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土地革命"究竟是怎回事？

作者：蘆笛發表：2009-08-17 20:11

網友讓我講講中共的土地革命是怎麼回事。其實我在舊作中介紹過。這次要說的還是那個調調：農民當然是中共革命的主力軍，若否定他們，便是否定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沒有大量農民投入革命鬥爭，則我黨絕不會上臺。

但承認這個事實，並不等於接受中共捏造的那個弱智神話：農民問題是"舊"中國的最大問題，構成了"舊"社會的最大社會危機。國民黨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未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我黨察覺了這個問題，圓滿解決了這個危機，因此獲得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擁護，這才取得了革命勝利。

我已經說過了，此乃弱智神話，也只能糊弄忽悠中國的弱智"知識份子"。我黨的政權是槍桿子打出來的，不是人民選上去的，與"民意"毫無關係。我黨擊敗國民黨，與秦國掃滅六國一樣，乃是同樣的道理--誰具有更大的動員人力物力資源的能力，特別是控制、組織、動員並運用人力資源的能力，誰就能在奪權戰爭中勝出。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把國家建成了當時最有效的動員機器，於是便在六國中勝出。而我黨之所以取勝，客觀因素就不說了，最根本的主觀因素，就是從蘇聯學來了舉世無雙的列寧革命工藝學，利用組織嚴密、紀律如鋼的革命政黨，作為組織控制人民的基本工具，控制了轄區內的所有人力物力資源，並把每個銅板、每根肌肉纖維都投入戰爭，進行西方所謂total war（通譯"總體戰"），而國民黨毫無這種本事，當然要在共產黨面前敗下陣來。這就是我黨發家的秘密。

具體說到農村，國共的區別，也就是組織控制農民的區別。不是共產黨解放了農民，而是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會組織操控農民，因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利用了農民的人力物力。您當然可以說我黨獲得了統治區域內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但那是因為他們從來也就沒有"不支持"的選項，正如《迎春花》上的"老東山"的"我不自願"，到最後也只能變成"我自願"一般。

如果國民黨也有這套控制百姓的本事，則我黨絕無勝利可能。當年偉大領袖毛主席命令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就是以為那地方曾是鄂豫皖蘇區，"群眾基礎好"。不料劉鄧去了才發現滿不是這麼回事：老百姓見到共軍來了不是躲便是逃，蓋桂繫在抗戰期間在那地方經營了相當長的時間，而桂系組織和控制百姓的本事要比老蔣強得多。

當然，所謂"控制農民"，也不是單純的恐嚇，而是軟硬兼施的革命兩手，誘騙與恐嚇相結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所謂"誘騙"，包括"啟發階級覺悟"的宗教教育，以及實際上的物質獎勵。而所謂"土地革命"，就是兼具革命兩手的控制農民的巧妙手段。說白了，它就是《水滸傳》上的"投名狀"戰略，通過它把農民牢牢地捆在我黨的戰車上，亦即誘騙與迫使相結合，使得農民犯下搶劫或殺人的罪行，從此斷了後路，只能橫下心來與我黨幹到底。它當然行之有效，但要把這種愚弄與利用當成是對農民的"解放"，則未免太過滑稽。

除此之外，"土地革命"還有更實際的目的：提供軍餉。一個軍隊是需要金錢和糧食養活的，而中國人特別是拜革命教徒們常常忘記了這個最簡單的人類常識。紅軍起事，錢糧從哪兒來？當然只能如古已有之的土匪一樣，去老百姓那兒搶。這就是共產黨為何被國民黨罵為"共匪"。那其實是一種事實陳述，蓋所謂"匪幫"，就是"靠暴力搶劫百姓財富的武裝集團"。據此定義，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就是一支現代土匪隊伍。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會見尼克松時指出，國共雙方都罵對方為匪，似乎那"匪"只是一種辱稱。但實事求是地說，國民黨罵共產黨為"共匪"是事實陳述，而共產黨罵國民黨是"蔣匪"則是誹謗。這根據很簡單：國民黨自起事那天起，就不曾靠以暴力直接搶劫百姓，初期在海外是靠捐款，後期在國內則是靠徵稅。您可以指責他們是暴政苛政，卻無法指責他們是土匪強盜。

前些天有個"網上名家"反駁我的史論，告訴我："毛主席要保護所有富人的利益。這才是真正的毛主席。"那大概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二次最大的震駭吧，鬼話稱為consternation。第一次驚駭是聽到林思雲說"共產黨救了農民"。而這次卻是聽見這位"名家"的名言。這位先生說，他是從毛委員的《井岡山的鬥爭》中看來的。如果他真熟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就該知道毛委員規定的紅軍三大任務是："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與"做群眾工作"。

那麼，怎麼"打土豪，籌款子"涅？我在文末附上了當年國軍繳獲的紅四軍政治部所編的《籌款須知》，請同志們這就去看看，長長見識，學習學習毛委員是怎麼"保護富人"的。如所周知，井岡山是第一個紅色根據地，紅四軍乃是毛委員親自指揮的嫡系部隊，不難想見，那文件即使不是他老人家親自起草，也一定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親切指點。但這一套並不限於中央蘇區，這先進經驗很快就傳到其他蘇區去，成了蘇區的標準作法。張國燾同志到達鄂豫皖蘇區後，就發現當地監牢裡關了許多從"白區"抓來的綁票勒贖的地主老財。他覺得這種做法太那個了些，於是便命令部下把他們放走了。

這在紅軍起事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否則哪兒來的軍費給養？因此，"土地革命"說起來並沒有什麼崇高，毛委員之所以對之情有獨鍾，一來是他從小看的就是《水滸傳》一類遊民經典，二來是除此之外也別無籌餉的辦法。不去把他從爛章回小說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那兒學來的黑社會功夫使出來（偉大領袖曾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的名篇中指出："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又該如何去養活拉起來的槍桿子？

不過，現代土匪與傳統土匪（亦即官修史書稱為"農民起義"者）畢竟不同，具有以下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力勞動差別--NND，我當年政治課學得實在太好，都成條件反射了都）：

第一，傳統土匪紀律鬆懈，道德敗壞，而現代土匪紀律嚴明。三大紀律的第三條就是"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並不是誰搶來歸誰，而是把搶劫化成了一種聖潔的宗教儀式。搶劫不會敗壞士兵素質，反而成了一種革命考驗。

第二，傳統土匪不分貧富，見人就搶，甚至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我黨雖然在早期也這麼幹過，但後來就改正了，只搶富人（或用那位網上名家的說法是"保護富人"），不搶貧民。搶劫具有的選擇性竟然高到"打土豪"與"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並行不悖，堪稱奇蹟。不僅如此，除了井岡山初起事那陣，若有可能，我黨就不使用軍隊，而是盡量動員貧民去搶，以便把他們綁上戰車。當然，沒有動員群眾的餘裕時例外，此時只能由軍隊去搶，因此《長征組歌》上所唱的"鐵流兩萬五千里"，應該讀為"錢流兩萬五千里"才對。

第三，傳統土匪毫無信仰，更無解放窮苦人的決心，而現代土匪則是史無前例的"教匪"，即有高度的宗教覺悟，有為聖教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這高度的"宗教覺悟"，就是教徒們並不把搶劫財物與殺人看成是可恥的罪行，反而認為那是"解放全人類"的無上光榮的業績。這一點就連髮匪都望塵莫及。

境內土豪打光了，那該怎麼辦涅？到"游擊區"去搶。張國燾已經在其回憶錄中講明白了。所謂"游擊區"，就是雙方都不能控制的交戰區域，也是我黨"打草谷"的對象。所謂"打草谷"古已有之，乃是北方遊牧民族深入漢境搶劫的專用術語，倒不是literally去搶糧草，主要搶的是婦人金帛。而我黨則是真正的打草谷，大有古風，也就是動員紅區的農民全體出動，跟隨紅軍哥哥到"游擊區"或甚至"敵佔區"去，幫人家從事三秋勞動，實行"單搶"，搶割人家成熟的莊稼，把它們浩浩蕩蕩地挑回蘇區來。遺憾的是偉大領袖的詩詞中沒提這茬，只說了"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卻沒說"分糧真忙"。糧食搶回來後，紅軍哥哥拿大頭，百姓拿小頭。

列寧同志教導我們："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確乎如此，據張國燾說，打草谷乃是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誰不願不勞而獲？無產者尤其如此。因此它是蘇維埃政權最受人民擁護、最不被抱怨的施政內容。一旦盼來紅軍外出打草谷的特大喜訊，蘇區人民便奔走相告，歡呼雀躍，到時便自動浩浩蕩蕩地出動，跟隨紅軍哥哥前去奮勇打草谷。

但張國燾畢竟是老牌右傾機會主義者。他覺得打草谷勢必造成蘇區與周邊地區人民群眾的對立。那道理再簡單不過：名義上只打"土豪"的草谷，事實上誰TMD知道、誰又TMD在乎，收割的到底是哪個倒霉蛋的莊稼？草谷的頭上又沒戴高帽子，或是脖子上掛著黑牌，或是手臂上戴著白袖套（這些都是文革期間"階級敵人"們的裝束），要區分其"階級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還不是只能見了草谷就打。即使打了地主老財的草谷也罷，那不是連佃農的口中食也奪去了麼？你讓人家怎麼感謝共產黨？因此他決定終止這種搶劫行為，改為引入高產作物，解決糧荒，再以收稅的方式籌措軍糧。這當然是從奪取政權的策略著想，但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如上所述，我黨的"土地革命"，從一開頭就具有鮮明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以"打土豪"籌軍餉，以"分田地"將貧苦農民套住，讓他們成為"擴紅"（擴大紅軍）的對象，變為自願或不自願的炮灰。

這種急功近利的措施，確實能飲鴆止渴，解決急迫的糧餉與兵源問題。張戎毛傳曾介紹過，偉大領袖毛主席曾搶了滿滿一箱珍寶，乃是歷年"打土豪"積累所得，後來交給了"蘇維埃銀行行長"毛澤民。此事現在連我黨媒體都承認了。可見與長毛的太平天國一樣，搶劫確實構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GDP的主要來源。而紅區的兵民的比例也遠遠超過了國民黨統治區。但它同時也給蘇區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災難。

在政治上，它撕裂了族群，使得百姓自相殘殺。在國共兩黨反覆拉鋸的地區，窮鬼們和富鬼們徹底喪失理智，使得昔日寧靜的村莊成了血淋淋的絞肉機，鄉鄰們隨著國共兩軍的來回佔領，瘋狂反覆"翻燒餅"，競相用慘絕人寰的手段屠殺對方，以致連劉胡蘭那種我黨童工都成了犧牲品。

這種爛事，使得共產黨在30年代絕大多數國人心目中完全成了過街老鼠。除了龜縮在上海租界的幾個左派文人能利用帝國主義的言論自由，宣傳"保衛蘇維埃"之外（記得我家有本丁玲在上海租界主編的《北斗》雜誌，完全與黨內刊物無異，全是"保衛蘇聯"、"擴紅"之類的政治口號），社會各界人士（包括知識界文化界的主流）並不同情他們。社會上眾口一詞都指紅軍為土匪。聽先母講，當紅軍逼近她的家鄉時，全體百姓特別是婦女同志們都陷入極大恐慌。女同志們還鄭而重之地商量如何自殺免辱：）幸而紅軍後來沒去，全體百姓這才如釋重負。這當然有蔣匪幫欺騙宣傳的成份在內，例如八項注意裡有一條就是"不調戲婦女"，但也說明紅軍的口碑實在太差，與"迎闖王不納糧"完全是兩回事。

在經濟上，土地革命使得紅區民生凋敝。這當然首先是連綿不斷的戰爭造成的：且不說戰火帶來的直接破壞，即使國軍不打入蘇區，蘇區也吃勿消，蓋它完全是戰爭基地。全體百姓的每個銅板、每根肌肉纖維都投入戰爭，當然民生必然凋敝。由此進入惡性循環：百姓越窮，軍餉就越支絀，軍餉越支絀，就越加大搜刮百姓的力度，於是百姓也就越窮。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央蘇區搞的"查田運動"，就是這種"雞腳上刮筋"的敲骨吸髓運動：先搶地主，地主整死了再搶富農；富農也整死了，就來"查田運動"，把中農說成是"隱瞞田產"的富農，於是又開闢了新財源。敬愛的楊尚昆主席和劉英同志（張聞天夫人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老部下）就生動地介紹了當年的"查田運動"與"擴紅"：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沒有‘左'呢？比如說查田運動，你們現在看看有個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時總的當然他不當權，但是他做具體工作，他這個查田運動就是‘左'的。（劉英插話：我在於都第二次擴紅，他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我是覺得‘左'的。後來是洛甫來了一封信，說反對擴紅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們才把這些人放了。）查田運動的結果是整了一批中農，至於富農那時早就沒有了。那麼在這種高壓下就擴紅，創造紅軍一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然擴紅成績是主要的，但是那樣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實上等於抽丁，像興國那裡抽得就根本沒有什麼壯丁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

"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如楊主席說的興國全縣無一壯丁可抽，當然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這收成如何還用說麼？

即使不抽丁擴紅，所謂"土改"也未必能給貧農帶來什麼好處。國燾同志早在鄂豫皖蘇區發現這個問題了：當初無論是地主、富農還是中農，只要是自耕農，都具備足夠的再生產資本，諸如耕牛，大農具等等。佃農和雇農沒有土地，倒也不必操這些心，向東家租地或當長工就完了。但土地均分後，即使把耕牛與大農具均分給農民，那也有若干家分不到--一頭牛總不能割成幾份分牛肉吧？張國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組織互助組，幾家合用一頭耕牛或大農具。但既然是合作，那生產效率就絕對不會高，建國30年的集體化道路已經昭示了這一點了。

在我軍出關搶佔東北後，黃克誠同志也曾向敬愛的黨中央報告過，土改極大地降低了生產力。東北原來不比內地，地廣人稀，大片土地由地主經營。劃成小塊小塊分給農民後，不能再集中經營，產量頓時急劇下跌（參見《雪白血紅》）。

因此，與弱智"自由知識份子"們的浪漫想像完全是兩回事，土地革命非但沒有解放農民，反而使得他們的日子更加水深火熱。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國燾同志才最先懷疑蘇維埃運動是否正確，最先萌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那就是不分土地，只搞減租減息。然而他不但為此遭到博古中央的嚴重警告，而且後來受到了"偉大領袖"的帶頭攻擊。上面已經說過了，由於深受《水滸傳》等爛書的熏陶，"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殺富濟貧"的蘇維埃運動情有獨鍾，如果不是偉大船長斯大林下命令，他絕無可能放棄這套，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即使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仍然捨不得扔掉"蘇維埃運動"。直到斯大林在1月19日主持了專門的會議，決定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變蘇維埃革命方針的建議，質問中共中央："你們是否認為在你們的地區從蘇維埃制度過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適宜和適時的？"中共中央才奉命作出決定，公開聲明擁護中央政府，放棄紅軍番號與蘇維埃的名稱，放棄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政策（楊奎松：《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述評》，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而國府對這決定立即給予支持。直到皖南事變爆發，所謂"邊區政府"以及中共軍隊，都是由國府出錢供養的。皖南事變後，我黨已經控制了足夠大的區域，完全可以靠徵稅養活自己，就再也用不著去"打土豪籌款子"了。

如所周知，抗戰乃是我黨起死回生、最終奪取了全國的轉折點。但一般人都只看到了我黨大發國難財，趁機瘋狂擴張，不救中國助東洋，專門襲擊國民黨。這當然是主要的成功因素，但在我看來，一個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是我黨遵斯大林之命，放棄了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改為從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亦即在政治上裝點"民主"門面，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等等。這一套徹底改變了我黨原來的醜惡形象，爭取了國統區的"知識份子"們。等到後期我黨拋出所謂"聯合政府"的口號來，就更是把幾乎全部國統區的"知識份子"套入彀中了。

因此，歷史事實證明，不是我黨殺人越貨的土地革命贏得了人民支持，而是後來的開明政策贏得了人民支持。這毫不足怪--就連資深中共人士，都未必受得了共黨那套殘忍手段。紅軍創始人之一龔楚將軍之所以投降國民黨，就是因為中共對人民殘酷無情的壓榨迫害違背了他當初參加中共的初衷。他還認為，當年他們在廣西百色搞的類似張國燾在川北根據地實行的開明政策非常成功，很惋惜中共沒能那麼做。

很難設想，如果我黨在抗戰期間搞的也是在蘇區那一手，還會有無數嚮往民主自由的熱血青年，從國統區前仆後繼地奔向延安。更不用說它必然激起廣大農民的反抗。實際上，我黨在1947年在華北搞土改就曾激起大規模暴亂。只是官修黨史上從來不提，我本人是在老美拍的文獻片上看到的。

因此，即使是從奪取政權的需要以及策略上來說，所謂"土地革命"也是根本沒有必要的--如上所述，我黨成長最快的時期，恰是停止了"土地革命"的時期。光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土地革命"並非我黨成長壯大之必需。如果說紅軍起事之初還別無選擇，只能靠這種土匪手段籌款擴紅的話，那麼，在抗戰結束後我黨擁有了百萬大軍，統治了上億人口之後，完全可以靠收稅維持戰爭開支。即使不夠，若只是為了籌餉，也用不著暴力清算地富，血腥屠殺他們。中國的士紳集團從來習慣於被官府敲詐，要搶光他們的錢並非難事。他們完全會乖乖獻出所有的財產與土地，絕不會反抗，正如後來"公私合營"時資本家敲鑼打鼓抬著"囍"字上街遊行，歡呼政府笑納了他們慘淡經營終生的企業一般。

在我看來，"偉大領袖"毛主席之所以熱衷於暴力土改，其動機與他執政後毫無必要地搞了30年的"階級鬥爭" 同出一轍。他之所以要把踐踏、蹂躪、毒打、殺害"階級敵人"變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人生常規，並不是出自什麼經濟理由，而是因為他把暴力犯罪當成了毛教的首要教義。在他看來，使得群眾大規模暴力犯罪，不但是對他們忠誠度的"考驗"，能讓人民大眾獲得一種病態的揚眉吐氣翻身做主的"解放"感。這裡面既有策略上的精明算計，又有宗教上的執著--在他看來，人民群眾只有通過這種對敵鬥爭的血的洗禮，才能提高革命覺悟，堅定革命立場，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共產主義也才能夠實現。

這就是他為何如此強調"革命的徹底性"，為何會對"妥協"、"折中"、"調和" 如此深惡痛絕，為何會對"運動煮成夾生飯"如此忌諱。不從宗教的角度去透視他的內心，就根本無法理解那些毫無必要的犯罪。說到底，毛的最可怕之處，乃是他把邪惡提煉成了一種宗教美德，而且使得幾乎全部中國人都跟著他這麼相信。

因此，竊以為，為毛的暴力土改找經濟理由，無異於認為毛在執政後搞了30年的"階級鬥爭"也有類似必要。有趣的是，許多人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諸如林思雲輩認為，"土地革命"為中共贏得了農民的竭誠擁護。如果此論成立，似乎也可以說那30年的"階級鬥爭"也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了。

至於農民問題是否真構成了"舊"社會的深重危機，我已經在舊作中論述過了。這裡再扼要重述一遍：

1）毫無證據提示民國時代的土地兼併已經到了類似明末的嚴重程度。相反，據國內學者高王凌先生的翔實考證，民國時代根本就沒有發生嚴重的土地兼併。

2）當時無論城鄉，貧富對立根本就沒有今日嚴重。事實上，就連越飛都承認："階級分化無論在蒙古，還是在中國遠未強烈到克服民族團結情緒的程度。"（林軍：《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內部分歧》,《世界歷史》1995 年第2期，第54頁）。

3）在民國期間，除了豫匪白朗的"起義"外，從未發生過自發農民起義。除了所謂秋收起義的部分武裝來自於農民軍之外，就連我黨也沒本事煽起農民暴動，黨史上有名的"起義"基本都是兵變。相反，朱德的湘南暴動還引起廣大農民的反抗，這點連老一輩無恥階級革命家曾志同志都不能不在回憶錄中承認。

4）當時農民的主要困擾，不是地主的剝削造成的，而是天災人禍相結合帶來的苦難。這兒所謂"人禍"，指的是多年的戰亂（特別是抗戰）與官府因為戰亂加重了對農民的搜刮力度，因而激起民變。例如1944年豫中會戰期間，河南廣大農民群起配合日軍截殺我軍，這事實連國府都不能不承認：

"此次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支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臺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並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其結果各部隊於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於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1252-1253頁）

這真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本國百姓襲擊國軍造成的損失，竟然大過了外軍給國軍造成的損失，由此可見持久抗戰造成的艱辛生涯，對國軍乃至國府官員的士氣與紀律起到了何等可怕的敗壞作用。但這只是人民與官府官軍的矛盾，並非貧農與地富的衝突。不難想像，如果地富真是如我黨神話中描寫的那種青面獠牙，則貧民也會如起來襲擊國軍一般收拾他們。然而終民國之世，似乎從未發生過這種事變，有的只是華北農民起來反土改的暴亂。由此可見，當時的農民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社會問題，我黨的"土地"革命反倒製造出了直到今天還在困擾中國的無窮難題。

附錄：紅四軍政治部編《籌款須知》摘要（引自《博訊·析世鑒》）

關於中共當時在控制區的搜括，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擄人勒贖，無惡不為，茲將當年紅四軍政治部所編的「籌款須知」的原始資料，摘要如下：

一、一網散開、精密調查

在敵情（指國民黨--引注）許可下，所屬部隊應盡量以連或排為單位，散佈在周圍地區。這樣如網打開，越收越攏，易散易收，既便於指揮督促，土豪一個也跑不脫身。部隊已經佈置，便立即精密調查一切情況。進行辦法，要靠自己調查，具備耐煩、精密兩個條件。進行調查的時候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去偵查判斷，不要問：這裡有土豪沒有？姓甚名誰？只在側面，裝著買米的樣子去問；或幫著他做事，在說家務話中去探討；或找些財物、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以引誘他說實話。一方面的調查恐不確，要有幾方的調查，深入群眾，有組織的進行調查，至準確而後止。

二、迅速捉人、適當待遇

人是活寶，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化裝各色土民（每次要不同），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兩個時候。捉到本人當然好，就是當家的獨生子甚至家屬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對於已捉到的人要適當待遇，按當地人情風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別人的輕重，普通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獨女；或懷孕的媳婦，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輕的可以放回辦款，重的必須收押分別籌款，即來了多少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後放。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並准其與代表及其家屬見面，使悲傷的情感影響家屬緊急籌款。伹在特別的情況下，不開始交涉，未繳分文時，也不許見面。

三、多貼條子、少寫數目

地主、商人本人雖走，而走不遠，並有走狗打聽消息。必用貼條子的辦法，指示理由、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但在寫條子時要估計到出款人的整個財產，每張條子要少開數目。如果數目太大，使他嚇翻，或他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則索性不理，一個不繳，就要困難，即或再減，也失威性。去年一軍團在醴陵開價十萬，實得四萬；三軍團在萍鄉開價三十萬，實得不過二萬；這次黎川也是一樣犯著，寫四十萬，將來八萬恐難收到，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後籌款望注意。

四、有軟有硬、加緊催款

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延抗不理，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畫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產，燒一家房子，或殺一個土豪，以及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等的階段，每階段中都可利用恐嚇催款。有時為使代表不困難，有餘地籌措，催款手段也要有軟有硬，特別是對繳款快的要有相當減少，以鼓勵其餘，而便宜代表。但在軟時要能鞏固自己原擬實數，或相差不遠，特別嚴防劣紳的代表用酒肉--不吃為好--花言來包圍你。只有這樣有軟有硬，有聲有色，催起來才有效果。

五、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當派人催款的時候，還須佈置一些人--當地人更好--向代表宣傳，幫做轉灣，實心在要錢，以探聽代表與出款人的意見，並向土豪家屬以及群眾報凶報吉，時而說這個繳納到幾成就可以了事；時而說那個一定要到某數才了事，不然，到某時要燒屋殺人；時而說磨刀了要殺土豪某某；做好做歹，以包圍土豪及其家屬（特別是婦女）和代表，攪亂他原來的把握。總之，到了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條子的貼條子，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交涉的和催款的，散布吉凶消息的，做轉灣的，提洋油的（準備燒屋--引注），磨馬刀的（準備殺人--引注），打土豪的，沒收財產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積極去做，只有這樣才能動搖土豪及其代表與家屬講價的主要反抗，服從我們的罰捐，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六、優待代表，酬以金錢。

站在階級利益上的地主、商人、富農，總把我們當做他們的階級敵人，不敢當前就有意繳款，也必要旁人，工農份子、親屬或走狗來交涉繳款。又或地主商人不願繳款，我們單憑硬要，不利用第三者，則籌款更是難有希望。故此，中間人--土豪代表，在籌款中有非常重要地位。同時我們還要認識，當代表的都是些會交際、慣投機的份子，優待代表更不宜忽視了。如何優待呢？土豪代表來往要有專人，而且要有所謂「官」（籌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傳，言語要吹牛皮，飲食招待都要相當客氣，要有尊重的表現。即對不繳款的土豪發氣，嚴厲催款，也注意勿妨害代表。對繳款快的多的，減了款子，要當代表及土豪家屬面前說到：有礙某某代表面子等，以提高代表地位，而促其更努力奔走。特別是真能努力繳款工作的，我們要相應的許以金錢酬謝，並可用累進的方法，凡繳款越早的酬謝也越多。另外擔負繳款較大的數目的代表中的主要代表，還要相當加謝。有些小的問題，在政治上籌款上我們要無損失的能相當滿足代表的請求，如保人等是。又不單對代表如此，即對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當的優待與宣傳，以引起他們樂於接頭交款。這樣使當代表的有錢得，又有本事與威風凜凜的紅軍來往而受優待尊敬，自己以為地位提高，很有味道，他便熱心而且想多做幾回代表。我們同時更可利用他調查土豪，再當代表，擴大籌款工作。

七、檢挖地窖，日夜偵查。

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沒有還，營商怕虧本，故都喜歡埋窖。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處的厠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蓋裡、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有。要檢窖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裡睡覺，在那裡吃飯，常到那裡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裡，特別當你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在那裡。如果你有了相當把握，便一面繼續偵察，一面便可以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予以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守在那裡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撥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有；挖土看色氣，看松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牆壁的厚薄，是否有夾牆；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在樓板以下起隔牆；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場。萬一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須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日裡有什麽人進去，他們進去後是向那裡仔細看，看時神色如何，看了出來後又是怎樣，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們是否準備動手挖窖。如果挖的話，必定要趁夜取的，到時你只把人圍好，一面捉人，一面再強迫他們完全挖出就是了。這種取挖的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趁夜迅速找到那肥土豪而後已。

八、沒收財物，盡快拍賣。

沒收的財物，有時為籌款子，可以廉價拍賣。但要注意：能賣到相當錢數，錢太少不要賣，寧不取分文散發，以取得更有價值的群眾。穀子特別是義倉的谷，是群眾迫切需要而不可得的，絕勿拍賣，要盡數散發給當地工農貧苦群眾。拍賣要快時，須按貨物分開來，要不零賣，須告訴群眾幾家一聯。貨物太多，時間不夠，要計算到後幾天再減價發賣，以及零賣與散發，絕不要等走了還有留給豪紳。

九、最後一著，罰款加捐。

有時各家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一著--加捐。手法是加以重利剝削，高抬市價，或曾控告革命分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款，但很可以殺一個，殺了的還須加罰款，這是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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