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農民楊友德在其牆壁上寫下「官逼民反」等字樣，他爬上「炮樓」，拿起自製的土炮，成功擊退了幾波強拆，在一定程度上確給人「反了」的感覺。在接受《新京報》的採訪時他表示：「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
這個淳樸的農民「一切生活來源都是土地」，意識到「‘投降’沒有出路」，強調「國家有法律有政策規定」、「希望能按政策給我補償」、「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補償費」……溫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於是被迫拿起土炮抗爭。
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只需當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規辦事，即相安無事，何至於將一個這般樸實的農民逼上「炮樓」？楊友德喜歡把維權叫戰鬥或打仗，他說「打仗要有戰爭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楊友德只是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莊稼人，但把國家法律和政策當無物的有司，存在明顯的不作為、亂作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許強拆，從而也將一個農民逼成了戰士。手持土炮的楊友德，儼然是在反擊侵略者。
楊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認識存在著一定的盲區。他「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這裡面便存在著一個悖論：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中國，倘使「上層是光明的」，那麼「下層瞎搞」又從何而來？下層不要了烏紗帽？
國家如此烏煙瘴氣，問題不是「下層瞎搞」這般簡單，也不完全是體制方面的原因。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一路走到現在，從來就是一個專制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回眸幾千年來，沒有哪個朝代會像今天這般黑暗。
追根溯源問題恰恰出在上層，沒有上層的詭異莫測以及長期的默許縱容，也就沒有下層為所欲為的殺人、整人和搶人……在極權社會裏，只要上層善於從宏觀上去把握，及時以點帶面去處理一些問題，中國也不至於不堪成這樣。
上層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現在還看不到真正的實幹家。「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窩，就連當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公然廢棄，中國由此成為亂世，而且是個千年未見之亂世。
合法權益遭受嚴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層層上告至「偉大的首都」，即便向「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乞哀告憐，也得不到該有的救贖，「下層瞎搞」何足怪哉？殺人沒事，整人沒事，搶人沒事……倚官挾勢者又怎不胡作非為？
上層的官場混混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幫內弟兄」，只想混過任期就能快樂地作富貴閒人。這種不作為，這種權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毀了一個政黨，也將中國置於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披露，他看到一個材料，2008年中國群體性事件已高達227000起，從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時間裏，從87000起發展到了227000起，即兩分鐘一起。這數據觸目驚心。
從楊友德被迫走上抗爭之路，用自製的土炮「打仗」，再到鮑彤先生所披露的這一串數據，不難看出中共當局「維穩」形勢的嚴峻，一種官逼民反的社會氛圍已然形成。苦難的祖國苦難的人民，何時才能真正走出不該有的輪迴？
可嘆無德無能的中共當局，面對一些原本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一籌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卻十分了得，捏軟柿子整人的「本事」也無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無恥的宣判又在對譚作人進行，此前已多次變換過「罪名」……
官逼民反「無罪」，殺人「無罪」，整人「無罪」，搶人「無罪」……維權或上訪「有罪」，撰文「有罪」，環保「有罪」，呼喚民主「有罪」，反腐「有罪」……這個國家的是與非、對與錯、罪與非罪的分水嶺，到底在哪裡？
不論你是誰，不論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論你過去的政治演出有多麼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這種形式將中國再次拖進慘不忍視的輪迴，你就將成為真正的歷史罪人，就必將被清算，你想混過任期作富貴閒人的夢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時了？我問「光明」的上層，上層鴉雀無聲；我問「瞎搞」的下層，下層要麼在裸奔，要麼就一臉無辜；我問蒼天，蒼天黯然垂淚；我問小河，小河嗚咽陣陣……史不絕書的官逼民反翻到這兒，滿紙辛酸，不忍卒讀。
寫於2010年6月9日（廖夢君同學慘烈遇害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殺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遙法外第1425天！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和相關照片是「國家機密」！作家廖祖笙在國內傳媒和網路的表達權被黨國公然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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