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德國的憲政、法治在弱化(圖)

——寫於德國統一25週年之際

2015-10-05 09:05 作者: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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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會大廈(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0月05日訊】今年是德國統一25週年,與以往一邊倒的「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今年有不少「政治不正確」的聲音出現。一篇《兩德統一25週年:別假裝一切都好》,從很多方面涉及了「不太好」的一面。但在我看來,最嚴重的情況並非該文涉及的問題,而是今年德國在應對難民危機時藐視法律的政府行為。這些行為顛覆了外界對德國人守法、嚴謹的印象,讓人懷疑德國的法治基礎是否依然存在。

默克爾違反了哪些法律法規?

在接受難民問題上,德國政府進退失據,反覆無常。10天不到,從「接收無上限」到重啟邊境檢查,重大政策之隨意率性,讓人對其執政能力產生懷疑。

在匈牙利等東歐四國的堅決反對聲中,總理默克爾9月5日宣布接收難民無上限,副總理加布裡爾乾脆聲稱,今後每年可以再接收50萬難民。世界都在為德國接收難民的承受力擔心之時,德國政界與一些媒體卻自我陶醉於「歡迎文化」帶來的崇高道德感與驕傲感中。

當慕尼黑在1週之內迎來6萬多難民,且難民還以每天逾1萬的速度湧入之後,巴伐利亞州因負荷不堪而發出抱怨;德國魯爾區Mettmann地方政府因難民開支而增加房地產稅和工商企業稅,即變相開徵難民稅,引發當地居民(包括歡迎難民者在內)的抗議。形勢急轉直下。聯邦內政部長德邁齊埃於9月14日下午在新聞會上宣布,德國將「暫時」恢復與奧地利接壤地區的邊境檢查。此時距默克爾宣布無上限不到10天。

德國決策的反覆無常,既使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受到嚴重削弱,也使歐盟的完整性受到了嚴重打擊。這一切,源於德國以各種藉口破壞法律及各種協定。

首先,德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以「人權」為藉口,推翻了歐盟關於難民問題的「都柏林協議」。該協議要求難民必須在到達歐盟後的第一個國家進行登記,但德國卻讓那些沒有在匈牙利登記的難民進入德國,還出動專列,把難民接到德國。

其次,當難民潮讓德國無法招架之時,德國政府又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宣布暫時退出「申根協定」,重啟邊境控制。眾所周知,「申根協定」規定協定國之間的國境不受檢查,讓歐盟國家實現了「歐盟無國界」的夢想。

德國破壞歐盟內部規則並非始自此次難民危機。在歐盟國家中,德國率先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以兩德合併,債務過重為由,讓國內債務比例在歐洲國家中首次超過GDP 60%。有了德國的示範效應,法國等都先後破壞規則,為後來的歐債危機埋下了禍根。可以說,德國是歐盟債務危機的始作俑者。

憲法法官眼中的法治危機

聯邦憲法院法官彼得·胡伯(Peter Huber)終於忍無可忍,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了《德國處在意願危機中》(Deutschland ist in der Sinnkrise,09/30/2015),從幾個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一、憲法規則效力減弱,法治被侵蝕。「在德國統一1/4世紀後,由基本法確定的民族國家處在意願危機當中,法治國家露出被侵蝕趨向,民主在弱化,權力分立的結構繼續朝執行有利的方向偏離,以及聯邦國家的發展失去了方向」。這句話的意思是:政府當權者的意志高於法律,而且制衡行政權力的議會權力無法對其進行約束,因為政府與聯邦議會的勢力對比,「實際上是加強政府的作用,不利於單個議員」。

二、德國的所作所為對歐盟法治程序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法律對政治的約束力消失了,處理歐元危機時無視條約,各聯邦州在管理上也不忠實執行聯邦法,「超越法律的實例不斷堆積」。

三、德國的政黨勢力發展不利於選民。勢力大的政黨的政治主張日益趨近,導致選民實施影響力的可能性被剝奪,既然沒有可選性,選民也就別無選擇。加之政黨資金配給,得票率達到1%的政黨,可得國家資金配給,按所得每張選票0.50歐元計。此外,缺乏聯邦層面上的直選與政黨的組織結構特點,使德國的政黨擁有自我決定和安排一切的權力:由於政府職位由黨內高層指定,因此政黨成員對黨內當權者具有依附性和奴性,所有這些,「加劇了公民對政治的啞口無言。長此以往,這會威脅到對憲法規則的認可。」

這種政黨政治會導致選舉出現「播下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在2013年9月德國大選中,左派如社民黨(SPD)遭遇歷史性慘敗,而基盟(CDU &CSU)獲勝。但基盟的選票未能達到絕對多數,不能獨立執政。基盟的傳統盟友自由民主黨(FDP)因得票少,連國會都未能進去。基盟不得不選擇左派當中較溫和的社民黨聯合執政。社民黨的幾大核心政策,比如全國性最低工資等,都被基盟妥協接受。隨著基盟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左傾,保守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反而成了左派政府。德國人不得不吞下這枚苦果:多數德國人選了右派,得到的卻是個左派政權。

德國政府的輿論獨裁

這次難民危機中,德國政府對輿論實行管制,讓人深感默克爾政府在背離民主的路上走得實在太遠了。

難民潮開始之時,「歡迎文化」佔主導地位,德國媒體受「政治正確」的約束,與默克爾政府保持一致,但社交媒體上卻爆發了關於無限庇護權的激烈爭議,許多發言者深感憂慮: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接收這麼多人?必須照顧難民的這個社會福利國家到底有多大能力?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如何?許多網民抱怨,政府在做出決定時未傾聽選民的聲音。

對政府難民政策提出質疑者被打入「黑暗德國」,其言論一律被看作是「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言論」,於是出現了德國版的網路監控。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除了刪帖之外,還要加強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默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扎克伯格承諾嚴控。

這一控制輿論的做法,導致德國一些知識界人士忍無可忍,柏林洪堡大學東歐史、斯大林主義研究專家Jörg Baberowski 教授在瑞士《新蘇黎世報》發表《德國將自己變為美德國家》,警告說:德國政府無視公民的擔憂,使用輿論專制統治德國。媒體追隨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確性,對輿論專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從德國的現實來看,公民的疑慮與提出的問題都是有道理的。這種輿論專制的後果很嚴重,導致公民對政治冷淡,德國「社會和諧和凝聚力面臨危亡...但總理卻對她一手製造的災難視而不見。在別處,政治家已因小錯下臺了」。

默克爾及其同僚的錯誤在於他們將言論自由當作表達真理,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應該被刪除並限制。在對言論自由與法治的關係上,德國人的認識確實遠不如美國人。

美國「權利法案」的第一條是:「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權利」。在美國,「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非常清楚。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即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保證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為這是「真理的聲音」。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直認為言論自由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真理,因而導致出現言論管制:當局或者當局認可的一群所謂的「大多數」,經常將自己的觀點與想法宣布為「真理」,以此扼殺不同意見。

在難民問題上,德國政府應對失據、違反法治引發的社會反思,已經超出了難民問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評者在反思文章中都會寫上「自從兩德統一以來」,用這種方式追溯問題的起源,應該是被所謂「政治正確」長久壓抑之後的爆發。

德意志民族曾經是一個善於反思的民族。這次難民危機應該促使德國人深入思考並採取行動,法治弱化既然已經危及德國,扭轉這一趨勢就是當務之急。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從德文資料的翻譯及細節的查核瞭解上,得到德國網友野罌粟大力幫助,特此鳴謝)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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