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永遠的痛 一個記者關於64的獨白

2012-08-21 17:02 作者: 程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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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市民眼中的「六四

中國,6月4日是一個忌日,用中共的話說是「敏感日」。這個日子在百度搜索上被屏蔽,但實際上它是中國巨大的糾結點。

年復一年,每到這一天的前夜,我都會喝點小悶酒,把家裡人過生日剩下的蠟燭點上一支,打開電腦翻牆去看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十萬燭光;天亮出門時,帶墨鏡穿黑衣。我只能做到這些,不為思考,不為求證,只是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六四」那年,我在一家地市級「黨報」做記者,經歷了人生中最漫長的春夏之交。從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悲痛、興奮、慚愧、鼓舞、傷心交替地折磨著我,最後留下了一道永遠抹不去的傷痕。

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他是一個開明的總書記,讓我感到新時代即將到來,但他活活地「被氣死了」,我怎能不悲痛!

4月18日,我從「敵臺」聽到消息:4月17日下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到第二天早晨已有數千名首都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學生代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其中第三條為「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第四條「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比興奮,斷定一場民主運動拉開了帷幕。

4月26日,我聽到了中央廣播電臺播出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其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我悲觀地認為這場運動到此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萬人上街抗議《人民日報》社論,我驚喜人民在覺醒。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這個體現「普世價值」的宣言,讓我徹夜難眠。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我的一位同事商量與我去北京聲援,我沒有去,但我參加了當地的群眾遊行;剛加入隊伍就被報社總編輯派人召回。我在報社大會上發言「感謝總編輯的愛護」,這是我一生的慚愧。

5月20日,我家買了一臺14英吋的黑白電視,鄰居們都來我家看電視,窗裡窗外都是人。我永遠難忘那個畫面: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看到這裡,我父親流淚了,說「中央要下手了!」只有我能聽懂他的話,但我不相信鄧小平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刀。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加入隊伍,喊出「李鵬下臺」的口號。此時,我備感鼓舞,感覺自己與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心連心。

6月3日晚6時半開始,中央電臺、電視臺反覆播送北京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此時,我仍然不相信鄧小平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刀。但當晚凌晨,小平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法西斯的血腥啟蒙。最讓我傷心的是,報社新來了一位女大學生,她在向我談起自己的絕食經歷時說:「我們被西方反華勢力利用了,他們亡我之心不死。」我為她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而悲哀,她分不清「亡我」中的「我」是誰,是祖國還是黨?是國家還是政府?是民眾還是一個皇帝?

「六四」斷送了中國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國走向了政治高壓、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道路。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而是該時代的尾聲——危機重重。當今改革的種種訴求,其實也就是當年「八九民運」的訴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這些訴求因「六四」鎮壓而被壓制下去,導致23年來中國跛足發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諾「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毛澤東在答覆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的提問中寫到:「它的各級政權直至中央政權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經濟不虞匱乏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但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澤東則建立了恐怖的極權國家。「八九民運」說到底就是要求結束極權制度,「六四」的鮮血,使中國重新回到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奮發追求的原點——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政治的根。

這個原點,也是中國當今政治體制改革(以下簡稱政改)的原點。歷史的教訓說明,政改不是改善現有的體制,而是結束該極權制度,脫胎換骨地建立民主與法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可以搞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資本主義,北歐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很成功,但在專制條件下,無論搞哪種主義都是最壞的。

近來,溫家寳多次提到政改,但是他提出的「政改」,不是回到「六四」原點——徹底改變制度,而是要回到鄧小平畫的那個圈圈內,這明擺著是死路一條。4月27日,溫家寳在波蘭「奧斯維辛紀念館」發表講話:「奧斯維辛的不幸是全人類的不幸。它告誡人們,不能忘記歷史,要銘記歷史,只有記住歷史,才能建設美好的未來。」如果,他將這段話的主語改為「六四的不幸」,面對中國人說,乃是對中國歷史性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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