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性格(圖)

2016-03-18 08:49 作者: 香港大學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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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18日訊】我們是最好的一代,我們是最壞的一代。

我們並非生於亂世的年輕人,那時香港的主權尚未移交中國,年紀尚幼的我們沒有如上一代般,為香港未知的前途而感到惴惴不安。那個遙遠而快樂的童年,曾經塑造了我們對香港的想像:孩子放學後三五成群、連跑帶跳地到公園玩耍,功課、測驗和考試從來不是我們肩上的重擔;屋村的商場是我們喜歡流連的地方,我們可以跟家人一起到士多、雜貨店和街市買日常用品,然後到文具店「夾公仔」和「扭蛋」;每逢節日,我們還可以到太空館、科學館、海洋公園遊玩,不用因為擔心遊人如鯽而打消念頭。

然而,隨著成長,我們目睹香港社會急遽淪落,以上的美好已然成為了人們懷念的「老香港」。在日漸黑暗的政治環境下,種種磨難將香港推向死亡: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失效的議會、失能的執法機關、失信的傳媒、接二連三的大白象工程⋯⋯我們已經步進了香港最壞的時代,荒謬成常態,因此我們是徘徊於絕望與希望之間的一代。

我們沒有選擇香港,我們選擇了香港。

在香港出生,從不是我們的選擇;生於英屬香港,卻成長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活於今天彷彿被中國全面管治的香港。有人或言,若我們不喜歡這個身份,大抵可以選擇離開。我們沒有必然的責任至死不渝忠於一地,但我們有無盡的感情竭力守護我們成長的地方,保衛與我們分享共同語言、共同回憶的香港人。這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真諦。

即使有人只視香港為暫居之地;即使有人不問世事,願在僅存的自由下苟且過活;即使有人不曾願意為家園反抗極權,面對香港各方面的淪陷——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這一代人仍敢於吶喊,我們叛逆,我們不甘向掌權、向利益屈服。

我們是被塑造的一代,亦是競爭的一代。

從小開始,我們的人生路已被上一代設定。每個人都走一樣的路:上興趣班、讀書、考試、上大學、找安穩的工作。「我們」出身在富裕、中層、貧困的家庭,站在不同的起跑線,奔向同一終點,自出生便不斷爭逐教育資源。我們要勝出,便要跑得比別人快、比別人好看、甚至把其他人擠出跑道外。上一代認為,成績不好就是失敗,不能上大學就沒有前途,因此我們都要不斷讀書,為著一份要我們不斷工作的高薪厚職。我們千方百計要進他們認為一流的學校,因為教育是分配社會權力和財富的工具。

因此,只要他們經濟能負擔,我們便報讀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學習各種的語言、樂器、體藝,以期進入「一流」的學校;我們帶著疲憊的腦袋和身軀,放學後仍要去補習,成為考試的利器,成為驅逐其他競爭者的利器。我們都參與了這場競爭,勝者認為競爭是公平的,因為是勝者超群敗者庸懶;敗者認為競爭是公平的,因為他們都曾拚命戰鬥。然後我們投身社會,刀光霍霍,生存便要競爭,便要踏在別人的失敗上。

但我們不甘存在於刀光劍影、千篇一律的社會,不甘因循上一代型塑的價值觀。即使艱難,我們有突破界限的勇氣。我們的香港有無限可能,藝術家、運動員也可以是一份好職業。每一個人都有應繪畫夢想的機會,實踐夢想的可能,選擇自己的生活之路。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中有這樣一句:「夢想就是當你快要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仍然覺得一定要做的事」。我們的夢想是要改變香港。

我們善於計算,卻太會計算。

小至乘坐交通工具,大至選擇人生伴侶,我們都善於把一切可以和不可量化的事化成數字,以自以為的理性審視著得失成敗。要麼是你踏在別人的屍骸上,要麼你就會給別人踩住,從此永不超生。在狹小的生存空間之下,恐懼成為屍山的夢魘,製造了自我保護的念頭。這個想法,卻成了一個更巨大的夢魘。

我們抗拒不確定性,其中包括抗爭。它使我們的計算機失靈,單色調的屏幕不能運算複雜的地緣政治難題,所以當我們見到別人走上街頭,我們選擇作壁上觀。我們不是怕沒有成果,要是只是沒有成果還好,若果連那丁點自欺欺人的希望也給磨蝕掉,誰來補償我們弱小心靈的創傷。即使我願意拋掉計算機,走上對抗強權的道路,亦難保路上只有我孤身一人。如此空虛,如此寂寥,誰來填補?我們被馴養成為理性動物,卻是否非如此不可?計算機所揭示的,是企圖把世界收在一部機器的虛妄自大。人類的進化,社會的進步,本來就不靠計算出來的成功,而是靠那自知世事計算不來的無知。

從小,我們知道只要乖順服從,總會比倔強倨傲更能嵌合於旋流之中。我們合群,因我們深知隨之而換來的是社會賦予的驕傲。我們的自身的肯定、認同,以致定位,很難脫離社會的既定准則。當他們說:「你們是菁英」,我們就是菁英,當他們說:「你們是廢青」,我們就是廢青。社會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粗暴地奪去我們定位自身的權利。「我」,也再不為「我」所闡述。

上一代告訴我們,任由社會倫理指揮情感,在適當的時候表現出大家都喜歡的反應,就能獲得生活中的安全感。但當我們的行為,不是基於真實的感覺,而是被默認的感覺,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情感,抑壓內心最原始的感覺,我們仍是真實地存在著嗎?

世界上只有兩類事情:自己的事,以及與自己無關的事。前者我們需要妥善處理,對待後者則從不抱持立場或喜惡,一概沒有想法。一方面唾棄自己空白貧乏的地方,一方面慶幸自己是被社會承認的一群。每天反覆地在自我厭惡和心高氣傲的矛盾中掙扎徘徊,惟有當回答自己是香港的年輕人時,才能勉強抓住僅餘的一點定位。除此之外,我們就什麼也不剩了。

卡繆在《異鄉人》後記中寫到「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不在自己母親葬禮上哭泣的人,都將會被判死罪」。我們不要活在Meursault生存的那個社會。我們要如實地存在。

我們這一代人,活在父母輩口中的福蔭下。沒錯,我們資源比上一代充足,享受在他們帶來的經濟成果。他們打造香港這個與世界大城市齊名的地方,成為「紐倫港」三城之一。華麗都市,燈火璀璨,紙醉金迷,這裡早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追逐經濟數字的地方。遊戲規則沒有大改變,優勝劣敗,但上一代沒有發現,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每每成為優勝的一方。上一代沒意識到昔日獅子山下的神話早已破滅,這一代人的社會流動性低,即使努力打拼,也難以分享經濟成果。公義印證在遵守原有的遊戲規則。

「你們為香港做過什麼?你們只懂搗亂!」這種高高在上的說教與訓話慢慢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們眼中,我們是坐享其成卻不懂感恩的「廢青」,是不諳世事的年輕人,是頹廢、沒出息、不上進的失敗者。在雨傘革命後,上一代與我們的價值觀差異日漸明顯,不論是父母、師長,似乎都沒法再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在大學畢業後「打工、挨麵包、等上車」,在地鐵車廂中讓座,遵守上一代訂立的遊戲規則,似乎才能讓我們除去「廢青」這污名。

其實,我們也不願看見社會嚴重撕裂,我們也厭倦與長輩爭論。我們曾經理性地與上一代對話,卻沒有人真正理解我們看見的世界。於是,我們中間有人走出來,爭取上一代未能改變的制度問題,即使面對社會的批評,仍然挺身逆流而上。我們揹負著「廢青即暴徒」的罪名,漠視上一代的謾罵與指責,在干諾道中與彌敦道守候直到黎明,在旺角街頭擲下憤怒與絕望的磚頭,因為我們不願香港逐步淪亡。

這一代人渴望的不僅是物質上的富裕,我們爭取的是被掌控的話語權,以及未曾得到的自由。我們希望,往後的香港人能快樂地生活,延續上一代帶來的福蔭。或許我們沒有獲得上一代的認同,但在這風雨飄搖之時,只能繼續任性追逐遠處那片光。如果這樣就是廢青,我們甘願當個不折不扣的死廢青。因為我們嚮往的,是自由。

社會粉飾太平,社會在高官貴冑手中腐朽,社會要我們噤聲。社會豢養我們,要我們完全順服,問這不可答那。

我們開始拒絕,因為有些改變無法扭轉,我們的香港早已面目全非,她已無法抵受更多的蹂躪與折磨。我們囿於懷疑與恐懼,但我們看到自身的弱點與限制,嘗試克服、衝破,我們要談論別人不敢提的事,我們要直斥隻手遮天的不公。雖有更多人仍敗壞於各種安逸,但我們寧願活得苦痛無力,因為我們已張開了眼。

面對荒誕的社會、樂於受虐的所謂同伴,我們更要在絕望中看見希望。黃碧雲在《失城》這樣說:「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我們站在懸崖,我們別無選擇。讓我們說有,就有,我們要看見希望,我們要抓緊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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