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荒唐事:喊錯口號被槍斃

2012-07-28 12:20 作者: 封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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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市裡在原建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確有因喊錯口號被判了重刑,記得還有個女的給槍斃了。

文革」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腥、荒唐的一段歷史,我們這些從「文革」走過來的人有責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文革」的醜陋和邪惡記錄下來,留給後代,從中接受教訓。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寫下幾件親身經歷的小事也許微不足道,但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氣和可悲。這些事,兒輩或許多少知道一點兒,孫輩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為奶奶為他們講「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這些血淚斑斑的殘暴行為命名為「文革逸事」,讓後人來評說吧。

一、初嘗游鬥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們已經進入了夢鄉,這時,突然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學校司機老趙開車來外專宿舍樓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幾位總支委員,參加學校黨總支緊急會議,傳達第二天即將見報的北大聶元梓等7人一張大字報的消息,並研究應對措施。9個總支委員誰也沒有經歷過這個陣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說什麼好,整整一宿,也沒有討論出結果來。當第二天新聞聯播播出這張大字報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後,學校裡立即亂作一團。不久,學校停課,學生造反,揪鬥校系領導,衝擊各級組織,黨政工作陷於癱瘓,接著運動步步升級,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我是學校團委書記,直接面向廣大青年師生,我又愛和青年人聊天,結識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風暴一來,說外專執行的是劉少奇修正主義的建團路線,我這個團委書記就成了推行修正主義建團路線的急先鋒。我結識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來反戈一擊,給我糊了一個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來在校園裡游鬥,這可是外專戴高帽遊街的第一個「走資派」,我心裏又怕、又羞、又惱,真是斯文掃地,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好不容易游鬥完了,放我回家吃飯,老伴已為我煮好一大碗麵條,還特意放了兩個荷包蛋,但我卻一點食慾也沒有,腦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話也沒有,兩眼發直,呆坐在沙發上。這時,老伴從他的臥室拿出一個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個差不多,強作笑顏地對我說:「明天要是再游鬥,我戴這頂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煩惱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麵條碗,吃個淨光。這時我才發現,老伴兩眼都含著淚花,是無奈的淚,也是痛苦的淚。我心裏有了底,不再懼怕戴高帽子游鬥,而外專的學生都是剛從國外回來的華僑學子,膽子比較小,也比較克制。有些人也許覺得游鬥不大過癮,就召開全校大會批判,會場一片打倒聲,還讓我第一次嘗到坐「噴氣式」的味道:彎腰90度,臉望前方,雙臂向後高舉。大會點名要我老伴上臺揭發,老伴照著報紙口徑批了一通修正主義後,竟為我表起功來,說我來學校剛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據黨中央指示做的,誰能知道是修正主義呢?未等他講完,就被「革命」群眾轟下臺去,我心裏暗自發笑,心想,你這個書獃子,現在是什麼氣候,還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沒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而且比批鬥我還厲害。

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養的一個團委接班人反戈一擊,竟信口雌黃,把我苦口婆心勸他安心團的工作,並現身說法,服從組織分配,34歲還作校團委書記的工作,說成是以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拉攏他。他家在農村,生活很困難,我主動借給他60元錢讓他寄回家應急,說我拿臭錢腐蝕他。要知道,那時的60元錢,可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多月的工資啊。遺憾的是,這位同志「文革」後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表示歉意的話,也從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見,「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麼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開始,北京市就揪出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單位都如法炮製,外專造反派也不甘落後,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長劉質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書記)三個人打成外專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為我們三人都是從對外經委調來的,又都是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說法,執行的都是修正主義路線,必然臭味相投。但批來批去,除了幾頂嚇人的大帽子外,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問題,更揭發不出有份量的反黨材料。於是造反派就別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賢、封佩玲「夫妻店」。要說「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說法,因為我們是從廣西南寧調京的,「文革」乍起,廣西大亂,分成「聯指」、「4·22」兩派。那時,時興大串聯,兩派都有人來京,我和老伴都特別好客和念舊,不論哪派,只要找上門來,都熱情接待,或吃頓飯,或住上幾天,只談友誼,不談派性,也記不清招待過多少撥,多少人。那時最感困難的是糧票不夠用,因為吃飯買糧要糧票,有些避難來京的同志,來不及帶糧票,我們只好東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糧,有時實在接不上頓,就和老伴帶上兩個孩子串親戚找頓飯吃。沒有想到,這種同志之間的正常交往和友誼竟引來了大禍。由於謝王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袁家柯、羅麗華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謝、袁兩位同志,都是我們尊敬的老領導,謝王崗還是我和老伴結合的「紅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黨介紹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何況,任何朋友來家住,我們都按規定如實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可是沒過多久,謝王崗、袁家柯被康生點名扣上特務和死不改悔走資派的帽子,造反派對我和老伴的批鬥大大升級了,我倆都成了包庇窩藏壞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們家成了窩點,並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這時就不光是文鬥了,還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積水潭醫院急診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長達4個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勞改,接受批鬥,又惦記醫院的老伴和在家裡無人管的兩個幼子,身心憔悴。有一天,從干校回家,聽我12歲的大兒子說,家屬造反派斗了他幾天幾夜了,說一個造反派的兒子丟了10元錢,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認偷了這10元錢,不承認不給睡覺,還威脅送他去派出所勞改。我最瞭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撿到一分錢都送到警察叔叔那裡,我們的工資都放在家裡明顯的地方,也從來沒少過一分錢,可是那時就是造反有理,無法無天,造反派說你是壞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違心地拿出10元錢給那位造反派「夫人」,並狠狠心,把大兒子送到河北遷安的親戚家,把只有8歲的小兒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個年代,對自己的孩子,不僅不能給予保護,甚至難以撫養。送別兒子的滋味,別提多難過了,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劃界限

康生點名批判謝、袁後,外專的造反派和軍工宣隊認定是他們立功的機會來了,抓了兩條「大魚」,他們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關進「牛棚」,不給自由,不給見面,背對背地交代揭發,規定每月只有一次給老伴送糧油票和日用品的機會,每月見面時,後面總跟著造反派或軍、工宣隊隊員,生怕我們串供。說來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就覺得放心了,沒事。幾個月也搞不出他們需要的材料,於是,他們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劃清界限,說:「周宗賢是鐵板釘釘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是謝、袁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你是受矇蔽的,性質不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大膽揭發,劃清界限。」見我還是揭不出老伴的反黨材料,造反派進一步逼我說:「你是要黨籍,還是要周宗賢。」我毫不含糊地說:「我要黨籍,也要周宗賢。」造反派實在逼不出東西來,就滿校園糊大字報,說我劃不清界限,死路一條,死定了。後來,老伴從牛棚裡放出來,造反派對他採取的是同樣拙劣的辦法,同樣是一無所獲。

四、封鬼

外專軍、工宣隊和造反派在學校弄不到他們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調,不知道他們在南寧外調時怎麼聽說我在學生時代有個綽號:「封鬼」,以為可找到了一個過硬材料,能置我於死地。其實,「封鬼」是南寧解放前我搞地下學運工作時,戰友們對我的昵稱。在國民黨統治區搞地下工作,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於鬥爭、保護自己、打擊敵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戰友和同學們對我這段表現的肯定,它是機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種樂觀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間的親切感。塵封的記憶,本算不了什麼,更沒有表功的意思,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某些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義的稱謂誣稱「風流」的意思,並藉此攻擊污蔑我有作風問題,妄圖把我的革命鬥爭史篡改為「風流韻事」史。他們為了打倒我,可謂處心積慮。但南寧外調材料絲毫幫不了他們的忙,於是,他們只有編造謊言了。謊說南寧沒有地下團的組織,說我歷次交代參加過地下團是假的,搞地下活動是無中生有,是欺騙組織,混入革命隊伍,以他們編造的謊言激發群眾的義憤。真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們已不顧做人的起碼良知了。批風流鬼批不下去,於是又把「封鬼」說成是「瘋鬼」,要我交代瘋狂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不然,為什麼叫「瘋鬼」。我說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瘋狂的瘋。造反派說,不管哪個封,你就是瘋狂,不交代瘋狂,就是不老實,過不了關。如此強詞奪理,不講道理,已是司空見慣。你批你的,我就像沒聽到一樣,思想早開了小差。

五、禍從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沒完沒了的交代檢討,早請示,晚匯報,挨斗挨罵,老伴關在牛棚,兩個幼子都送去遠方,牽腸挂肚,內外交困,我又嚴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會、小會都要你發言、表態,我只好按報紙登的文章的口徑講,有時就念報紙,還生怕念錯了。有一次小組會發言,我把《人民日報》社論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念成劉少奇革命路線,出現了口誤,這一下,小組會立即炸了窩,我還未反應過來,就有人把我從座位上揪起來,低頭、認罪。第二天,又開了專門的批鬥會,要我交代頌揚劉少奇,公開唱反調的罪行,交代反動思想的根源,說我骨子裡反毛、反黨、反人民。其實,就是口誤,念錯了,哪有什麼反動思想,更找不出反黨的思想根源,只好認罪,任你批,任你鬥,大會、小會,批個沒完。這時,軍工宣隊為了擴大「戰果」,製造恐怖氣氛,就利用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學生同幾個科室幹部發生口角,誣陷這些學生搞打、砸、搶,定性為反革命,人為製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圖把這起事件同「劉周封三家村」掛起鉤來,掀起更大的批判鬧劇。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聯繫自己表態,我心裏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錯字了,一邊字斟句酌,一邊心裏嘀咕,可就是越擔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誤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衛中南海的解放軍,說「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軍,十足的反革命,聯繫我上次的口誤,罪加一等,有人當場就要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建議立即開除出黨,交群眾專政,也有人要揪我去專政機關。沒隔多久,市裡在原建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確有因喊錯口號被判了重刑,記得還有個女的給槍斃了。造反派就地開了我的批判會,說我也夠槍斃的,要我交代反動思想和背景,是誰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誤,是反動本質的反映,真是有口難辯。這時,心裏已經沒有了怕,只覺得好笑,歷史上的文字獄,還有個文字憑證,可沒聽說口誤罪,真是「文革」的新發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達到了登峰造極。

六、抄家

在我的記憶中,抄家往往同滿門問斬聯繫著,是從舊小說和歷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時代,抄家成風,隨處可見,就見怪不怪了。運動開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資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們提前聽說要破「四舊」,早早就把多年積累的工作筆記、生活日記、親友來往信件,以及一些舊照片,一把火燒光了。我從廣西帶來的幾大箱書籍,除了幾本愛讀的詩詞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當廢品處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幾次家,翻箱倒櫃,什麼也沒得到,只是有一次,一個帶著紅衛兵袖章的「小將」,順手牽羊把我僅存的幾本古詩抄走,還教訓我說:「放著毛主席的紅寳書不看,淨看這些‘四舊’的書,反動透頂」。在那個時候,實在是有理說不清啊!當謝、袁事件出來後,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劃為謝、袁集團的骨幹分子,把我們家說成黑窩點,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飯。軍、工宣隊的隊長當面告誡我,家裡來人要向造反派、居委會和派出所報告,晚上家裡不能鎖門,隨時叫,隨時開門。可巧,有一天,南寧一位自報工廠團干的青年來我家,說是來北京上訪反映情況的,因未帶糧票,錢已花光,兩天沒吃飯了,不得已,來求老書記(來不及問他在哪裡打聽到我這個原南寧團市委幹部的)給頓飯吃。這時,我聽他講家鄉話,又動了惻隱之心,但如實告訴他,我這裡危險,正審查我們,來人要報告居委會、派出所的,你吃過飯趕快走,免惹是非。他說:「我來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況,不怕的。」我一面趕快做飯,一面叫老伴向居委會報告。飯好了,叫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嚥的樣子,真的是餓壞了,怪可憐的。可是剛吃了一半,居委會帶兩個民警就來了,要查戶口,聽說是廣西來告狀的,立馬要帶走。來客說等把這碗飯吃完,硬是不讓吃就帶走了。以後再沒有這位朋友的音信,也記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單位了。還有一次,一位朋友來看我,訴說「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噓不止。正在這時,幾個紅衛兵闖了進來,這裡翻翻,那裡敲打敲打,連大衣櫃裡的衣物也都掀了出來,我這位身高體壯的朋友實在看不過去,大聲斥責他們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是什麼人?是紅衛兵?告訴你們,我是老紅衛兵,是紅衛兵的頭,八代貧農。」說著揚了揚手上的紅衛兵袖章,他們見這個「八代貧農」的紅衛兵頭,氣勢洶洶,趕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後我問他,你不是資本家出身麼?怎麼成了貧農,又哪裡有個八代貧農?從哪裡來的紅衛兵袖章。原來紅衛兵袖章是小兒子在院子裡撿的,正準備送到居委會,就放在桌子上,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劇。

七、積肥小組長

歸納我的「罪狀」,造反派和軍、工宣隊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帽子拿在群眾手上,不老實就給戴上。「定性」後於1970年6月跟隨革命群眾到西城區「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不用說,我這樣的專政對象要干最苦、最累、最髒的活,種水稻、平地插秧難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計,在抬土造地時,找一個身體最棒的男勞力同我一組抬土,土筐壓得實實的,又叫那個男勞力跑快一些,一天下來,我身子簡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來了,飯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對這樣虐待一個專政對象看不下去,第二天為我換了工作,我才沒有倒下去。

造地種水稻離不開肥料,打掃廁所糞便,積肥,自然落在專政對象身上,於是成立了一個專門打掃男女廁所的積肥小組,有四五個男的專政對象,卻單單派我這個女的當積肥小組長。現在當一個什麼長都有點權力,可那時的組長只有帶頭的份,干不好就開田頭批判會,我不但要帶頭打掃女廁所,也要帶頭打掃男廁所。說到這裡還鬧過一次笑話:有人到男廁所如廁,老遠聽到男廁所裡傳出女人說話,就沒敢過去,因為那時人們對階級鬥爭的弦繃的挺緊,有人疑神疑鬼,動不動就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男廁所裡去了女人,那還了得,趕緊向領導報告,要去抓「流氓」。待他們拿著木棒煞有介事地趕去時,見積肥組在女組長的帶領下正緊張地出糞,好生沒趣,只好悻悻地離去。

八、誰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是對我寬大處理,過去說的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現行反革命都不算數了,但還留個小尾巴,說運動中有錯誤。我問是什麼錯誤,這位領導說:「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說成革命路線,831說成8341,雖屬口誤,但也是錯了,怎麼說沒一點錯呢!」這種強詞奪理、偷換概念的拙劣手法,還是出自一個自認很革命的領導幹部,不能說不是「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帶著這個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學擔任校革委會和黨支部的領導工作,以後又多次調動:區黨校、區財貿干校、區房產落實辦公室、區委財貿部,還參加一年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工作,最後於1983年提前離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損,兩個兒子受牽連,「文革」後工作頻繁調動,未能盡我力量去工作,實感遺憾。更為遺憾的是:對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頭講給我帶個小尾巴的「寬大處理」,以後找誰也不管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誰為我「平反」呢?

其實,用不著誰再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強加給我的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上的笑料,讓後人記住:再不能上演這類最野蠻、最無聊、最殘暴的人間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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