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的倒鉤執法——信用卡掠奪

上海的釣魚執法由孫中界斷指自殘的抗爭引發，得益於社會輿論的密集關注，在政治權衡術的偶然作用下，已經有了一個可以暫時告慰真相的段落，雖然正義離人們的生活仍然不是可以樂觀的坦途，但畢竟個案的昭雪和真相的昭彰已經有了一個小小的突破，而且黑車整治上的構陷釣魚，從此以後將不會如先前那樣肆無忌憚的猖獗，這也使那些做好事或救人危難的熱心者，大大減少了受到倒釣執法構陷的威脅，信任與關愛的人性情愫也就可以成為一種期許的救助。

但在這個用特色的名頭包羅一切不公不法現象的國度裡，釣魚執法的醜惡遠遠不是上海抓黑車整治中所揭示出來的那樣明顯、簡單和容易被揭穿。存在於中國金融領域的資本運作中的信用卡漁利現象，比發生在上海黑車整治中的釣魚執法要慘烈和殘酷得多，也比上海的釣魚執法要複雜、詭異和更加肆無忌憚。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在信用卡資本跑馬圈地的惡性競爭中，金融業倒鉤執法的強制性暴利，正在將大批公民拖入一個人們不敢想像，更無法面對的吸血鬼般的經濟黑洞。隨著倒鉤執法的戰無不勝，被陷入"失信"、"透支"、"詐騙"，等等罪名的"不良人群"正在迅速擴大。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廣州日報11月10日報導，關先生兩年前一張2萬元的信用卡，因為無力償還，在兩年後暴漲至108.46萬元。這一信用卡暴利案例揭示了發生在這位關先生身上的信用卡喝血式的獲利公式，即透支利息1.5%+滯納金5%+超限費5%=債務每月遞增11.5%的計算方式。即使將中國信用卡期末應償信貸總額1879.23億元這個數字撇開，僅僅按照逾期半年未償的 57.73億元這個數字推算，在近乎瘋狂的獲利公式下，中國信用卡業務的暴利，也將通過建立在社會大眾痛苦與災難基礎上的剝奪方式，而得到空前的膨脹式發展。

成都金牛區的女教師溫女士，5000元信用卡在兩年內躍升至45000多元，被送進監獄的人生災難，不僅僅是毀滅了她的婚姻、家庭、事業，實際上也已經毀滅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一生的"體面"人生，而在此同時，她仍然必須面對法律強加給她的1.3萬元本金和5萬元罰款的強暴式的掠奪。

而那位在金融危機中再遭公權和司法欺凌而破產的合肥汪先生，因為中信銀行8000元信用卡已經遭到中信銀行報警後，他自己必然要為中信銀行的8000元資金，而被置入信用卡驢打滾式的吸血黑洞之中。

但汪先生因為信用卡而遭遇法律打擊的更大悲劇，卻不僅僅侷限於他個人的悲哀。更加悲慘的連鎖反應是，在中國社會這個根本沒有破產救濟或社會救助機制的國度裡，隨著汪先生掉進8000元信用卡欠款的高額罰息陷阱，而被法律打入刑事案犯的社會排斥人群後，將徹底破壞他欠下的50萬元社會性欠款的其他債權人，挽回他們原本是出於社會關愛和扶持債務人經營，所擠出的血汗利益的回收機會，從而承擔他們自己每個人數萬元的血汗代價。

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北京宣武法院7月份受理了最大一批信用卡欠費案，北京某銀行一次將 210名欠費卡主告上法院。根據宣武法院民三庭介紹，2008年1至7月，該院受理信用卡欠費案件近200件，而2009年同期受理此類案件300多件，同比增長68%；另外，綜合北京多家法院信息，"信用卡欠費案已經成為繼前些年拖欠車貸案件井噴之後，增加幅度最大的銀行信貸糾紛案。"

根據央行第二季度的統計數據，中國金融業在前幾年跑馬圈地的市場競爭中，大規模誘導社會公眾辦理和使用為信用卡的無序競爭和操作過程中，所開發的1.6億個信用卡客戶，和逾期半年未能償還欠款的57.73億元數字，意味著中國社會大量像關先生、溫老師、汪先生這樣的人生或家庭，正在上演著他們哭訴無門的悲慘人生。

刑事歸宿的血腥洗劫，宣示著一個無法迴避的殘酷現實，那就是，社會公權力在某些領域已經淪為壟斷經濟組織的獲利附庸，社會大眾正在被綁架的公權力的野蠻壓制下，承受著悲苦的血淚和犧牲。

按照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的《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信用卡透支數額超過五千元時，在銀行催收多次後而仍然不能歸還的，將按照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超過5萬元屬於"數額巨大"， 20萬元以上屬於"數額特別巨大"。

無論是透支五千元信用卡資金就會遭到刑事責任追究的立法起點，還是透支利息1.5%+滯納金5%+超限費5%=債務每月遞增11.5%的驢打滾式肆無忌憚地獲取暴利的方式，與普通中國大眾的人生觀念都存在著令人驚詫的常識性懸殊。

含蓄、愛面子的中國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觸碰法律。相反，維護表明的虛假體面，卻正是中國民族的致命劣根性，但當遭到權力暴力沒有止境的貪婪剝奪時，維持生存的生活本能，必然會迫使他們奮起維護自己起碼的生存抗爭。

一個償還能力，一個生存尊嚴，在這樣兩個卑微的人生要求都無法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關先生的無奈，溫老師的抗爭，以及汪先生無法面對他的其他債權人的愧疚悲劇，實際上已不僅僅是社會公民個體人生的失敗，它暴露出社會在利益追求與分配上存在的嚴重不公，從而在反襯社會制度的巨大缺陷的同時，更加透視出這個社會在管理失控上的悲哀和失敗。

藉助刑事惡果的恫嚇和懲罰的強大法律威力後，如果被捲入信用卡黑洞的客戶在傾家蕩產和連累親友的情況下，仍然不能滿足銀行驢打滾式的暴利慾望，那麼，隨著這些人群被不斷送進監獄，將他們從社會公民，變成一個個"刑事犯罪份子"後，銀行業血盆大口般的暴利目標，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打擊。

雖然金融業所謂的這種"打擊"的損失，純粹是一種通過"演算法"進行剝奪的貪得無厭的獲利盤剝，但在國家強大的法律後盾下，這種缺乏道德的無底洞式的盤剝方式，在榨取公民血汗後，仍然無法滿足的"失落"或"損失"的計算追求，就必然會造成社會信用大幅下降的不良記錄現象，使一個原本守信、善良、奉信"欠債還錢"信條的民族，陷入一種普遍失去誠信的尷尬之中。

實際上，只要認真研究一下信用卡資本在中國社會瘋狂地跑馬圈地過程中，所採取的不道德與違法的倒釣執法漁利方式，就會知道，這種陷社會大眾和民族於"失信"的惡譽現象，其實是對真正的信用社會的一種褻瀆，對誠實守信原則定義的一種顛覆。

針對信用卡日益將社會大眾拖入"不信用"罪名，而造成大面積社會災難和所謂金融風險的現實，5月，央行、銀監會、公安部、工商總局聯合發出《關於加強銀行卡安全管理預防和打擊銀行卡犯罪的通知》，對規範銀行卡營銷行為、加強銀行卡交易監測和使用管理、改進銀行卡受理機具等風險管控環節，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強調要控制信用卡發卡風險。

但是，這個通知侷限在打擊詐騙犯罪、維護銀行利益追求的前提下，基本沒有觸及銀行倒釣漁利導致的信用災難根源，這從根本上約束了其發揮管治作用的力度。

6月，中國銀監會繼《關於進一步加強信用卡業務風險管理的通知》後，再次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信用卡業務的通知》，這個通知總算開始將銀行倒釣漁利的操作方式，納入關注要點，開始對濫發信用卡導致的信用災難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

《關於進一步規範信用卡業務的通知》從信用卡的發卡營銷管理、收單業務與特約商戶管理、催收外包管理，以及投訴處理等四個方面著手，要求銀行嚴格控制信用卡不良信貸規模，禁止銀行對營銷人員實施單純以發卡數量作為考核指標的激勵機制，強調各家銀行應對信用卡申請人的資信水平和還款能力進行詳盡調查，提出申請人需要擁有固定工作，或穩定的收入來源，或提供可靠的還款保障等信用卡辦卡條件。

管理機構的發文和通知，從側面反映了銀行為了追求發卡數量，而不顧濫發信用卡必然會給社會公眾造成嚴重災難後果的金融失控。

如果不考慮掠奪、血腥這類殘酷字眼或者權力良知的話，中國的金融業可以說真正是"代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最發達的經濟速度，最勢不可擋的獲利方式。

但是，在中國金融業倒釣漁利和司法威嚴的強大後盾下，處在被動無奈中的社會大眾正在演繹的"失信"、"詐騙"等欲加之罪，也在將這個社會拖入一種整個社會的誠信理念受到嚴重挑釁的法律和道德危機之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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