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負重稱中堂李鴻章



李鴻章像。(網路圖片)

昔洋人有稱,向中國開戰,實同李鴻章開戰也。可見李鴻章在近代中國歷史之影響,真「五洲萬國之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他是清廷的發言人,是一個忍辱負重的時代在一個個體的「微觀」體現,王國維所謂「千年巨變」,則李鴻章的時代正是「巨變」之肇始。梁啟超稱:「一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二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李鴻章傳》)

愈有影響者愈有爭議,所謂謗滿天下者未必不為偉人。有論李鴻章是權臣,比之霍光、曹操,或張居正。在小時候,中國大陸課本上直稱李是賣國賊,諸如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土地、賠款,丟盡中國人的面子,沒有骨氣。那時,一提起是安徽人,總會有人笑話,你們安徽不是有個李鴻章嘛!甚至「李鴻章」三字成為罵人的話(安徽方言似「你混賬」),可見蓋棺論定也未必可靠。時過境遷,今日之李鴻章已非當日之李合肥,聞老家已重修李家祠堂故居,招徠遊客成為「愛國教育」基地。《李鴻章全集》也已出版,洋洋大觀。可以說,近現代歷史對李鴻章的論定,是一個缺失價值標準的具體體現。同樣,對孔子,對太平天國,也都體現出我們是怎樣地雌黃歷史,沒有立場,悖謬荒誕。一切似仍在「論尤未定」著。

「迷」漸淡,歷史終會在遙遠的某一時代清晰起來。隨著近年人們對近代史的釐清和反思,「李鴻章」仍然無疑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點,在眾多的相關「評傳」中,我仍然覺得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似最簡明而有深度。任公嘗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斯言足令人深思也。

合肥之事,不勝敘述。且據傳中一二略論之。

李鴻章之崛起,無疑在與洪楊之戰,曾國藩舉討賊大旗,李鴻章圖蘇,左宗棠圖浙,曾國荃圖金陵,真「一時多少豪傑」。梁任公所云「同治元二年間,亦中國有史以來之一大觀矣」。

淮軍的勁敵是李秀成。李鴻章食言殺死蘇州守城降酋,一直被人所指。同治二年十月九日,李鴻章親自督軍,以程學啟、戈登為先鋒,迫進蘇州城,經激烈苦戰,先破外城。李秀成、譚紹退守內城,負隅頑抗。終因官兵水陸併進圍城,城中糧盡,眾心疑懼。李鴻章以為機會已至,遂有程學啟及戰爭掮客戈登輕舸入城,說服納王郜雲官等人投降,以李、譚人頭為獻,許以二品,簽下降約,戈登為之中保。他們不忍殺害李秀成,李也覺察其謀,無奈之際只有末路一條,遂乘夜遁城而逸。廿四日,譚被雲官所殺,降酋八人,並千餘親軍,開城迎降。此八部在城中守卒尚有十餘萬人。程學啟以為此八人恐有後患,乃與李鴻章密謀,賞宴之際,埋以伏兵暗殺,其手下之強兵餘黨千餘人亦戮殺不剩,血染雙塔寺。李鴻章心知肚明殺降乃大忌,但更擔憂叛而不降之患。太倉詐降之隱在前,難免有「虎患」之憂。所以,他默許程學啟大開殺戒。遂又有十萬太平軍被殺。朝廷也默許李的所為,李鴻章因蘇州一戰之功,加太子少保。見李如此行為,戈登悔初為保人,要找李鴻章算賬。

梁任公云:「李文忠於是有慚德矣。夫殺降已為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戈登於此事,不過一個戰爭掮客,因為一直被蒙在鼓裡,待事已發,便怒不可遏,甚以國際戰爭慣例欲挑戰李鴻章。在李鴻章眼裡,戈登之流所謂「常勝軍」實在是「磨難星」,這群「外國流氓」所謂之道義,純粹出於利益,打仗兼打劫,可謂為利而戰。李鴻章早就想清除這一隱患,蘇州之事,可謂契機。

或謂李鴻章慣用「小智小術」,他玩了一出諸葛亮誘敵之計,可謂眼明手辣。如果說誅八將是「戰略」上的考慮,以杜後患,那麼,殺其千餘親兵,難免殘忍。戰爭至此已喪心病狂,有道是:戰爭的勝利總是以生命為代價。但戰爭也是畢竟有正義與邪惡之分的。收拾洪楊殘局,全賴李鴻章之功。不過,如果我們今天過於神話曾、李(尤其曾國藩,幾乎將成孔子之後一人矣)也是值得反思的。

梁任公似乎對「英雄」情有獨鍾,他不惜以濃墨稱李秀成為真豪傑。其英雄氣概,自不可以成敗論之。稱他不但有「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更能「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之智勇,尤可稱者其不殺趙景賢:「其禮葬王有齡,優恤敗將降卒,儼然有文明國戰時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餘萬人,無一降者,以視田橫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來戰爭之結尾所未有也。」又:「聞李秀成之去蘇州也,蘇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在這裡又要強調一下,倘不是如此,長毛之殘餘似無立足頑抗之際遇了。姑且不論梁氏所說是否有文學色彩,然而從來人們稱頌豪傑,較之李合肥蘇州所為,人們難免要「懷念一下」這位壯士。其實此李非彼李。然而我們不可忽視「比例感」,洪楊之亂,生靈塗炭,我們當警覺梁氏在這裡以對李秀成的個人魅力之「神話」,而氾濫「同情心」。梁氏更以「國際公約」論其社會之「內政」,恐怕要求太高。梁任公感慨「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實則歷史往往也是一言難盡,常常莫名地要被「古為今用」一番。

戰爭結束,李鴻章轉身成為一名「外交大臣」,此時朝廷已岌岌可危,內憂新起,外患尤甚。李鴻章深感國家之危機當下貧弱落後,乃極力推行「洋務運動」,如梁啟超所指出的,在李鴻章眼裡,「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故梁以為「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

梁啟超批評李的另一點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

李鴻章的洋務,一從軍事入手,以其鞏固朝廷國防。二是商務,從鐵路、礦業、紡織、通訊、商業、教育各方面入手。李鴻章的策略或許沒有梁啟超的「國民」意識超前,然以康、梁變法之思維去強求李鴻章之思想實則荒謬之極,李鴻章欲挽朝廷之困境,忍辱負重,堪稱砥柱中流。其洋務思想實不愧為強國之上策也。梁氏所謂新見,最多不過「民主」之一層面,實則,科學與民主的引進,而忽視其法制與法治的傳統人文精神,尤其希伯來的宗教傳統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卻被忽視。所謂民主理想同樣是蒼白的。

李鴻章為「賣國賊」的帽子戴了多年,說他同列強簽下一系列「賣國求恥」的不平等條約。如「中俄密約」,借租土地,代修鐵路等等。回首前塵,李鴻章的諸多設想和舉措何嘗不是今之「改革開放」之先聲呢?只是時代不同,李鴻章以失敗而告終。當然,我們也沒必要給他來個幾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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