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七君子」之一王造時的雙麵人生(組圖)

----昂首走出民國監獄,淒慘死於中共牢獄


上海名人故居,虹口區多倫路,王造時寓所。
上海名人故居,虹口區多倫路,王造時寓所(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2月05日訊】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復旦大學在相輝堂召開了一個反右派鬥爭大會,全校數百人被通知到場,氣氛緊張、壓抑。

被批判的對象,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這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形象——中等個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白皙,圓臉,穿白襯衣。

很快,揭發開始了。有人站起來,說王造時污蔑社會主義生活很苦;王造時想拉山頭,與黨對抗;王造時反對蘇聯,挑撥中蘇友誼……接著,會場上便有人高喊:王造時必須老實交待!

王造時試圖逐一辯解,然而沒人聽,他的辯白淹沒在震天的聲討中……

這年九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王造時《我的檢查》。在承認了對自己的一切指控之後,王造時表示再也不敢負隅頑抗,「現在我改變了立場,認識自己的錯誤更清楚,認識我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更嚴重。我愧對黨,愧對人民,也愧對自己。我再度向黨、向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請罪。我由衷地永遠感激黨給我的改造機會……」

不知王造時執筆這份違心檢查時,是否會想起自己年輕時一段意氣風發的日子,那時,曾圍繞在他身邊的,是歡呼、是聲援。

學生領袖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華大學八週年紀念日。下午5點,正在招待來賓的清華學生王造時忽然聽說了一個消息,說北京城內各校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打了賣國賊,燒了賣國賊的房子,許多學生被捕了。當晚,他從同學羅隆基的電話裡確認了該信息,二人商定,要馬上組織同學們響應各大高校的罷課營救工作。

王造時丟下電話筒,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條長凳放在食堂門口當中的地方,跳上去大聲叫道:「同學們!有重要消息報告。」接著把學生被捕的消息告訴了大家:「同學們!北京各校同學已經起來救國了,我們應該急起相應。望同學們注意時局的發展,並提出救國的辦法。」同學們一聽,大受震動,紛紛高呼「罷課!罷課!」接著,王造時又跑到高等科去鼓動。

第二天上午,各級級長和各社團領袖參加的聯席會議成功舉行,會議決定,清華學生要與北京學生一致行動,堅持到底,從即日起罷課。

此時的王造時,年僅16歲,是清華大學中等科二年級的學生。

1902年8月3日,王造時生於江西安福。八歲起讀私塾,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聽說皇帝被推翻,看見家家戶戶都插起了一面寫著一個大「漢」字的白旗,民主共和的概念也第一次傳進他的耳朵裡。

新時代的事物源源不斷湧入王造時的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義、人道、公理」這些詞語頻繁地出現在上海《申報》對戰局的報導中。1915年袁世凱稱帝,王造時的國文老師又將梁啟超的質疑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有滋有味講給大家聽,這些,都給這位年幼的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造時開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1916年,雙十節,江西督軍李純為慶祝「國慶」,到講武廳去閱兵,文武官員都前呼後擁地跟著,把沿途的老百姓,連同學生們都趕到屋裡去。王造時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從門縫裡窺看這些大小軍閥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地跑過去,老百姓連參加國慶活動的權利也沒有,頭腦裡馬上起了個大問號,這難道就是‘民’國嗎?」

1917年,王造時考入清華大學。兩年後五四運動爆發,他第一個將消息傳遍清華校園,並為學生領袖聯席會議的召開發揮了關鍵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時和同學們來到北京東安市場做宣傳活動,他們特意舉著小國旗在市場內七拐八繞了一圈,引來大批圍觀者。正當演講開始時,一隊警察和士兵忽然出現,把王造時從台上拉下來,押到北京大學關了起來。

這是王造時第一次被捕。五天後,當王造時被釋放時,關押所門前擠滿了歡迎的群眾,有市民、大學生、還有許多小孩。每一批被捕學生出來,裡裡外外一起歡呼。王造時後來回憶說:「我此時感動得只是流熱淚。」

潛移默化中,王造時確定了一生的方向。

1925年,他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辦理了入學手續,學的主科是政治學,五年學成後回到了國內。他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東西「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

輝煌一刻

「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在清華學校受過八年美帝國主義的教育,又在美國留學過四年。英國留學過一年,學的就是資產階級政治學……我深深受了這種反動思想的毒害,回國之後還販賣這種毒品來毒害我們中國的革命,實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時發表於上海《文匯報》的檢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見了雄心壯志,他把自己當年求學經歷,貶損得一文不值。

這段話事實上並不準確,甚至完全相反。當年王造時學成歸來,矛頭首先指向的,恰恰是執政的國民政府,而並非井岡山。

1928年,國民政府於形式上統一全國,隨即開始了‘訓政’階段,一黨專政統治從這時建立,這讓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王造時憤怒異常。1930年,王造時回國,受聘於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書之餘,他結合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問題,撰寫了大量時評文章,發表在《新月》等雜誌上。

「翻開世界各國歷史,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訓’出來的?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爭得來的?……凡是拿到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願意放手。這是人類普遍的天性,各國的政治歷史都可證明。」他寫道。

王造時呼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讓國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各黨各派可以公開競爭,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選票代替機關鎗。民主勢力擴張,人民監督之下,割據一方的軍閥才能變成保家衛國的勢力,加之政府與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脹的野心。

由於文風酣暢淋漓,王造時的政論很受讀者歡迎,同時,也令官方頭痛不已。起初,官方試圖拉攏王造時,藍衣社頭目劉健群曾到上海找過他,勸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發議論,妨害國家大計。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時回答,好意心領,他還是想繼續教書。

拉攏不成,強硬措施接踵而至。當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時主辦的《主張與批評》雜誌,從1933年起又密令全國大學不許聘請王造時教書,想從生計上卡死他。沒想到,王造時早早已經備好了一張律師證書,跑去章士釗的律師事務所當起了律師,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又派給他一些譯書的工作,王造時的收入跟教書時相差無幾。

當局又想到了暗殺。一天,王造時從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手中得到了一張暗殺名單,發現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沒過多久,榜上有名的楊杏佛就真的被暗殺了。為防患於未然,王造時又出奇策,他把這張名單交給了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報紙《大美晚報》,第二天,該報中英文兩版同時將這張名單發表了出來,轟動全上海。上海市長不得不出來「闢謠」,從此,榜單上的人再也沒有被暗殺的了。

1936年,雙方的矛盾終於激化。這年五月,王造時與瀋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要求國民政府與紅軍議和,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共黨嫌疑」將他們逮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7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君子獲釋出獄,被釋放前在監獄裡合影。 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瀋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1937年7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君子獲釋出獄,被釋放前在監獄裡合影。
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瀋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看中國配圖)

「七君子」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在始料未及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望著門前迎接的人們,王造時情緒激動地表示,「歡迎不是歡迎七個人,而是歡迎‘救國會’的主張。」

這無疑是王造時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身份焦慮

二十二年後,王造時又全盤否定了這段輝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時,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規劃」,他提出「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判所謂‘進步’包袱,把它們去掉乾淨,以便輕裝進行自我改造。」同時,「進一步檢查由1930年到現在對黨的關係,認清對黨一向是忘恩負義,不是黨委屈了我,而是我對不起黨。」

「一向是忘恩負義」,這句話背後是一段難言的苦澀。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附有一個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等於兩國均承認了「滿洲國」——即中國東北是日本領土。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重慶救國會的幾位領導覺得有必要公開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當場推舉出王造時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造時很快寫了出來,在信中,他對蘇聯此舉表示「莫大的遺憾」。

但王造時不會想到,公然「反蘇」給他惹來了麻煩,中共內部某些領導認為,這封公開信是王造時一個人起草好,強迫大家簽名的,更有甚者,認為王造時收受了國民黨特務的賄賂,故意跳出來發起反蘇運動。

王造時對此渾然不知,兀自繼續著自己的工作。1946年內戰爆發後,王造時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田漢五十壽辰後,王造時和羅隆基一同出門,羅隆基問王造時準備怎麼走。王造時信口說,「向右走有跳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來往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馬廳那邊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後,對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卻有些尷尬。彼時,當年的「七君子」除鄒韜奮病故和李公樸被暗殺外,其餘5位中有4位都擔任了部級以上高官——瀋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 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 史良任司法部部長。唯獨學位最高、年紀最輕的王造時卻被冷落在一邊。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復旦大學政治系謀到了一個教授的職務。

另一件更加明顯的例子是,王造時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長潘漢年,要求為黨做點事情,「說現在蔣介石與孫立人不和,孫立人有兵權,美國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時)與孫立人又是清華同學,所以請求組織允許他到臺灣去,策反孫立人。」長期研究王造時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碧輝說。

不顧個人安危,主動提議,卻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覆。

王造時自己也感覺到了與新政權存在隔閡,但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現如今,體制內的一個身份,比過去已經重要得太多了。

中共建立政初的幾年,民營新聞事業被重新塑造為中央行政計畫主導的國營媒體網路,辦報賺錢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國律師制度開始試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制度,許多律師也被劃成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當律師謀生,在新中國也走不通。

與此同時,王造時家庭又連遭不幸,他的一雙兒女先後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錢。後來,王夫人的後事和兒子看病的醫藥費都由學校包了下來。學校還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內的一座高級公寓。

在這種情形下,縱觀中共建政後到反右鬥爭之前,這位一向大膽敢言的民主鬥士,中共建政後的發言很少。在後來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覺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

一句「於公於私」,耐人尋味。

兩面人生

1957年,知識份子迎來了短暫的「春天」。王造時在北京與中共統戰部負責人兩度懇談,終於把歷史上的那段「誤會」澄清了。不久,周恩來又親自約談,不但聆聽了王造時的傾訴,還主動提出要調王造時來北京工作,王造時精神為之一震。回上海後,他興奮地給瀋鈞儒寫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後自當益加奮發,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努力。」

此時,毛號召「大鳴大放」,王造時認為建言獻策的時機終於到了,「激於愛黨愛國之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當年3月20日,王造時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表講話:「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 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徵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外兩次發言中,他提出「及時把鳴放運動推行到基層單位去」,並指出「憲法頒布以後好像逐漸被人漠視,這個現象千萬要不得」。

結果,這一年六月開始,反右運動爆發,王造時這些言論首先成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學界座談會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時歷史上就「反蘇」,並且一直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頗為諷刺的是,當天王造時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過激過偏的甚至錯誤的言論也不足畏,予以糾正之後,應繼續鼓勵大家大膽揭露矛盾,更足見黨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對指控,王造時起初堅決不認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來抗拒」,但隨著批判的不斷升溫,到了當年8月14日,王造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他說,我對於我思想的錯誤逐漸地獲得了新的認識。

當天,他又寫了一份補充材料,其中這一段話,可以看做王造時前後轉變的關鍵:「至於我家中的實際困難更非靠黨的特別照顧不能解決。我的長子自1946年6、7月間患精神病起,不知給我家庭帶來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難,自去年三月我的愛人去世後,政府不僅代我負擔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費用,並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欠費。我的長女從1955年秋起漸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徵,學校黨委也曾經表示要免費送她入院醫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開始有精神病象徵,我由北京帶到南京,也是上海統戰部打電話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機會。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對如此家庭環境,我不依靠黨,擁護黨,而卻反對黨,豈不是自找絕路,並給自己的兒女找絕路。」

王造時原先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反右鬥爭一開始,藥費的「催款單」便月月寄來。教學職稱隨之降為四級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給商務印書館的《民主政治在危機中》改譯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計畫」。這些,對於經濟上沒有退路的王造時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而且,王造時再也找不到當年那樣為他歡呼的人群了,報紙上只有口誅筆伐。王造時曾收到外地來信十多封,都是贊成他發言的,也有訴冤的,原本他準備交給黨委去處理,但反右鬥爭開始後,深知利害的王造時將這些信偷偷撕毀,他不想牽連這些人。

臺灣的《中國時報》此時則不無揶揄地發表文章,稱「所謂愛國民主人士王造時」,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時在《文匯報》發表第一篇檢查。此後,他的防線幾乎全線崩潰,從1957年到1960年,他的檢查寫得一封比一封長,話說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讀報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國右派份子的言行,時常覺得他們向黨的進攻,極大多數不如我的猖狂,他們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 —1957年12月1日。

「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評所謂‘進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還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實實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這些違心話之外,往往也夾雜著兩句自己的真實情緒,比如「晝則徘徊一室之中,夜則輾轉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體遠不如以前,看書、寫文、想事、做事都覺得腦筋遲鈍,沒有以前敏捷」。

此時的王造時,與昔日那個王造時判若兩人。

1960年9月,王造時摘帽。六年後文革爆發,他於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這一次他沒再走出來。1971年9月,王造時死於獄中。

「文革」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倖存的幾張王造時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張「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紅衛兵寫了四個字:「什麼東西?」

照片中的人對此渾然不覺,他們依然生活在意氣風發的年代裡......

(原標題:雙面王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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