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面對權力暴虐的下跪

發表:2008-01-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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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章詒和女士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簡稱《順長江》)和《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無祭》),不能不讓我再次震驚於毛澤東的霸道、流氓、陰險與殘酷。與此同時,把章詒和筆下的記錄與我讀過其他反右書籍相對照,也讓我再次震驚於中國知識份子在災難突降時的驚惶失措,特別是那些有地位有威嚴的社會名流們,在毛澤東突然變臉之後的自相殘殺和尊嚴掃地。毛澤東的流氓、陰險和殘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知識人本身的喪失起碼做人底線的作為,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並決定反右之後,毛卻密令各級黨組織加大動員鳴放的力度,讓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充分表演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甚至在反右正式開始的前兩天的6月6日,章伯均還在興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開會,討論高等院校的學潮和教育體制問題,為平息學潮而出謀劃策。但6月8日,風雲突變,一場疾風暴雨百花殘的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

毛一聲令下,中共各級組織和民主黨派聞風而動。中共統戰部、各民主黨派、特別是章伯鈞所在民盟和農工民主黨連續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以章、羅為首的右派反黨聯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開第十七次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對右派份子的處理決定,僅民盟一個組織裡,中央一級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澤東欽定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成了頭號、二號大右派。即便像黃炎培這樣備受毛澤東關照的座上賓,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定為右派。

我對《順長江》中記錄的大小會議做過統計,從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統戰部與民主黨派共召開過大小會議64次,其中,章伯均、羅隆基所在的民盟開會次數最多,僅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召開的會議就有23次。每一次會議的參與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參加鳴放、幫黨整風的名流們。6月8日後,這些人分成截然對立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揭發批判者,佔大多數;一部分是被批判者,佔少數。作為大右派的章、羅等人,不得不面對一次次口誅筆伐,兩人參加會議的全部意義只有一個,認罪再認罪,檢討再檢討,悔過再悔過。

民主黨派內的自我整肅結束後,心滿意足的毛澤東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澤東出席了在頤年堂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已經變成爛泥的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悉數到場,他們參加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表達對毛及中共的忠誠。會議最後,照例是毛的總結髮言,他對民主黨派作了五點指示,並給章、羅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職務和物質待遇,以示其寬宏大量。但是,整肅並沒有就此結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運動,逼迫民主黨派必須人人過關。這就是毛澤東不同於斯大林的殘忍之處:斯大林以消滅反對派的肉體為目標,而毛澤東不僅要消滅肉體,更要改造人的靈魂,也就是對被整肅者進行人格羞辱和尊嚴踐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黨派共同作出進一步整風的決定;3月2日,民盟中央會議推出一份《自我改造決心書》,以號召全盟和其他民主黨派向黨交心,103位民盟大腕在"決心書"上簽名。最為驚心動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場,堪稱反右運動中中國各界名流集體表演的最華麗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統戰部的組織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名流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召開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並舉行了效忠毛澤東的大遊行。與此同時,許多積極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黨派大人物被婉拒後,居然滿心愧痛。

接著,全國政協給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集中學習改造,其他民主黨派的名流們則參加轉變立場的整風運動,分為大鳴大放、大辯論、梳辮子(自我檢查)和向黨交心四個階段。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每個人必須以書面形式向黨交心。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交心運動中,無論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學習改造中,"他們一共交出8840條。平均每人170條。交代最多有黃紹竑、顧執中,一人300條以上。中等的有羅隆基、儲安平,一人200多條。父親交代最少,30條。"在參加整風運動的人中,"左派裡,交心最少的是吳晗,8條。交心最多的是鄧初民,206條。右派裡,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掄51條。交心最多的是費孝通,282條"特別是那些積極向上爬的左派們,主動要求自我檢查,帶頭的是胡俞之、史良、吳晗、千家駒等(《順長江》P85-86)。

統戰部在評價"交心運動"時總結說:"各民主黨派在交心運動中,貼了大量的大字報,通過自我揭發和相互揭發,深刻地揭露了中間派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陰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間派不符合六條政治標準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言行。各民主黨派在一般整風中,又對成員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種問題,作了分類排隊,進行'梳辮子',大辯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幫助成員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根本問題上,進一步劃清界限,提高認識。總起來說,交心運動是民主黨派成員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的一次總暴露,當然,從他們交出的問題看,表明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基本上沒有拋棄資產階級立場,這正是他們在右派進攻中向右搖擺、同情、附和右派反動言論的階級根源。"(《無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變臉面前,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聯盟瞬間瓦解,太多的自貶檢討,太多的口誅筆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態,曾經亢奮異常的名流們旋即變成一灘爛泥。甚至於,像瀋鈞儒這樣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不僅在所有會議上公開表示效忠,而且他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錯誤,居然在衣袋裡放一紙條,上書:"你是不是聽黨的話?你是不是聽毛主席的話?你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你對人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順長江》P89)怪不得章伯鈞發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嘆。其實,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幾個人沒有"下跪"呢!區別只在於表態的早晚、積極與消極。正如章詒和所言:"如果章伯鈞不是右派,他也得簽名,也得遊行。"(P84)是的,在全國共討之的輿論狂潮面前,在人人過關的威逼面前,雖然名流們的交代未必是出於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並無實質性區別。

曾幾何時,在章詒和眼中的父親總是生氣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緣、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見過大世面,經過大風浪,不懼大危險,在挫折面前從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過中共,後來脫黨變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一直不錯。章早年加入過中共,後因脫黨變成著名民主人士,且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一直不錯。抗日戰爭時期,在陪都重慶,章與周恩來的來往很頻繁。抗戰後期,國共衝突加劇,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名存實亡。在國共之間斡旋的主要是美國人和民主黨派。為了調節國共衝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的參政會,民主黨派的六位代表於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員(其他有黃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當時對章的評價是:"數年來,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屈不撓,可謂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步分子。"(《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聞黎明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P340)1949年後,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鈞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壇上也足夠風光,既是交通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農工黨主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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