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員」成校園「告密者」代名詞（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1月27日訊】日前，一篇中共黨媒刊發的似乎冠冕堂皇的批評高校鼓勵學生「告密」的文章，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因為，早就聽說中國大陸學生中被安插有「信息員」、「五毛黨」，這應是中共當局從上而下的安排，怎麼黨媒不知道？而且，這些告密行為，在針對一些特定被打壓的群體時，往往會置人於死地，屬於傷天害理之舉。
黨媒批高校製造「告密者」
1月23日，中共喉舌網站《人民網》刊文，批山東一高校出「揭發」題，聲稱「大學生豈會心理幽暗告密？」
該文章稱，山東某高校期末考試一道試題是：選出你認為上課最積極的3名同學和翹課最多的3名同學。這題被披露後引髮網友批評。中共黨媒的報導也承認，「這不是在鼓勵學生們相互揭發嗎？」
文章同時又曝光湖北某大學的一個班級出臺了「盯人」管理辦法，指每名學生的一言一行都會有一名「神秘同學」在暗中盯梢。並強調說，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
這一文章寫的應是沒有錯，但是卻讓筆者越讀越有些不明：這是誰的媒體？難道中共黨媒忘了其黨的所為？還是作者真的不知道？
「告密者」充斥校園
在本應是尊師為本的大陸大學校園，很早就存在讓學生充當告密特務的所謂「學生信息員」制度。近年大陸有多位老師被學生以「反黨、反革命」告發。
2013年11月，原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遭北大一年級新生舉報「反黨反社會主義」。《美國之音》報導說，學生告發，僅是因為夏業良在課堂上談到中國與其它國家在專利發明數量上的差別時，提到臺灣。
夏業良對《美國之音》說：「學生信息員被要求把同學之間和老師中聽到的一些不正常的話，或者違反他們理念的話及時上報。這些學生信息員會得到經濟上的補貼、政治上的信任，將來實習也好、找工作也好都會得到多方面的關照。」
而據香港《南華早報》去年8月11日報導，北京大學正在進行的一項涉及校務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改革，將以設立學生委員的形式讓學生參與教師不端審查。這項所謂改革，實際上已經從「政策」上，「堂皇地」打開學生告老師的「恐怖之門」。
一個遭打壓群體被集中「告密」
「告密」這一「人斗人」的行為，近年更集中表現在針對一個被中共肆意打壓的信仰團體——法輪功。告發法輪功學員的人，不只黨媒自己都說的心理幽暗，還會置人於死地。因為，血的事實說明，被舉報的人，面臨的可能是坐牢甚至冤死。
在海外《明慧網》搜索欄輸入「被舉報」，得到的信息是巨量的，說明這種打擊信仰自由的告密已經成風，成為整個社會的癌症。這裡只選取幾個發生在高校的告密例子。
據《明慧網》消息，廣東培正學院法律系教師孫岩，2013年12月底在學期最後一次複習課上向學生提及法輪功的事實真相，被學生舉報，學校將孫岩除名。當局多次去孫岩家騷擾、抄家，孫岩被迫流離失所。
四川省內江師範學院的中共黨委誘惑學生舉報學生中的法輪功修煉者，其中從四川達州考入內江師範學院中文系就讀的女生龔群雅，2012年冬剛學了法輪功感到身心受益，卻被同寢室的兩位學生舉報給班主任，班主任又匯報給學院。之後，龔群雅就失蹤了。
2007年12月的消息指，37歲的英語教師車洪飛，2006年2月去瀋陽於洪區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語，被學生舉報給校長，校長把他舉報，當局派人將車洪飛綁架、拘留。
據後來的報導，車洪飛被判刑七年，關押大連監獄，被迫害得失去記憶，生命垂危，大部分肌肉萎縮，心律紊亂，胃出血，骨瘦如柴，不能行走。
2007年9月4日消息，山東省曲阜師範大學等一些高校配合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廳通知，獎賞教師、學生舉報法輪功學員。
2003年1月15日消息，山東聊城師範學院政治系97級學生李鵬在校發放法輪功材料，被學校學生舉報而被抓。
「告密者」其實誰造？
大陸校園「告密」成風，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
眾所周知，中共在其歷次政治運動中，建立了「與黨保持一致」、「大義滅親」、「檢舉揭發有功」、「劃清界線」等等鬥爭文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家庭成員間、師生、同事同窗均互相揭發、批鬥成風，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中共黨性強烈扭曲成鬥爭與仇恨。
許多有此經歷的老人，有著這種恐怖的記憶。但是，中共這一次更多地利用了對歷史真相不明、又先行被洗腦的學生。
中共為政權「維穩」，處於極度恐慌。製造「告密者」，絕不是來自高校本身，而是從上至下的，來自其黨中央。
當局首先會以所謂「責任制」的方式，將維穩壓力推向高校，使近年高校對意識形態等方面加強嚴控。據大陸官媒報導，中共教育部去年10月18日曾舉辦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專題研討班，要求校長站在意識形態鬥爭第一線，「守土盡責」。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三所大學，去年9月1日曾集體在中共《求是》雜誌上刊登文章，稱要讓中共「牢牢掌握高校陣地」，在網路言論方面對師生進行嚴控。特別賣力的北大還建立了「24小時值班」的監控隊伍。
與此同時，中共黨媒及社科院等黨的宣傳打手機構，不斷拋出「抵制敵對勢力滲透」等種種洗腦宣傳，在人權、信仰自由等方面製造白色恐怖的輿論環境，封閉的校園情況則更加嚴重。
比如針對法輪功。儘管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修煉準則，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流傳，並強調不涉政治。但當局從1999年7月起就有一整套抹黑宣傳內容和手法。這種洗腦可謂「從娃娃抓起」，小學、中學課本都有污蔑法輪功的內容，還教育學生舉報法輪功學員，這些小學生、中學生後來又成為大學生，難免帶有被強加的仇視思維。
在這一「維穩」政策基礎上，加上挑動仇恨的洗腦宣傳，「告密者」很快就被製造出來了。
旅美學者何清漣在《現代‘東西廠’制度再現》一文中表示，中共的專制政治文化本來就鼓勵告密。中國共產黨政治中，曾經賦予告密者一頂光環，即「積極份子」。在現代中國，「告密」一詞極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檢舉揭發」。
由此，「告密者」的產生，首先是來自中共一手打造的「告密傳統」，然後再是中共政權現實的「維穩」需要。中共才是真正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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