的那一剎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喚他一聲「爺爺」，但我不敢。他雙眼炯炯有神，面色異常紅潤，身材沒有想像中高；他威嚴中不失和藹，一直帶著笑容，向我們頷首回禮。他眉毛很淡，唇上的鬍鬚已白，身體卻顯得健朗。我感到他很親切，我曉得他是我爺爺，但是在那一刻裡，「他是我『總統』」的感覺超過了「他是我爺爺」。
　　
　　我繼續轉首行注目禮望著他的背影，我問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孫兒就站在這裡，和所有優秀預官一樣，認真地接受著嚴格的軍訓？」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訴他孝嚴在受訓，他該會有多高興和安慰？！
　　
　　外婆說，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們的事。四姨媽亞梅還說過，母親在廣西桂林過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帶到江西萬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貴州，兩年後才回到南昌，蔣老夫人還曾差人帶口信到南昌，問外婆願不願意把這對雙胞胎交由蔣家撫養？如果捨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沒有答應，只告訴那帶口信的人說：「我女兒都死了，兩個孫兒是我命根子，他們是分不開的！」
　　
　　再見面已是永隔
　　
　　當我第二次見到祖父時，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密從美國回臺為他老人家奔喪。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駐美大使館」工作時，深感自豪，因為我是蔣家第三代當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經由特考及格進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接著到「外交部外講所」接受十個月的嚴格訓練。「外講所」的設立是「外交部」的創舉，同期同學均自我謔稱為「黃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部內就流傳一則小道消息，說是當祖父獲悉他的愛孫孝嚴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興，不動聲色地命令「外交部長」魏道明立即編列預算，設立「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除了強化國際公法、私法、國際貿易等專業知識訓練外，還安排了高爾夫球、交際舞、橋牌等那時算是很時髦的課程。聽到這種繪聲繪影的說法，我只有笑笑，無從證實，也無以否認。但此一傳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裡面已經漸漸有人耳聞我和蔣家的關係。我不會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會託詞閃避。

　　外放生涯嘗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攜眷飛抵華盛頓「駐美大使館」，那是二月初下著大雪的寒冬。美國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現成待租的空屋更少，當時「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現在，三等書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塊美元。「駐美大使館」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華盛頓近郊的惠頓區（Wheaton），因房價較廉，那一帶大都是美國社會裏的中收入戶，要不就是韓國、越南、墨西哥和從臺灣去的移民。「大使館」的同事程建人與戴瑞明，和媒體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裡。
　　
　　因為沒有積蓄，我外放時雖然領了治裝費和預支的薪水共三千六百美元，因為要花一筆錢買汽車，所以在華盛頓旅館住了三天，手頭變緊，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 「大使館」的另一位三左澤華商量，讓我們一家三口在找到房子前，擠到他小公寓裡的客廳打地鋪。左澤華是「外交部」書處老同事，他一口答應，由我分擔他三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東。我們便在他客廳住，這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兩間臥房、一個小書房、一套盥洗設備，客廳飯廳連在一起，總共四十坪上下。他們夫婦用一間臥房，還帶一個半歲多的男孩，另一間臥房已分租給在「大使館」擔任會計的薛糧輝，所以我和美倫帶著兩歲大的蕙蘭，只有在客廳打地鋪了。小公寓一下子住進了五個大人、兩個小孩，真夠擠的了。睡在別人家客廳，是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學會一個基本動作，就是別人就寢後，我們才能入睡，別人起床前，我們就得起來，因為要先起身收拾好鋪蓋，否則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確實難為了美倫。
　　
　　巧遇孝章夫婦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從新聞報導得知，當時為之一驚，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還是有淡淡一層失去親人的哀傷，但我不能表現出來，下午還出席了在雙橡園由瀋劍虹主持安排追思會的討論。回家後，從電視上看到更多消息，美倫也流淚了。我隨即跟美倫說，應該回去奔喪，並和在紐奧良杜倫大學念博士的孝慈通上電話，他說學校正要考試，無暇走開，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個「大使館」籠罩在極端凝重的氣氛裡，不僅沒有往日偶爾傳出來的笑聲，大家連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來，此一重大變故，的確帶給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從四月十二日起請五天事假。
　　
　　回臺北奔喪途中，遇到一件沒想到的事。在舊金山登機時很意外，我發現我應該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揚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機上，只隔兩排座位。孝章大姐身著深色洋裝，面容哀淒，不苟言笑，相當矜持。我和他們夫婦倆目光接觸了一下，沒有打招呼。我不敢確定，那天他們有沒有認出我是誰？
　　
　　顧及人倫堅持回臺
　　
　　飛機於十四日下午抵達松山機場，叫了部計程車照著王升的約定，逕赴愛國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覺得那天的街景顯得特別蕭瑟，敦化路和仁愛路上的椰子樹和樟樹，隨風搖曳，呼呼的風聲像是發出低沉的哀鳴。
　　
　　進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電話，他隨即於五點三十分驅車前來，著一身戎裝，一向是精神抖擻，眼神逼人。我曾從華盛頓打電話告訴他奔喪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猶豫，問我一定要回來嗎？我說，如果不回去，我會永遠於心不安。他說，那就隱密一點好了，關於瞻仰祖父遺容的事，他會安排。王升還是怕我在敏感時刻回來，身世的密不小心被暴露出來。但是，我不認為這層顧慮可以凌駕人倫之上，我堅持回臺。
　　
　　那天他走進來時臉色顯得有些蒼白，表情嚴肅而神傷，先安慰了我幾句話，說：「你是應當趕回來見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著便陪我一同驅車前往國父紀念館，車前面坐著跟他多年的隨身參謀王耀華。這輛黑轎車有通行證，一路開進國父紀念館，到後面的側門下車，換由兩位穿著深色中山裝的人帶路，進到裡面轉了幾個彎道才走進大廳。那時，紀念館裡裡外外有數以千計排著長龍的致哀民眾，不僅秩序井然且肅穆安靜。
　　
　　帶領我進到大廳的那位先生，很客氣地引導我走上最靠近舞臺的較高平臺，一般民眾是不被允許站上去的。我肅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臺中間的蔣公靈柩，十分清楚看見祖父安詳地躺在裡面。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見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淚水，用淚眼注視著他已沒有表情的臉龐，也看到掛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勛章，我低著頭默念著：「爺爺，願您老人家在天之靈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來見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請你保佑父親，給他力量度過難關。」我讓眼淚流著，深深三個鞠躬後步下平臺，再跟隨那位工作人員，左彎右拐地走出紀念館。
　　
　　與父親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廳前，這位先生輕聲說，經國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懸著一張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這位先生並未自我介紹，顯然知道我的關係，也曉得我前來的目的，才會特別指出經國先生此時就在裡面。我只輕輕點點頭，沒說什麼，也不能說什麼。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還安排我參加了大殮和移靈典禮，雖然不在家屬席，我默默坐在一個角落，還是很安慰地告訴自己，我已盡了孫輩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飛回華盛頓上班。
　　
　　這次悄然回臺奔喪，在某方面沒有太多實質意義，既不能公開，又沒得到蔣家認同，當然更無助於對外強化「我是蔣家人」的事實。我之做此決定，只在尋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過世時，由於膽怯、猶豫、退縮，連盡孝心的勇氣都沒有，那就不配做蔣家的一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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