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年秋季新學期開學，我們進入初中三年級。我們班上有一個很活躍的同學，姓夏，大家都戲稱他瞎（夏）擺唬，是個公認的侃大山高手，幽默風趣，只要有他在，周圍的氣氛就很活躍，笑語連珠。他的作文很受老師賞識、經常被當作範文在全班朗讀。
有一個星期一，同學們都紛紛從家裡返回學校，唯獨瞎擺唬沒有來校上課，也沒有請假，同學們不知何故，都覺得班上少了一個重要的人物。到了課外活動時間，還未等同學離開課桌，校政治輔導員老師突然走進教室，要召集我們全班同學開會。
老師說：「夏XX同學不能來上課了，他有反革命罪行，已經被抓到看守所去了。今天召集你們全班開會，就是要揭發他的反動言行。」 同學感到驚詫，面面相噓，嘁嘁喳喳的氣氛頓時肅殺寂靜，半天沒有人說話。
老師鼓勵大家說：「沒有關係，與你們無干。揭發他的反動言行，什麼都可以說。只要是他說的、他做的，你們認為不好的都應該說。」
半餉，有個同學發問：「老師常說少年最單純，是國家的花朵，少年也有反革命罪？」 政治輔導員不知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猶豫停頓一下，還是堅定回答：「反革命罪不分年齡。」
又過半餉，還是沒有人發言。輔導員就啟發地說：「大家都說他的作文很好。作文不僅要看文字好不好，還要看思想好不好。他有一篇作文被選為範文貼在全校的範文壁報欄裡，我看就有問題。其中有一段寫的是，上級領導來縣裡視察，坐著小轎車從大街開過，沿途濺起雨水，衝擊著兩邊的行人和攤販，就像魯迅在《水鄉》一文中寫的，洋人的小火輪從河中心開過，河兩邊的搖櫓小船只得抓住岸邊的草木，等待小船搖晃停止。這種描寫顯然是對新社會不滿，對上級領導不滿。」
一再啟發，同學們還是不知道說什麼。一個同學問：「說女同學壞話可以嗎？」老師回答：「說吧。」
「他說XXX同學像青蛇，XXX同學像白蛇，就是找不到許仙。許仙那裡去了，原來許仙被法海師傅壓到金山寺的鄭江達（一同學名字）家裡去了。」該同學的話，把全班同學說得哈哈大笑。氣氛開始緩和下來。
接著一個同學說：「他在做廚房幫廚的那天，給女同學發熱水時，人家說水不熱，他就說‘要那麼熱幹嗎，也不是燙豬’，把那個女同學都氣哭了。」
另一個同學發言：「他還說老師的壞話。班主任老師給語文課老師代課時， 解釋‘輪番轟炸’是飛機輪子翻過來底朝天，把炸彈都倒出來。在給物理老師代課，做水壓試驗時說，和小孩撒尿相反，大個彪得近，小個彪得遠。瞎擺唬就造了一個歇後語：‘班主任代課──濫竽充數。’」
政治輔導員看看同學的發言都無關痛痒，急忙插話啟發：「一般說壞話，沒有政治意義就不要說了。要有政治內容的壞話一定要說。」 當時班上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對於「政治」的涵義還不十分明白。等了半天，一個同學問：「抗美援朝的事可以說嗎？」老師一聽，這倒是政治問題，以鼓勵語氣：「說吧」。
這位同學說：「在宣傳抗美援朝時，為演話劇準備道具，瞎擺唬說，杜魯門的帽子必須兩尺長，否則就不是堵著門。麥卡瑟的帽子至少一尺深，否則沒卡死。」同學們又是一陣竊竊嘻笑。
政治輔導員覺得學生的發言越來越牛頭不對馬嘴，加上學生最喜歡每天一個小時的課外活動，早就在座位上不耐煩了，最後也只得草草收場，無果而終。
後來得知，夏XX的爸爸於當年的春季，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以歷史反革命被逮捕，就在前些日子被處決。處決後就把他的全家，母親、哥哥和他同時逮捕了。同學們也回憶起，在上個學期開學不久，學校中有一天突然來了數名警察，一次逮捕了四個老師：唯一的一個校醫生，唯一的一個圖書管理員，一名語文教員，一名物理教員。佔全校二十來個教職員的五分之一。一時缺教員上課，這才鬧出班主任給語文老師和物理老師代課時所出現的笑話。
此後這些被逮捕的老師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來。而夏XX一家三口人被分別送到三個不同的地方去勞動教養。瞎擺唬當時還是個十五歲男孩，也是一去無回，至今不知是死是活。更有甚者，當時還有一個更小的低年級同學，因為爸爸被逮捕而全家遭株連，離開學校而一去不復返。
實際上，逮捕反革命的家屬，送去勞動教養，根本不需要任何罪證。毛澤東就親自在中共中央關於反革命份子處理的文件中規定說：「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 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斗者的家屬……可送勞動教養。」明文規定株連親屬。鎮反運動中被殺的達三百萬，株連的人少說也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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