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的研究問題

2010-10-28 12:50 作者: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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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

1.因為現在我們又經歷了一個八月,在二零一零年八月的時候就使我想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這個八月正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現在為什麼要來談文化大革命這個題目?我想跟大家說的是當初在文化大革命裡,我是做為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人跟著共產黨搞文化大革命,當時是積極的擁護共產黨,積極的在跟共產黨搞這個革命的時候,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個非常正義的事業,是一個非常值得從事的事業。

但是到六八年、六九年以後,突然發現身邊發生的很多事情和我追求與想像的不一樣,於是乎我慢慢的再去反省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是被騙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那麼為什麼今天要來談這個問題呢?我就是想從我自己的經歷,從我們那一代人的經歷來跟大家談一下如此「黑暗」,我們當初卻為什麼沒有能夠認清共產黨,跟著共產黨干了。其二因為今天我們很多的年青人,很多在大陸生活的人還在重犯著當初我們的錯誤?我們這一代人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在中國最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說,並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五零年左右,中國人都跟著共產黨搞土改,現在看到在當時那個土改它是共產黨通過所謂階級鬥爭,一部分人要消滅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剝奪。甚至可以說是共產黨掌握了國家機器以後對於農民、對於社會的一種普遍的掠奪。可是當時我們很多的中國的民眾在積極的跟著共產黨,他們以為自己能在這裡獲得一些利益,以為都了別人,分了別人的財產自己能夠從中有所得,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是不久,或者幾十年以後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害了別人也沒有給自己帶來好處。

這樣的例子在其後的三反、五反,尤其是五七年反右,在這一系列的運動中大家都體會到這樣的過程。大家當時都認為共產黨搞的是對的,或者一位整肅的是別人,和自己無關,盲目的跟著共產黨整肅另一批人。到文化大革命所發生的就更是一個極端典型的現象。

我為什麼來講這個呢?還因為這個現像在共產黨統治下從來也沒有改變過。到今天為止大家可以看到,八九年的時候共產黨出動軍隊、坦克鎮壓學生;九九年的時候共產黨開始殘酷鎮壓、迫害信仰法輪功的民眾;到了今天,共產黨在國內利用所謂搞奧運,所謂搞世博,對於維權人士、對於異議人士的進行殘酷迫害。這一系列的殘酷迫害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但是就是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共產黨的迷惑下,在共產黨用所謂經濟問題優先,用所謂安定為優先,用所謂民族利益優先這些各位不同的口號、不同的幌子,依然使很多人在跟著他們搞。事實上,這些口號就像當年我們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樣,共產黨利用反對資產階級特權、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所謂口號來進行倒行逆施,鞏固他們權利的殘暴的措施。

現在我講這個題目就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不再走六五年六月那錯誤的道路,能夠反省自己,能夠使自己的一生盡量的不被共產黨利用,不走彎曲的道路。

2.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那麼今天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第二點就是除了我上面講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經和二次大戰一樣,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約定俗成,一個大家都不否認的一個負面的案例。沒有人再敢於否定這點,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從這個負面的案例來反省一下,來重新認清一下共產黨及其共產黨社會的一些特點。

今天對於這個文化大革命來說,大家都認識到它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但是如何來看待這個判斷?如何來否定文化大革命?各個人的看法又不一樣。

對於一些所謂老幹部來說,對於鄧小平這些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為整肅到了他們;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尤其對於那些比如說出身不好的或者其他人來說呢,文化大革命則是最殘酷的利用階級鬥爭迫害了那些民眾;另外一個對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來說大家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道德傳統進行了一次最徹底的破壞,從物質上,文化大革命對於以前存下來的書籍、以前存下來的文物等等等等,都是一個徹底殘酷的破壞,都是最大的一種毀滅;再有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青年人來說,又是因為他們失學,毀滅了他們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他們整個一生。總之文化大革命曾經有過很多的罪惡,曾經有過很多不同的讓人們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惡。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哪?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又有不同的認識,因此我今天就來看一下如何來看待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這裡就涉及到不僅是文化大革命是怎麼發生的,而且涉及到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認識,究竟如何來看待這場文化大革命。

二.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問題概述:

第二點我就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涉及對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問題。也就是從前面所講的為什麼要談這個題目,進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究竟有哪幾種。

1.這裡講的第一種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大陸人常見的那些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各種反彈,這種方法我把它叫做意識形態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方面的表現。

這裡我為什麼這麼提呢?是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文化給共產黨社會對於文化問題、知識問題帶來一種典型的看法,一種典型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大家通常說的假大空的方法。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共產黨社會共產黨它一切是為了政權,它在為了政權的時候,其它的一切工作、一切的東西都是一種為了這個政權的宣傳。所以在共產黨社會裏就帶來了它在文學上的主題先行,就帶來了它歷史學上的理論代實這一系列的現象。

在今天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也有這樣一個現象,也就是說在談論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很多人如果還是在共產黨這一套的語言、思想方法中,還是在這個鐵桶裡的話,那麼他對於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大革命問題的看法就可能只是觀點的不同,而在他所用的方法上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

在共產黨社會這種所謂「研究」方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應該說它是反映在很多方面。在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報刊、現在的知識界、在大學裡等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採用的這種方法,也就是它的概念、思想都沒有變化,只不過是它的觀點有了變化。比如過去是跟著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現在是來批評文化大革命,但是所有的批評、擁護也好,基本上用的語言、方法是一樣的。

除了我上面講的這個普遍現象,這裡還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大約二十年前嚴家其搞的一部《文革史》,這部《文革史》基本上用的是過去三、四十年來在中國主流媒體、主流知識界、主流社會用的那些語言方法,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彙編到一起。

第二類就是一些造反派、一些所謂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他們搞的一些文革所謂研究。例如如今在海外的劉國凱,以及其他如鄭義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的闡述與看法,實際上觀點上和當初六六年是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在運用的語言,在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方法上,就是我前面講的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它不是一種學術的方法,不是一種跳出了這個社會的採用一種更開闊的思想方法的這種研究。我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好比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過去我們在共產黨社會裏生活就好像在井裡生活一樣,那麼我們過去在井裡看天我們大家都在歌頌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但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變化以後呢,我們突然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了,這個時候我們在井裡看這個天的話和以前看的方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天不是那麼小,必須先跳出井來。但是如果你跳不出這個井的話,或者說你沒有衝動要跳出這個井,那麼你看這個天還是那一小片天,你無法從一個更開闊的框架來分析、瞭解到底你這個井外的天是什麼,又到底從井外看這個井是怎麼回事。

我前述的這幾種我認為基本上都是屬於沒有跳出共產黨社會加給我們的意識形態的框架,而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一些看法。儘管這些看法不同,儘管他們之間,甚至與共產黨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有爭論,但是它們基本的方法和概念還是一樣的,就是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它不是研究而是以意識形態對抗意識形態。

這裡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最近幾年裡大陸突然又流行一種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例如以葉維麗為代表的一批人,這些人儘管還曾經在美國留過學的人出來談文化革命的方法;在例如在香港中文大學所編的一部所謂《文化大革命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一部分。在這些所謂文化大革命史的談論中,同樣也還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式的方法。這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當今世界國際學界的看法,國際學界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仔細去分析、研究這些個所謂文革研究使用的概念、方法。這些研究還是在共產黨社會過去給的框架裡。可以說這是一篇典型的博士論文題目:如果你去辨析這些概念和方法的話你就會發現,極權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和一般研究有哪些根本的區別。

2.儘管如此,在大陸及海外中國人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我認為還是有一些新的衝動、努力和成果。這也就是說試圖跳出這個井的框架,這個井的封閉的,有一些學者在力圖做這些工作。在平行於第一種,第二種在海、內外學者努力試圖另外一種嘗試,並且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果裡,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種具體的對於文化革命的資料、史實的研究。這樣一種具體的研究首先它就跳脫了過去意識形態式的,只是從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觀念上來提出不同意見的,而那些個看法和概念實際上用的還是共產黨那套語言的。第二個研究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們走向了歷史的事實,開始把文化大革命曾經出現的事情、出現的問題一個一個的整理,力圖給重新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一個更開闊的眼界,提供一些更紮實的資料基礎。

在這裡為代表性的我認為可以數在美國的王友琴,他出版了一本《文革受難者》。這本《文革受難者》就是他通過大量的調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來揭示文化大革命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宋永毅等人,他們整理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

另外就是在大陸有一個學者叫楊健,他通過蒐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關於一些青年們在思想、文化、文學上追求的資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這樣的一些書;

第三類就是王榮芬女士。她由於自己在文革中以死來反對毛澤東搞文革,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坐了監獄十三年以後被放了出來。放了出來以後,王榮芬女士又來到了德國,取得了社會學博士,然後她一直在從事關於社會學的德國學者美國問題的研究。因此王榮芬在她的工作裡,既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於一種良知來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個事情進行了一些辯駁或者一些揭示。另外在她敘述的方法裡也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跳出了那個社會的一些框架;

在這裡我特別要提到的是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王友琴女士的工作做的雖然是一些最原始的材料的工作,歷史事實的工作,但是王友琴女士在這些研究工作裡她又很敏感的在思想、在眼界上突破了在大陸所加給的框架。因此王友琴的工作使我看到她所使用的語言、概念等方面,都是跳出原來那種意識形態式的。

其次是宋永毅先生的工作。他對於資料工作付出的艱苦勞動當然值得推崇,但是他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變化。以上對於中國學者兩類研究,我的看法和我的介紹當然非常不全面。還有很多人例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評述,這裡我只取了幾個典型。

3.我來介紹一下國外學者的研究。國外學者的研究我覺得在大陸翻譯的以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麥克.法考爾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著述和為代表。這位麥克.法考爾教授他過去是個左派,後來他從左派對於共產黨、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些問題有所覺悟,因此開始來研究這些問題。由於麥克.法考爾他在西方社會生活,他做過記者,他也受過西方社會一般社會正常那種訓練和教育,因此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首先不是意識形態式的。但是其次由於他自己曾經有過的這種左派經歷,所以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敘事的思想使得使得麥克法考爾還沒有跳出來他自己的框架。例如他對那些材料的安排,他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的意見分歧,他又把他們的意見分歧具體化了,到底是誰要怎麼搞,誰要怎麼怎麼樣。實際上麥克.法考爾的這些看法在很大成分還是沿用他過去一些左派思想。

實際上我剛才講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式的那種研究方法從哪來的呢?就是從西方來的,是從西方左派整體的那些對於社會的分析的方法中把它擴大化、極端化,就成了共產黨社會的意識形態化,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社會的那種意識形態式的研究。因此在麥克法考爾的敘事方式上,在他的思想的角度上,這兩本文革史還有很強的所謂左派思想烙印。但是左派思想是可以討論的,變成意識形態,以及使用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在研究領域則不僅必須避免,而且要拒斥。

4.在跟大家介紹的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的時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覺得在這裡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是在九六、九七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份子。這批知識份子他們有的人曾經是毛分子,後來反叛出來了。因此對於共產黨社會的運動,對共產黨社會各種所謂的這些群眾運動或者其它的整個發展變化對群眾的、對民眾迫害的這些現象的研究,超出了他原來的框架,甚至對那些框架做了一些深刻的反省。

在這類研究中,除了除了我剛才講的毛分子那些徹底反叛的以外,與此平行的還有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他們對於共產黨問題,對於共產黨社會的問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甚至可以說過去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來所做的研究,實際上和剛才我說的黑皮書為代表的那類學者的研究他們基本上是會合在一起的。

這樣一些學者他們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為語言問題,研究者不懂中文因此當然無法直接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是間接的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例如在黑皮書裡就是間接談到中國各種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另外還有在其他的學者中,把共產黨、共產黨社會做為研究對象的這些學者的著作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常常是做為其中的一章出現的。而在這些學者裡,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我覺得有很多的借鑒作用。

這裡除了你看那些一般的關於共產黨社會馬克思主義這種批判、分析的書中,做為一章的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另外還有幾個非常值得借鑒的,類似的研究案例,那就是對蘇聯二十年代以後的在蘇聯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研究。由於蘇聯的一些學者他們和西方的聯繫更加密切,因為語言關係,所以實際上在我講的第四類西方學者對於共產黨社會,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對蘇聯文化革命研究的書,非常具體的細緻。這些書很值得我們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時候來做為參考。在這樣一類自由學者裡,他們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他們實際上是把中國的文化革命做為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從共性來看它的特性、特殊的地方。

這裡除了黑皮書,關於蘇聯二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書外,我還想特別要要提到是德國的奎南(GerdKoenen),他曾經是德國六八年的左派,毛分子,後來改變了看法,研究寫作了很多關於左派思想,以及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問題的書籍。對我們來說非常值得一看的是《偉大的頌歌》,記述了二十世紀對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領袖崇拜、個人神話。

5.在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非常根本性的問題的研究中,又牽扯到第五個,就是社會文化思想史家的一些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在這類學者裡我覺得比較重要提出的是德國的邁爾教授(HansMaier),德國邁爾教授,曾經人巴伐利亞文化部長,他是弗格林的學生。他一直在從事極權主義與宗教文化研究。他在九六年的時候在慕尼黑主持了一個系列研究,就是極權主義和政治化宗教。在這樣的題目裡實際上就涉及了在二次大戰以前開始的,在二次大戰以後一直不斷發展的對於為什麼世界上當代會產生極權主義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研究。而在這種文化研究裡他就把宗教文化和其它社會文化結合起來。

德國這位社會學家他自己因為不懂中文,沒有直接的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從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現象裡,從希特勒在德國崛起的現象裡進行對比,他就發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的崛起在很多的地方是一樣的。例如毛澤東的毛語錄編纂的形式以及裡邊的語言基本上都是和西方社會產生的希特勒集權主義這些東西是類似的。而且他講了這個毛語錄的語言和編纂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基本上都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種政治化是類似的。另外耐爾教授還提到在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檢閱,那些檢閱的方式以及歌曲這些東西也都是和基督教的那些形式是類似的,因此他認為整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很類似於基督教的政治化、世俗化這樣一種產物,也就是一種沒有神的宗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近代化,基督教世俗化的產物。第五類社會文化思想史家的研究也可以使我們中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可以從一個更開闊的角度來研究文化大革命。

這裡我介紹的這五類研究,從後面四類我們都可以看到和第一類我前面講的意識形態式的研究的區別,這四類學者和第一類的區別就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文化大革命,怎麼樣去研究文化大革命。

這個比較應該使我們看到,中國學者在中國社會時下還延續六六年到六八年乃至其後一直到今天統治中國的那套思想方法、那套概念,也就是說還在那個井中看那個井上的天,看那個井中間的牆壁是怎麼回事。我們必須要跳出來,重新從世界的範圍,從一個更普遍的人類的思想、文化範圍,實際上也可以說重新回到四九年以前那種中國傳統社會,傳統的那種沒有割裂的、不封閉的那些思想方法,文化傳統中來討論文化大革命。你可以有你看法的不同,但是你的思想方法一定要從共產黨強加給你的那種教條、專斷的,宣傳式的假大空的方法裡跳出來。這裡就是我談的第三方面,在我談了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幾種方法以後要談的,就是我自己對於文化革命的看法。

由於我自己曾經親自參加過文化大革命,也由於我之所以走上今天這個道路,走到今天,就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使我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來導致我今天選擇了我這個專業,這個思想方法。因此在我整個二十年、三十年的工作裡,實際上如果要縮小的來說,也是幾乎整個半生都是在從思想方法上、知識框架上準備來重新清理過去的思想方法,重新來清理過去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說一直在準備怎麼來更好的認識文化大革命。

三.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具體看法

我在開始跟大家講了,「認識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可以說是一把鑰匙,它可以打開整個你對中國過去土改、反右,以及對現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中國所謂經濟改革,所謂開放,今天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看法。所以實際上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想法過去二十年一直處於準備、積累階段。當然這個準備、積累階段現在我認為已經基本完成,思想比較成熟。因為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關於如何認識極權主義。在如何認識極權主義的研究學習過程中,我陸續從哲學上、歷史上、文化等三方面推進我的工作。目前我正在做的是恰好是從文化上如何來看待這個極權主義社會,這個共產黨的產生。當我做完了這一切工作的時候,我認為我自己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具體地解剖「文化大革命」。這一切工作現在在我來說已經基本上接近尾聲、接近完成,因此,我覺得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些看法了。

1.我的方法及思想基礎

關於文化大革命我自己的看法,首先還是我剛才一直講的,就是關于思想方法上的。我現在關于思想方法上我自己已經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第一個就是在所用的語言概念上,我已經跳出了過去共產黨社會所加給我的那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意識形態式的語言和研究,已經使我完全打破了這個框架。那麼也就是說在思想方法上我自己遵從的是第四個和第五個我所介紹的,就是西方社會這些更開闊的社會和一般社會的這種學術準則和學術研究方法。也就是說第四點、第五點裡我提到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及社會學家對於文化思想研究。在這些人的基礎上,跳出了共產黨社會來重新看這個文化革命。

2.我的基本看法:

那麼我的初步看法是什麼呢?這個我在九六年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這樣一篇文章,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幾年。那篇文章是我從六八年覺醒以後、開始反省以後第一次寫文化大革命。在那篇文章裡我基本上已經提出了、勾畫出了一個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如何看待紅衛兵現象這樣一種看法。我認為在談到我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時候,我今天還是在沿著九六年那篇文章所帶來的方法在往前走。因此我覺得聽眾朋友們可以去找一找我當初寫的那篇文章,它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和結構,這裡有一些我就不再重複了。

今天我要談的就是大致跟大家勾畫一下,我所認為的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它。

第一,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共產黨集團為了鞏固自己的極權專政的一種典型的共產黨社會的運動。這裡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並不構成主要問題的兩方面,例如麥克法考爾這些人他們曾經歸咎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但對我來說,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整肅的鄧小平也罷,這些人他們都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的黑貓、白貓,他們都是貓。他們的不同只在於如何專政群眾、專政民眾,如何維護權力中所採取的方法有所不同。說到底他們是代表了共產黨,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共產黨要壟斷權力、要極權的那種共產黨。

在這些人中,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佔了上風,他所要進行的所謂黨內鬥爭,實際上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權力。到後來八十年代鄧小平進行的所謂經濟改革,也是要鞏固共產黨一小撮人的權力。實際上鄧小平從來沒有掩飾過自己就是為了要鞏固共產黨的權力。自作多情的是那些想取媚共產黨,爬進權力圈子的人。

到了經濟改革,改革到一定程度對共產黨權利有一些危害的時候,鄧小平就圖窮而匕首見,毫不留情的說殺他個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因此實際上鄧小平也罷、毛澤東也罷、劉少奇也罷,這些人他們都是共產黨。

這裡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因為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談話談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問劉少奇怎麼看,劉少奇沉吟了一會兒對毛澤東說我看還是得人治罷。這個就很典型了。後來六六年劉少奇做為國家主席就是死於人治,毛澤東連共產黨的法都不顧,把劉少奇置於死地。這裡說的殘酷一些,劉少奇實際上是死於自己所擁護的那一套東西,作繭自縛,自作自受。所以這裡我覺得對文化大革命來說,它是典型的一個極權主義鞏固自己的政權,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專制裡的一個「運動」。

第二,這裡我大致可以給大家勾畫一下文化大革命它發展的線索。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開始的前幾年就是毛澤東鼓吹階級鬥爭,大家都知道這個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共產黨它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式的工具。共產黨利用階級鬥爭它要達到的的目的就是極權專制。然後在六十年代初期共產黨大談階級鬥爭,到了六三、六四年的時候,共產黨就把這個階級鬥爭在文化領域裡普遍的展開了。先開始的是電影、戲劇的批判,例如對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對三家村的批判。最後通過這些個批判又擴展到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為什麼呢?就是要把整個學校以前還殘留的一些一般社會的那種痕跡全部打掉,然後把這個學校完全變成了共產黨鞏固自己權利,完全變成了共產黨統治的一個工具。

在這裡我覺得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展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所有的那些幹部子弟他們提出來的是什麼呢。例如在我所在的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是怎麼產生開始的呢?這就是這些幹部子弟聽到了黨內毛澤東一些談話、一些風聲,然後提出來出來搞「文化」「革命」。他們經過六十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階級鬥爭後,六五年相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來要在學校裡推動所謂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的這些文化思想革命運動,提出所謂思想革命化,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然後從而進一步擴大到教育革命。而這種教育到六六年六月的時候,到達頂點,也就是六月二十二號在人民日報上提出的廢除高考。

為什麼要廢除高考呢?實際上大家知道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於階級路線,很多幹部子弟他們上大學已經有了很多的特權了。例如在我們清華附中裡,除了招考要貫徹階級路線,出身不好的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較好的學校以外,而且還有一些幹部的兒子在考的太差了,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大學以後,就轉入我們清華附中繼續補課。這裡最典型的就是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賀鵬飛由於成績太低沒考上大學,又跑到清華附中補習了一年。

當時擁有這種沒有考上,再到清華附中再上一年這樣一種特權的,在中國社會可說是沒有幾個人。因為當時我們清華附中是在北京市的最好的中學,一般的民眾通過考試都很難進入的中學,而像賀龍的兒子他居然就隨便能進來插班,能夠再補習一年。國家的一切機構完全如他們的私人物品一樣。

但是為什麼到六六年,儘管這樣優待這些幹部子弟他們還是不滿意,還是要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呢?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還不保險,還不純粹。典型的就是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的時候提出來的廢除高考。

因為他們自己成績太差了,無論你放到多低的時候他們還是不能夠達到,那麼怎麼辦呢?那麼就乾脆廢除這個考試。實際上廢除高考這種教育革命他帶來的唯一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幹部子弟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不經任何的考試就能夠自由的出入高等學府,壟斷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力。

那麼出入高等學府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就是意味著他們可以牢牢的把握社會受教育的權利,從而把握權力。

大家知道如果一個社會受教育程度高了的話,就會使民眾有較高的覺悟能夠對於這個極權專制有所認識。如果要是都由他們來牢牢的把握這些高等學府的話,那麼對於他們的極權,對於他們的統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實際上對於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的這個廢除高考來說,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特權,就是鞏固這一小撮共產黨集團的權利。

而這樣的一種從六六年六月二十二號廢除高考來把握這個權利,把握教育、文化各種權力機構的這樣一種努力、措施,到今天為止儘管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是這些個幹部子弟,這些共產黨集團的分子,一直在這些領域裡不斷的在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來把持,鞏固這個權力。所以實際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發動整個這個運動的動機、這個「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變了的不過是形式,不過是有「文化」「大革命」變成「經濟」「改革開放」,然而革命也罷,改革也罷,都是為了共產黨一黨的權力。

第三,紅衛兵的成立我覺得還可以讓我們思索並且看到:本來共產黨和共青團就是共產黨統治社會的一個有效工具,那麼為什麼共產黨、共青團不行還要另外成立一個紅衛兵呢?這裡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讓我們看到並且說明,為什麼要成立紅衛兵。

本來高考,六十年代就有階級路線了,為什麼還到後來要廢除高考呢?和本來有共產黨、有共青團還要有紅衛兵是一樣的,因為他們覺得牢靠了,但是還怕不牢靠,他們還是要更進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這個社會,想要更極端的來掌握權力。

因此可以說紅衛兵是極權主義社會維護極權的一種比共產黨和共青團更加赤裸裸的工具。

對於這個紅衛兵實際我們還可以對比看到,它和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一樣是一個最核心的組織。歷史真的有時候是很奇特,我說紅衛兵和黨衛軍一樣,居然連歷史發生的現象都類似。

在希特勒走到最極端的時候產生一個燒殺搶掠猶太人的這樣一個「水晶之夜」的活動,而紅衛兵走到極端的時候造成了六六年的一個紅八月。紅衛兵——黨衛軍,水晶夜——紅八月!

這就是我開始講的,我為什麼在八月的時候談文化大革命。六六年的紅八月在歷史上的中國實際上是沒有可比的。人們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比,但是實際上這個紅八月紅衛兵出來的在社會上打、砸、搶、燒、殺這樣的一種場面,這樣一種對傳統毀滅的場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無法比,因為那個畢竟還是在傳統社會對於一部分的人的。而這個紅衛兵不僅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傳統,而且也是對人類傳統中的一種徹底粉碎,是一小撮人喪心病狂的一種最極端的一種行動。除了共產黨,什麼也不留,用他們的話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樣的紅衛兵的行動只能夠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來相比。

第四,我認為,它是當代極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運動」之一。大家還可以把中國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你可以看一看從五四以後共產黨所搞的文化革命,所對權利的追求。你可以更開闊的對比一下蘇聯二十年代為什麼也要搞文化革命,以及其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整肅。你還可以看看北韓、越南、古巴、當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及東德,都有過這類黨內鬥爭,清訴,運動。甚至此種使用的詞彙,「修正主義」、「工賊」、「機會主義者」、「右派」、「右傾」,乃至階級鬥爭,階級路線……都是一樣的,都不是中國傳統的語言概念。

為此,就上述就這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現象的簡單描述來說,文化大革命應該說是做為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世界歷史中的一個歷史現象,它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政治運動,完全可以和希特勒,共產黨集團裡的很多運動是同性質的運動,一方面是對於黨內權力鬥爭,黨同伐異對於異己的清肅,一方面利用運動群眾來對另外一部分人進行迫害。二者的核心問題都是要極權,一元化領導。

在這裡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儘管這樣一種文化大革命現象,它和反右和其它現像一樣,在東歐國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國家發生的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但是這裡就好像一齣戲一樣,它在不同的國家上演,或者演員不一樣,或者所使用的語言也被翻譯的不一樣了,但是根本上演的是一齣戲。這齣戲我們就可以看到,從黨內鬥爭的角度來說,它是極權主義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他們的意見分歧至多不過是我前面講的,如何運用極權主義政治手段來統治這個社會。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由於自己的性格、由於自己的教育,由於自己以前經歷的環境的不同,他們所採取的統治手段不同,但是說到底都是共產黨。

另外就是這場文化大革命,它其實就是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的那種動員民眾、運動群眾的一種典型案例。與希特勒、東歐各國乃至現今北韓所用的方式比,完全類同。

文化大革命裡從六六年以後到七六年的十年期間,似乎有過一些所謂群眾自己起來的一些現象,於是一些人也曾經想把文化大革命說成一種民眾的不滿,有自己的想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們今天來看,是共產黨、毛澤東有效的操縱、利用了民眾的情緒,因為我們來看那十年民眾的各種運動,始終也沒有跳脫毛澤東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罷,向右也罷,都是在毛澤東控制底下來進行的。

第五,就是做為一個「文化大革命」,我覺得這個名字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更清楚的表明瞭這個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傳統上的東西。今天很多人乃至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幫,把四人幫揪出來,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後,很多人居然還把文化大革命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怎麼樣,認為是我們中國傳統出了問題。細想起來是很可笑的!因為這種反傳統意味著還是在搞文化革命。所以,實際上從「文化大革命」這幾個字來說,我們大家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要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

在這裡我覺得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社會學家達倫道夫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一是反傳統;二是反近代的人權、自由這些價值觀念。

文化大革命,我們大家都知道,從開始的時候它就是反對傳統文化,而且中國共產黨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反傳統。五四以後到延安時代,到四九年以後,乃至到文化大革命。那麼到今天來說,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反傳統的這些做法也沒有結束。它雖然在世界各地修孔子廟,但是中國傳統所提倡的那些道德價值問題,中國共產黨一個也不敢拿出來,他們只是拿出中國傳統來做形式,來為鞏固他們的極權專制服務。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裡所顯示出來的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國傳統這個命以外,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革當代人權、自由這些價值的命。這裡紅衛兵心領神會,或者說完全體現了共產黨的那種價值觀,共產黨的那種思想方法。

第一個紅衛兵就產生在我所在的班級。在當初第一個紅衛兵的發起人之一,所謂《三論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駱小海,在他的文章裡就明確的提出來要「血染華盛頓,頭斷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這些發自內心的仇外,實際上就是達倫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的第二個特點,對於當代代表人權、自由的西方民主國家的仇恨。

那麼最後我想來談一下就是在我們談到文化大革命研究這些問題以後,又回到我第一個題目,就是為什麼要來談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大家今天來談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能跳出這個框架來,能從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來看今天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來反省今天。比如說共產黨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共產黨在利用奧運會來運動群眾的時候,共產黨在利用世博來對另外一批維權人士和其他不同的異議人士的迫害的時候,是否你能夠跳出來和我們一樣,和我對於當初的跟黨搞文化大革命反省一樣,從新來看共產黨及其社會的這些特點,來反省這一切,不再跟著共產黨,像我們那一代紅衛兵那樣犯下如此愚蠢的,毀了別人,毀了自己的青春的錯誤。

四.再談「文革研究」問題

1.從時下對文化大革命的爭論談起

在最後結束的時候我想再談一點比較。因為從最近兩年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突然又重新時興起來,在一些人裡面,也就是一些當年的所謂老紅衛兵裡,重新起來為他們當年紅八月的事情翻案。並且在這樣一種做法裡,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他們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來自居,來提出一些看法。這裡我想提出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北京的葉維麗,她曾經留學過美國。她在最近提出來一系列的對於紅八月、對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的看法。因此,在這裡我要談幾點我的看法。

第一,我認為葉維麗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研究不是一樣的研究。王友琴女士的研究是從案例開始研究,她已經開始跳出過去那個社會加給她的方法,而且她做了很多紮實的工作來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來重新梳理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及梳理一些思想。

而葉維麗女士的「研究」基本上不是「研究」,她是站在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上來對於當年她們在紅八月一些事件上的看法來辯護。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葉維麗女士她並沒有像王友琴那樣去從事調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經驗來談這些問題。而這個「經驗」本身其實是我們應該研究分析的「對象」。

葉維麗女士和一些紅衛兵今天起來談這些問題,我認為這裡又最根本的反映一個問題,就是葉維麗女士所用的義大利一個哲學家曾經說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也就是說一切研究的人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都代表了他們自己對於那些問題的感受和看法。這裡最典型的就是她認為王友琴講的紅八月的歷史是不真的,王友琴認為她談的紅八月的歷史也是不真的。那麼在打死卞仲耘校長的這件事上,到底誰是真的呢?

我認為在爭論中就讓我們看到了一點,就是葉維麗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在紅八月中,在六六年凡是經過六月、七月、八月生活的一般民眾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大家都生活在一種恐懼當中,而且沒有人敢亂說亂動,沒有一個平民對那個時代能感到輕鬆,感到一種興奮。而只有葉維麗女士他們會有這種感覺。

她在今天談到八月的事情的時候,也讓人們看到她們在當時是沒有這種恐懼的。因為她們在當時是處於佔有權力的那個地位,所以,葉維麗女士當然對於紅八月的看法,以及她所看到的八月的那些情況,與一般民眾、其他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樣的。她對於如何才算是掌握權力,如何才是受迫害的理解都和我們一般人不一樣的。這就如前述六六年六月的廢除高考一樣,葉維麗們認為當時的階級路線講的還不夠,而平民們認為,這種族群迫害已經不堪忍受了!

第二,為此,葉維麗女士這些人她們今天對於文革紅八月的看法,我覺得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典型的研究案例,一個活化石,也就是說,當初這些人,他們站在權力的角度上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感受那些事件的。

這裡牽扯到一個葉維麗女士為之辯駁的很重要的一個案例就是那個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到底參加沒參加打死人。我覺得這又是一個非常有意思、典型的題目。這種辯論就好像我們今天來說毛澤東在紅八月裡,究竟他自己動手沒動手打死一個人,在整個文化大革命裡毛澤東究竟打死過誰,打過誰沒有?大家可以知道毛澤東他沒有動手,沒有打死過誰,但是所有打死人的人,所有那些被迫害的人,都是在毛澤東、在這個迫害集團在他們的呼風喚雨、煽動下進行的,是他們放縱了那些打死人的暴力現象。所以實際上葉維麗女士對於王友琴女士的辯駁使我們很可以去研究一下為什麼這些人今天對於紅八月那樣一個恐怖的,充滿血淚的月份的看法,有如此的放鬆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和王友琴的看法究竟區別在哪?

葉維麗女士這些人的看法我們大家又可以跳出來往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她和一般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一般社會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有哪些區別。

葉維麗女士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但是她代表的是共產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這一小部分人是要殘酷統治、壓榨其他人,是維護極權主義,永遠佔有權力。所以這一小部分人是我們廣大民眾,是我們一般學界所要拋棄的、所要認清的東西。葉維麗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文革的「活化石」,一個典型的文革思想還在繼續的案例。

2.再談「文革研究」問題

文化大革命研究不是以觀點對觀點,以意識形態對抗意識形態,而是要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具體去研究。這一研究它首先涉及的是資料原始材料的調查收集問題。因為共產黨社會的封閉性,使得它的很多材料和數字,你不僅無法得到,而且能夠看到的數字也不是真的。為此已有的東西需要辯駁,更多的則需要等待共產黨社會崩潰後解密。而現在人們甚至已經遺憾地看到,很多東西已經根本再也無從獲得第一手資料了。

搶救文革的歷史史實與資料,王友琴與宋永毅,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經在進行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這只是一個開頭。

其次它涉及研究方法問題,採取何種理論問題,如何描述歷史問題。這裡當然涉及如何看待共產黨和極權主義: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百年來對於它們究竟進行了那些研究,有哪些答案,有哪些還在爭論。在研究這兩方面歷史問題的時候,又涉及到思想文化問題,從哲學史上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思想,哲學史、思想史問題,如何從文化史角度解釋當代產生於西方的這種極權主義及其所帶來的災難。而在研究這方面問題的時候,又涉及到百年來的知識份子問題,三十年代以來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五十年代以來關於共產黨社會的探究,七十年代以來德國關於納粹極權主義的討論,九十年代以來關於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爭論,近百年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研究,甚至二百年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於傳統及現代化問題的探索討論。

為此,如果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中,人們從中看不到他們對於世界上關於文化革命究竟有哪些瞭解和認識,或者說,看不到有一些和文革研究有關的你必須知道的研究文獻,對於這些文獻無論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都是繞不過去的,都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其次,你所採取的方法是什麼,你的方法和官方,和你作為文化革命當事人有哪些聯繫和不同。那麼,這個文革研究就不會有什麼意義。

為此,我們看到葉維麗根本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的任何努力。這當然也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所謂《文化革命史》。因為葉維麗也罷,香港中文大學的這部書也罷,都是重複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的語言及材料,甚至沒有重新編排,只不過因為「過去的叫囂」在新時期已經無法存在,他們不得不換成較為平和說法而已。

坦率說,在文化革命研究這一領域,葉維麗還沒有進入這個領域的資格。葉維麗的談論不過是作為當事人在茶館裡面爭論堅持自己對當時的一些事情的看法而已,至多是一個當事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說是「口述」。這個爭論或許作為研究者的對象還有些「辨析」的意義,但是本身卻絕對不是研究。

由於語言的問題,就我所瞭解的學界的情況來說,我以為目前還沒有看到一個真正掌握當代歷史、哲學、思想方法的西方學者專門在研究中國當代史。文化革命史上做出和研究蘇聯及東歐各國社會歷史那樣的貢獻。

對此,西方漢學家們大多學了中文語言,可他們無論就專業訓練和自身的能力來說,都無法進行較為像樣的研究。

所以,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今後幾十年我們可能要更多地要靠中國人自己,靠自身有較好訓練的人來進行這一工作。但是,對此悖謬的是,描述、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對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禁錮下成長起來的幾代所謂知識人來說,卻絕對不是一件立即就可以做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眼睛和大腦,也就是根本看問題的方法,所用的尺子,是被共產黨改造了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兩句詩對於被共產黨意識形態異化的幾代知識份子尤其適用。

這樣的希望本來寄託於港臺學者,然而時下卻也是一個落空。

好,聽眾朋友們,關於文化大革命以及對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我今天就談到這裡,希望我們在以後有時間、有機會繼續進行這個題目的討論,因為這個題目並非一言兩語所能說清、所能說完的。我過去已經做了二、三十年準備工作,今後會繼續在這個題目上深入下去。

好,就這樣,再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S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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