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溫的憂患,聯想崇禎皇帝

2007-03-28 06:21 作者: 陳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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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寳舉行記者會,坦承自己「腦子裡充滿了憂患」。觀其形狀表情,也確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溫家寳公開而痛苦地承認,中共「腐敗越來越嚴重」。胡錦濤則在「兩會」上提出「三種意識」論,期望中共幹部具有「憂患意識」、「 公僕意識」、和「節儉意識」。

對中共本身而言,這種針對性不言而喻。當「中國崛起」、「大國崛起」甚囂塵上,中共大小官僚盡顯自滿自得之時,哪裡還有「憂患意識」?當中共官僚集團把持了國家權力、財富、和資源,而恣意作威作福之日,哪來的「公僕意識」?當官場腐敗氾濫、官員奢淫成風之際,又豈有「節儉意識」?

胡溫的憂患,為黨還是為國?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是為國,何不趕緊改造制度,開放言論、新聞、和選舉,落實他們口中念叨的「民主監督」?將權力和責任交還給民眾,如此,所憂之事,如「腐敗越來越嚴重」等,都可解套,且事半功倍;胡溫自己,也可青史留名。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近來中共官方媒體一再引用的古語。聽上去,胡溫的憂患,更像是為黨,生怕共產黨在安樂中死亡。如果是為黨,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就是前車之鑒。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把個泱泱大國,折騰得千瘡百孔,天怒人怨。鄧小平掌權後,竟以為,僅僅依靠發展經濟,就能抹煞中共在政治上的劣跡。豈料,單純的經濟改革,而不觸及舊有政治體制,權力被壟斷,經濟也被壟斷。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社會貧富分化,強弱對立,仇恨瀰漫。之前,血腥的階級鬥爭,已經令中共在歷史上留下鐵證如山的罪孽,如今,大規模的官場腐敗,不僅將中共發展經濟的「功勞」完全抵消,還讓中共再度於歷史上留下難以洗脫的惡名。

溫家寳終於找到了一個比喻、一個說法:「決定一個艦隊速度快慢的,不是那個航行最快的船隻,而是那個航行最慢的船隻。」在這裡,溫家寳似乎要表明其心志,將轉而服務人口眾多的「困難群體」或者「弱勢群體」,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溫家寳的提法,直接否定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也顛覆了在此之前,中共御用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主流經濟學」:以犧牲廣大弱勢群體為代價,換取中國的「發展速度」,實際是換取官僚集團的利益膨脹。

看上去,胡溫想改變一些東西,但因特殊利益集團的迅速崛起,已經成為整個中國前進的障礙,言改變,談何容易?看上去,胡溫想吸取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在盡量不觸犯權貴的前提下,小心行事,以免如胡趙那般「出師未捷身先死」。然而,形勢比人強,時間又豈能等人?

讓我們聯想明末的崇禎皇帝,該君繼位時,明王朝已經腐敗透頂,民眾抗爭,烽煙四起,儘管崇禎皇帝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卻未能避免明王室覆滅的命運,自己也落得個吊死煤山的結局;讓我們再聯想晚清王室,雖積極推進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卻百般拖延政治改革(君主立憲),意圖王室「中興」,卻最終為革命洪流所埋葬。

不將民眾利益置頂,不把國家安危優先,而專為王室、即統治者的權力和利益打拼,正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必然敗亡的歷史邏輯。

在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面前,做何選擇?無疑是胡溫當前面對的最大課題。舉棋不定,概在於此。鄧小平的基本路線,為黨不為國,必然地,治標不治本;如果胡溫的 「和諧社會論」,也是為黨不為國,也必然治標不治本,結果就只能重蹈鄧小平之覆轍,既不能救國,也不能救黨,白忙一場。(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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