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遮羞布:道德文章

2013-03-01 15:10 作者: 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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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嘉年間,有一位名叫王鳴盛的大經學家、大史學家,他精心研究儒經,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經學、史學研究中旗幟鮮明地聲張儒家天下為公、重義輕利的理想,將那歷史上的人物、事件一一置於儒家批判刀俎之上,真是大義凜然,讓讀者肅然起敬。史書記載,說他文如其人,「性儉素,無聲色玩好之娛,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

不過看看和他同時代人昭槤的筆記《嘯亭雜錄》,又會發現這位大學者的另一種顏色。筆記裡說他出身貧寒,功名心極其強烈,當年每到富人家裡做私塾教師,慣做一種憑空摟抱動作的體操,說是要摟一點這家的「財氣」。當官後凡涉名利二字,無不「急吼吼」去爭。可惜的是他為文才所累,被派到最為清苦的翰林院任職,外快實在太少。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出外省主持考試的機會,就明裡暗裡地索要賄賂,穢聲四聞。人還未回京交差,揭發奏章倒已紛紛到部。幸好乾隆皇帝惜才,只用一個「多支驛馬」的罪名,折換為行政處分,降三級調用。又給他換了個更冷落的衙門呆著,最後終究是罷官而去。

昭槤《嘯亭雜錄》裡還說,當時就有人笑話王鳴盛言行不一,而王鳴盛的回答卻很是乾脆:「你們笑話我不過是‘口碑’而已,幾十年後,口碑已沒,而我的道德文章猶在,足以使我名彪青史!」

在今天的官場裡,像王鳴盛這樣用「道德文章」來掩蓋貪腐「口碑」的,實在為數不少。而且那「道德文章」更是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尤其是絕對不會像王鳴盛那樣在不經意之間說破天機。

2008年被判處死緩的原郴州市委書記、大貪官李大倫,就偏好寫廉政詩文。翻翻他的詩文集《歲月如詩》,都是「道德文章」。比如《感懷》:「從政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懷才謀大略,但願清廉歸平淡。平生只念蒼生苦,富民強國求發展。歷盡艱辛終不悔,一腔熱血薦軒轅。」單看這詩,這位官員真要令人肅然起敬的。

後來法庭調查確認,李大倫在擔任郴州市委書記期間,在承攬工程、項目開發、幹部提拔等方面涉嫌夥同其家人共同收受他人錢物合計1404萬多元人民幣,另有1797萬多元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並有一批收受的貴重物品尚未估價。

儒家經典《左傳》裡引用魯國大夫叔孫豹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所謂「不朽」,就是具有了被後人長期紀念的聲望。這個「三不朽」的提法後來就被認為是士大夫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

可是孔夫子又主張「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裡仁》),用今天的話來講,具有高階位道德修養的君子應該是低調的,應該是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來體現出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應該自吹自擂的。那麼在沒有大眾傳媒的古代社會,如何來讓社會大眾廣為知曉並且達到「不朽」呢?「立功」比較容易表現出來,可是士大夫並不一定在可以「立功」的位置上。因此「三不朽」裡,實際上只有「立言」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寫上幾本宣揚儒家道德觀的書籍,就可以長久流傳,王鳴盛就是說穿了這個秘密。

那麼在大眾傳媒已經極其發達的當今社會,為什麼還會出現用「道德文章」掩蓋糟糕「口碑」的現象?是不是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道德文章」總是輿論的主導力量,而「口碑」總是沒有辦法被記錄和傳播?我們如何能夠不被歷史上或現實中形形色色的調門極高的「道德文章」迷惑?這是直到21世紀的當代仍然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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