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母向來有「望子成龍」的情結，而這種情結又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光宗耀祖」的心態。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他們將教育變成了一種攀比。他們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適合上名校。在某種程度上，孩子成為了父母實現自己夢想的工具，他們過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們過的人生。
名分等級秩序使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持續不斷地壓抑
中國父母為了孩子的教育的確很願意付出，然而與他們所要達到的真實目的相對比，這種付出不是一種偉大，而不過是一種勢利。
最近，兩件事再次引發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說他們今後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後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都表現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從那以後，就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以2015年為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麼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於這些博士都畢業於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麼多，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在美國金融和矽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也遠超華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裡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麼大，在大學裡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儘管後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麼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麼大呢？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順從聽話」和孝道文化上，這些文化烙印實際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裡都無法丟掉，到哪裡都吃虧。
選擇專業多來自父母安排
這麼多年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麼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國父母都關心子女教育，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龍」，也想兒女去儘可能好的學校，將來有一份好的職業與收入，能夠一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眾多中國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週末，一年到頭為了子女上學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離開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國外陪子女上學。
也為了讓子女上「最好」的學校，經常想盡辦法找關係、開後門，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為了不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在專業方面，都傾向於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學金融這樣光鮮的專業，或者學會計這樣容易找工作的實用專業。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麼是最好的學校」「什麼是最好的教育」。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於誰」「相對於什麼」，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系的「好」和「最好」。
於是，在不問不想的情況下，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好」的標準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於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或者，就是一窩蜂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於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致，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經常有朋友諮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我就想女兒讀完大學，立即讀研究生，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完成學習任務後，再去工作、結婚成家。」
我就問：「為什麼非要有讀碩士、博士的任務呢？為什麼不能大學畢業後先工作幾年，讓他比較一下工作和讀書的差別，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歡工作還是學習，喜歡什麼專業、什麼工作呢？」
他們當然沒有想過「為什麼要讀碩士博士」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讀研究生，所以理所當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讀。他們沒想到也許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適合讀研究生，也可能對學術和讀書沒任何興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他們去讀書，對子女是勞命，對父母是傷財，對社會是浪費資源。
這些朋友就說：「萬一他去工作後不再想回學校讀書了，那不就不好了嗎？」我說：「如果是那樣，那就更說明大學畢業後先工作是對的！否則，他們會浪費那麼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
在物質產能過剩、物質這麼豐富的今天，溫飽不再是個問題。父母可以給子女最重要的禮物是給他們提供經濟條件，讓他們追求自己的興趣、選自己有激情的事業。把自己的喜好強加給子女的父母顯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這包括學校、專業、工作和婚姻戀愛。
世界是由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
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一家矽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分別是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馬走人。他對一些問題儘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一分鐘可以講完的問題，能講五分鐘。中國實習生很努力，活幹得最多最好，但不愛多說話。
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但也不差。雖然講話帶有口音，但最愛發問，擅長表達自己。在實習期間，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但是，最後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
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因為中國人看重「硬本事」、看輕「軟本事」。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因為我們這種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幹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矽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為領袖人物；也正因為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所以，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理化，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
實際上，這裡關鍵還是在於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問題。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一是為了職業，一是為了做人，尤其是為了做一個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人。職業培養是為了飯碗，而「做人」的教育是為了讓人不只是職業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許多朋友一聽到自己子女想學歷史、文學、藝術，或者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就很生氣，認為這些「軟本事」沒任何用，不便於找工作，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軟本事」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礎。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即使我們走出企業領導、政府領導階層，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除了職業以外還瞭解我們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是怎麼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
傳統社會秩序壓抑個人成長
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印度人的差別這麼大，也當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緊密相關。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乖乖聽話」、聽長輩的話。不管走到哪裡，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都要小聲講話，要順從聽話，不能挑戰長者和權威的言論。
由於三綱五常，長輩、年齡是中國社會名分等級秩序的最重要組織維度，這種等級秩序壓制個性的表達，使我們長大後本能地安靜、講話謹慎又謹慎。美國社會是另一極端，沒有鮮明的基於年齡、長幼的等級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齡大小壓人，所以，就更加促長美國人辯論能力、表達能力的發展。
印度則是介於中國和美國之間，他們對長輩也會敬重，但不像中國社會那麼絕對，再加上印度被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對長者的順從程度，不再像原來那麼論年齡，而是更加講理，以理服人。這些文化特點是上面三個矽谷實習生故事背後的重要原因。
中庸邏輯要求你不能聲張，不能過多表達自己，什麼都要適度。即使是講道理、辯論，也不要那麼認真，那麼「打破沙鍋問到底」，什麼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這種文化熏陶出來的人，當然傾向於不會表達，即使表達或者爭辯，也不會太認真，否則，內心會感到不自在，會內疚。
我這些年經常在中國生活，發現許多做母親的不知道溺愛會害了孩子，讓自己孩子永遠長不大。比如，在我原來任教的一個大學裡，一位中國教授已經30歲出頭，沒有結婚成家。儘管他已經拿到終身教授職位，但還是不成熟，因為他母親還是每天跟著他、盯著管著他的一舉一動，結果她兒子就沒機會長大成人。
根據六年前我女兒用的一本美國中學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國大學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國同齡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於儒家文化和中國父母育子方式，在該放手的時候不能放手讓孩子獨立。
而成熟度跟領導力又高度關聯，沒有成熟就無法有領導力，就難以競爭谷歌、微軟、花旗等公司的CEO崗位。
許多人在解釋為什麼中國學生在美國不能更成功、中國人不如印度人那麼突出的時候，都喜歡以中國人英語差、印度人英語好作為主要理由。
語言當然是中國人的弱項，但實際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語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級秩序，這個秩序使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持續不斷地壓抑，任何有個性的表達和質疑都會招致重罰，以至於等我們長大成型時，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只會做事、不會作聲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沒有「軟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經高度一體化了，為了讓我們的後代有機會在國際競爭中更能勝出，一方面必須改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重點放在「做人」的通識與思辨訓練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文化制約，不能再把「順從聽話」機器人作為我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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