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荒中死亡人數超過南京大屠殺的安徽之殤(圖)

2017-01-31 00:10 作者: 口述︰胡合江(父)筆錄整理︰胡川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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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禍造成的大飢荒在上個世紀曾使中國大陸餓殍遍野。(網路圖片)

我老家所在的無為縣,餓死20-30萬,超過南京大屠殺

我們安徽無為餓死多少人?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中記載︰「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這個數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這個,就餓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減去這個,就沒有餓死那麼多)。謝貴平調查的結果是,全縣餓死20餘萬人,佔「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間,這個死亡數字和比例之瘋狂,甚至超過了所謂的「南京大屠殺」。

我父親不是專家,也無法掌握這些詳細的資料,但是我們金河埂村180多人,餓死80多人(保守數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數字,大致誤差是不大的。我們家當時4人,大伯餓死,大伯的童養媳後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煉鋼鐵和修鐵路,因而沒死。從我們村死亡人數來看,楊金聲的數據,是可信的。

為什麼會餓死那麼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現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說3年大飢荒餓死人是謊言,也有一些人​​說餓死沒有那麼多人,有一些人說是自然災害,還有一些人說是蘇修逼債,還有一些說這只是上面領導善意的政策失誤、是下面領導素質不高的人執行太瘋狂等等。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不但查閱了楊繼繩的《墓碑》,曹樹基、王維志、金輝、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關著作,還直接詳細地詢問了我的爸爸,於是得到了一個相對真實的粗線條。

第一點:虛報糧食產量,強行徵收糧食

1958年刮起大躍進風,趕英超美,到處放衛星,說各地畝產超萬斤等等。那個年代,還沒有雜交稻,雖然說我們那土地較肥沃,​​但是畝產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現在也很難過千斤。說畝產超萬斤,各個地方的官員必需完成這個上報指標,報少了要批評,甚至撤職,算是犯了錯誤。於是大家競相浮誇,浮誇的結果,就是上繳徵糧,按照老百姓的說法,上級吹牛得獎狀,下級吹牛要交稅。沒有交那麼多糧,就是被「瞞產私分」了,是很嚴重的罪行,輕則批評撤職,永不錄用,重則批鬥至死,株連一家。沒有收穫那麼多糧食,卻數倍地上報,於是公社裡面的存糧、谷種、飼料都被迫上繳,公社倉庫沒糧食,大食堂也就沒有,時間一久,自然就開始餓死人了。這個是大批餓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點: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瓦解農村飲食自給自足的基礎

1956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跑步邁入共產主義社會。先是要求取消單干,入「入初級社」,緊接著「入高級社」,後就實行大鍋飯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們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將所有的糧食、工具、牲畜、田地,幾乎包括所有財產,全部上繳。然後集體到公社大食堂統一吃飯,統一耕種。家裡的鍋碗瓢盆也砸掉大辦鋼鐵,說留著也沒什麼用。大呼隆並不是自願的,按照我爸爸的說法,一開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將建國後各種公共費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錢,也算在老百姓頭上,要農民償還。這是天文數字,自然是不可能還得起的。1958年,我們那為了徹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實行大躍進、大鍋飯、大呼隆,對不執行的地方幹部,稱呼為「社會主義的拌腳石」,實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產隊長),要求其他全部幹部都要寫入黨。邢修章用我們那土話,說了一句「牛B套了頭--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這一句話,讓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來。胡合勝、陸大成、單長發,嚴少生大概5個人,反對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鬥。

借社會主義改造之名,行搶劫全社會財富之實,所有人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

現在建立了《物權法》,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於是反拆遷的浪潮在全國風起雲湧,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時候沒收幾乎全部私有財產,這些財產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幾百年祖先的積累,就這樣幾乎沒有任何補貼就被奪了去。在這之前,民國國民黨時期的貨幣,幾乎成為廢紙,而共產黨的中國,也經歷了幾次類似現在朝鮮的貨幣改革,就是將解放前的錢,按照100等高數字的兌1等方式,將民間的錢徹底洗乾淨了。就這樣,幾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麼可觀的積蓄了,連續發生這些事情,將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窮二白的,無論你曾經是富翁、還是貧窮,現在都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了。大呼隆能夠輕鬆徵收一個人的全家財產和土地。共產主義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貧富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隨後就收回,然後是共同貧困,這就是至今也沒反省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對鄉紳資本家地主是災難,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都是災難,沒有人從中得益,這才是真相。就是當時的各種政策,現在想起來,幾乎是不能想像的。農民家不僅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了糧食、甚至沒有了吃飯的鍋碗瓢盆,公社大鍋飯一旦沒有糧食,大飢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點:政府拒絕開放糧倉救助,拒絕國際援助

各個年代、各個國家,都有大量的儲備糧,用於可能的災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儲備糧的,而且也不少。那時候,公社裡面存糧很快就被吃完、浪費完,糧食調上去了,卻沒有再派下來,大飢荒開始了。大飢荒開始後,我們那各地都有餓死人的情況。各地百姓和幹部紛紛向上求援,要求派糧。但是一方面上級認為下面有存糧,被瞞產私分了,拒絕放糧,另一方面,中層幹部們邀功請賞,虛報自己的地方沒有餓死人,將死亡案例當做「浮腫病」應對了事,導致下情不能上達。執意要求放糧的幹部,遭到上綱上線的批鬥。

拒絕國外援助,但是卻鋪張浪費地大筆援助外國,窮人接濟富人,可笑可嘆

實際情況是,各地國家糧庫,仍舊存有餘糧,如果真放出來,也不會餓死那麼多人。這些糧食有些在糧庫裡面積壓太久而霉爛掉;根據其他文章和現有資料顯示,很多被轉調無償送給了其他國家,當做援外了,以顯示中國的慷慨。連我爸爸都知道一個小道消息,就是周恩來將一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糧食數字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覺得太少,直接在數字後面加幾個0,他也不知道阿爾巴尼亞一個國家的人口,比我們一個無為縣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個0,代表是多少的糧食,這樣的人居然還是最高領袖,簡直跟豬一樣。而且直到現在,我到很多湘菜館,和很多農村家裡,還有很多中國人居然仍舊對這個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經受到迫害致死的後代,依舊捧著那個罪惡根源人的畫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這是數典忘祖,還是認​​賊作父,網路上將這個人當神的,大有人在,實在是讓人心寒。在中華大地遍地餓殍的時候,國家糧庫拒絕放糧,恰恰這時候卻掀起了大規模外援糧食。中國缺糧餓死人的消息傳到西方,很多西方國家要求無償援助中國,這包括我們的死敵蘇聯和美國,但是都被拒絕,甚至批評他們造謠惑眾惡毒重傷,然後造人民安居樂業的假象給全球人民看。加拿大當時有和中國建交,將糧食運到中國,上級不讓卸下來,直接轉送給阿爾巴尼亞等國家。根據我爸爸的說法,無為當地出了一個大官,在中央都有關係,曾經掌握兵權,當時強行要求放糧,衝擊了糧庫,最後被批鬥。根據其他資料推斷,可能是無為籍的省委書記張凱帆。

第四點:很多勞力修鐵路,修水庫,開礦,大辦鋼鐵,導致勞力缺乏,土地荒蕪歉收

1958年開始大躍進。毛澤東認為,趕英超美的關鍵是鋼鐵產量,於是在全國掀起大辦鋼鐵的運動,主要勞力調去煉鋼,還有大辦水利、修鐵路等,於是農村很多地方拋荒。各地起來很多小高爐,煉不出鋼,甚至將各家各戶的鍋碗瓢盆和鐵質農具拿去熔煉。大辦鋼鐵的同時,還在全國超前地修建各種交通道路尤其是鐵路,還有各種水利設施。很多現在看到的鐵路和大型水庫,加高堤壩,就是那時候建成的。由於缺乏工具和技術,煉鐵成效很微,修建鐵路和水利也很緩慢,不像現在這麼快。農村的勞力被抽調後,農田的活沒人干,田地大面積荒蕪,造成這3年大幅減產。一方面大幅減產,一方面還虛報高產,一來一去,公社裡面沒了糧食,大飢荒就更加慘烈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調去修路開礦造水利的勞力又是幸運的,這部分人的糧食雖然也很少,但是還不至於餓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這樣倖存下來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蘇聯30年代也有大飢荒

根據我爸爸的描述,根據一些俄語翻譯的轉述,修鐵路和開礦的一些技術指揮是蘇聯人,大飢荒才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完全撤走。從農村到礦上探親要飯吃的人,給他們看到了。一些人也將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告訴他們,希望他們也給點吃的,當然這是很危險的,是給社會主義中國和當前大好形勢抹黑,但是這些還是讓蘇聯人知​​道了。不過出人意料的是,那個蘇聯專家說,他本人就經歷過蘇聯30年代的大飢荒,他說你們是從農村一個一個走過來的,當時他們國家的人逃荒,是幾個人相互綁著攙扶著才能走,早就餓得不能走了,他還說你們餓得還不算厲害,和他們國家大面積餓死人還差很遠,餓死人少,那不是社會主義,你們還會繼續餓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蘇聯老大哥也不是那麼光鮮,30年代竟然也有大飢荒,而且可能不會比中國好,這也是很詭異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被宣傳的衛星上天的理想國家,中國學習的對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餓死人,而且更嚴重,應該預示著中國難逃此劫。以此類推,那麼之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現在的主體社會主義國家朝鮮,也一樣大批餓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為什麼了。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當時由於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開始餓死人,導致剩下的人體力虛脫,無法正常繼續干農活,進一步造成之後連續2年種植面積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繼續加重的大災荒的烈度。

第五點:胡搞蠻幹,不懂農業的人分管,誤掉天時,甚至沒有及時收割,曬乾,造成極大的浪費

很多農村的主勞力調去開礦、煉鋼、修路、造水利了,那麼很多農村的種田人就顯得不夠專業,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濃厚的人,不懂農業,但是更喜歡蠻幹,喜歡「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我自己種過田,深知種田要講究天時。24節氣和農曆的劃分,其實就是農業的基礎。什麼時候種植,什麼時候收穫,是很精密的,那時候沒有大棚,要想一年水稻倆熟,小麥油菜一輸,就要準時播種,準時插秧。早了,種子就被凍死,晚了,一年只有一季。雙搶的搶收搶種,是老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搶晚了,第二季的水稻就無法灌穗成熟,那就廢了。一到雙搶,我們老家人就和打仗一般,沒日沒夜的幹,親戚鄰居朋友相互之間無償幫忙,只是請吃一頓飯,雙搶時候,是一年中天氣最熱,正是三伏天,中午也是不休息的,婦女小孩老人將飯送到田間地頭。但是那些政治思想濃厚的大老粗,不講究這些,政治思想挂帥,該播種時開會,該收穫時開會,隨便耽誤幾天,一年的收成就泡湯。很多第二季稻插完了,霜降就來了,於是顆粒無收。根據我爸爸的描述,一些稻晒在圩埂上,下雨也沒人收,白白爛掉。政府的船等在河邊,為了防止瞞產私分,有一些稻穀剛打上來,帶水就被直接運走。而一些稻沒有曬乾,就放進倉庫,造成霉爛。這批敗類,也是加重我們那大飢荒餓死很多人的重要原因。

第六點:傳統鄉土情結濃厚,導致很多人不願意逃荒,造成餓死人情況加劇

大面積餓死人,在我們那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出現大的自然災害和大型戰爭的時候,也絕對沒有這樣慘烈的高死亡比例,這就造成了我們那的人較少出去逃荒,外地逃荒歷史傳統較少,這點和安徽阜陽、鳳陽的相比有一些差異,和安徽績溪人喜歡到外地做生意也不一樣。後來我到廣東潮汕地區,那裡也是人多地少,人對老家的眷戀也很深,但是他們有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地謀生的勇氣,無論是合法移民還是非法偷渡,無論是翻山越嶺還是浮游大海,都無所畏懼,讓我好生敬佩。根據我爸爸的說法,我們安徽無為人具有濃重的傳統鄉土情結,很多人不願、也怕到外地去。總覺得我們有這麼多的水田,有米吃,有一定的優越感。出去幹活,田稍微遠一點,看不到自家的樹頭,就會傷心。解放前一些人在上海賺了大錢,遲早也要回到安徽老家。老家多數人的想法,就是在外面賺了錢,回家多找一門媳婦,多買點田地,然後就可以養老了,沒多少人想一直在外混下去。這就是我們安徽無為人的真實想法。也有部分人,一輩子也沒去過外地,就是到含山縣的運漕鎮上去過,縣城都沒去過,蕪湖上海只是說的跟神夢一樣,沒有親眼見過。餓死人了,但是多數人仍舊是逆來順受,幾乎是等死,也不願意逃荒。

第七點:當地政府派人堵住人員外流,導致更多人死亡

老家的人雖然多數不願意逃荒,但是還是一部分膽大的,和曾經去過外地的,開始去逃荒。但是一旦逃荒,就帶出去餓死人的消息,對地方上的政績有影響。用現在的話,玷污黨政機關光輝形象。於是,各地的「維穩」也就開始了。那時候沒有維穩的說法,但是和現在堵截上訪的是完全一樣的。我想現在的「截訪」,就是源自那時。堵截人去逃荒,加大了死亡的數字。按照其他一些書的說法,最後連堵截的人也餓死了,人口就大批逃亡,但是已比較晚了。我們那裡在1959年沒有什麼公路,但是道路卻非常清晰,就是順著河道走,或者直接上船,就能去蕪湖,然後就可以去江西了。

江西華林胡氏興盛之地是安徽等各地飢荒百姓避難逃荒之地

江西一直是安徽無為、含山、和縣等地人主要的逃荒目的地,因為那地多人少,尤其是山地多,當地人不排斥外地人,政府也接收外地人。說到這,我真的好感謝江西人。我們華林胡氏先祖就起源於江西奉新(也有說是高安,在兩縣邊界),大興時期也是在江西,每次遭難,歷史上每次逃難,躲避逃荒的地點也是江西,連現在我家,也是兩度去江西,真是沒有江西就沒有我們胡家。1983年冬天,我10歲,隨我哥哥在江西短暫討飯,江西人多數比較慷慨,不像現在討飯也很難,這裡我再次感謝一下江西人,在全國各省人之中,江西整體民風要好得多。江西當時的寬鬆政策,不但是安徽人的避難逃荒之地,這裡也收留了來自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的飢民。

第八點:獨特的圩區平原,冬天缺乏野菜等,導致生存更難

很多對存在大飢荒餓死人事實提出異議的人這樣問,為什麼不吃各種野草,和其他東西,有飢餓,也不一定會餓死這麼多人。我為此問過很多各省很多地區的人,各地餓死人的程度不盡相同。除了各地政策執行的差異之外,地形對餓死人的烈度也有一些影響。各地都覺得安徽討飯的人比較多,這是因為安徽水災確實比較多,山區人雖然不富裕,但是也餓不死,平原圩區平時是魚米之鄉,一旦水災,就非常嚴重了。在山區,山比較大,人比較少,大飢荒來了,山上樹木野草動物多,總是能找到代食品,所以餓死人的比例較低。而平原圩區就大不一樣了,到了秋冬,田地裡面的東西收乾淨,偷都很困難,水塘裡面的水草都死了,草也不長,樹皮也乾枯了,就更容易餓死人。多數是夜晚去偷公社小麥的秧子,和韭菜的感覺差不多。平原地帶,到了冬天,就是絕望。即使是偷,圩區平原,沒有山區的地形樹木掩護,也很容易被抓到,一眼就能看很遠,躲都沒地方躲。我們家鄉獨特的圩區平原環境,使各種「代食品」也很少,而且逃到山區的路也遠,首先就要過河。所以導致餓死的人,比山區更多。

在其他一些書裡,說山區比平原餓死人多,餓死人多人少我們且不論,究其更容易活命,我私下裡認為山區還是容易些。說山區更容易餓死人,可能是哪裡這個政策執行更久,或者是石頭山和荒山,而不是平時見到的有綠化的山,可能是這個原因吧。

第九點:此前經歷過若干酷烈的政治運動,導致各級領導和基層農民有深深的恐懼,不敢反抗,坐以待斃

餓死人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之前已經歷了殘酷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鎮壓反革命,槍斃了很多民國時期的農村管理層和富有者,因為給他們套上了「國民黨殘餘試圖復辟」,「大地主惡霸」的大帽子,隨之而來的還有劃分成分和反右派,讓知識份子和農民都深深恐懼,集體喪失了反抗的鬥志。三反、五反,主要是藉助肅清國民黨反動派殘餘的口號,劃分成分和打成右派,就是藉助人為地將社會割裂成各個階級,激化矛盾,鼓勵那些曾經的無所事事的懶漢暴民、現在說成是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走到前臺充當打手,將各種土匪、前國民黨、民國時期的政府公職人員(包含更多的非國民黨)、日偽軍整體鎮壓,避免他們反抗。這個活動,現在官方承認擴大化了。其實,這個擴大化我看是有意的,是要藉助這個託詞,將獨立的良心知識份子,和鄉村自治的領袖士紳,這些原來社會建構的核心抽離掉,才能建立新的政權和他的威懾。

藉助一個口號,打掉消滅真正反對者,今昔相比,何其相似

那些走上前臺的打手,就像現在農村的治安聯防隊員一樣,就是社會混混和渣滓選出來的,就像現在城市裡面粗暴執法蔑視人權的城管。藉助一個口號,實行另外一個目的,是這個做法的核心,就像現在網路掃黃打非,我看那黃色網站基本沒事,非法詐騙還是密密麻麻,電視購物和廣告詐騙明目張膽,但是就是要用「掃黃打非」的名義,去封鎖政治越界的網站,像谷歌、維基百科、牛博等,就在這些口號下,成為犧牲品。用傳統的話,就是殺雞駭猴,用毛澤東自己的話,就是引蛇出洞。農村士紳和城市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甚至大批作為反動派鎮壓後,良心就消泯了,罪惡就再也沒有反對派出現。這是形成大飢荒當時卻很少反對消息和反對力量的原因,甚至這個極端災墓然延續三年之久。

第十點:制度之禍,執行錯誤政策的整體,每個人都怕自己擔負責任,缺乏反省機制

執行一個政策,僅僅靠一個人發動,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一定是一個團體、一個執政黨的共同政策,這是極權制度的必然,將所有人的責任推給毛澤東,那也是不對的。於是每個人都怕自己負責任,所以敢於推翻這個政策的人很少,導致延續3年,四川是5年多,最後導致死亡數字繼續加劇擴大。共產黨的體系,是層層向上的金字塔權力結構,在每個階層,也是需要服從多數的,只是有時候多數人的意志,會被少數更強勢的人的威脅所綁架。用我們家鄉人的說法,「他們是一起的。」共產黨人說「批評和自我批評」,其實這在體制內,前者很容易,後者不可能。很多幹部本身就是種田的,那些畝產萬斤謊言這麼簡單,路上到處都是飢民和死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極權制度導致他們不敢說,即使這個謊言被拆穿了,也要盡力減淡、轉嫁,或者繼續封鎖。

制度之禍,本文主要訴求的核心,民主與專制的抉擇

一句老話,民主也有不好的,但是民主有不斷糾錯進步的機制;專制也有好的,但是專制一個小失誤,就能害死人,尤其是專制沒有自己糾錯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國文化中有人命大於天、民本思想,如果1959年不是離1949年很近,那麼這個災難可能更大。如果不形成民主機制,不徹底反省,這個不但導致餓死更多的人,也會導致後面各種災難的接踵而來。後文我還要對此進行分析,這也是我寫本文的主要原因。關於其他更深層的原因,如中國文化中的弊端,馬列斯毛極權共產主義的本質等,我想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就不加以深入闡述分析,留待其他人去挖掘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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