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網際網路讓中國人清醒起來(圖)

2017-05-01 07:28 作者: 慕容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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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 共產黨 權利 自由 尊嚴
中國人,快醒來,不要再睡了!(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7年5月1日訊】大約2012年前後,我和共產黨有個共同的認識,認為網際網路已經成了中共最大的敵人,任其發展下去,終有一日將改變中國。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這個政府決定來一次新的冒險——把網際網路更嚴密地管起來。在中國,「管理」總是跟暴力相關,在近四年的時間裏,這個政府用暴力註銷了許多賬號,關閉了許多網站,逮捕了許多人,長城防火牆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國與世界隔離,在牆的一邊,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邊,則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監獄,13億人囚禁其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門口正在發生什麼。

共產黨的恐懼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國網民人數達到6.88億,佔總人口的50.3%,其中手機上網的人數就超過6.2億。龐大的用戶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對共產黨的審查機器構成巨大挑戰。迄今為止,中共還沒有在網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刪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數以千萬計的用戶時時刻刻在分享信息、發表觀點。人們於此交流,於此辯論,於此相吵相罵,但就在這喧囂聲中,轉變悄悄開始,人們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思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自己的切身處境,新的詞彙、新的觀念日日湧現。我不能說這種狀況已經改變了人們的精神狀況,但中國人比前網際網路時代確實清醒和聰明瞭許多,一場艱難而深刻的覺醒正在悄悄到來。

一、我是一個人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中國人一直都不是人,擁有個體價值、個體尊嚴的人;他們更像是某種物件,是某個單位的一員,某個集體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是機器上的螺絲釘,要時刻準備著為國家、為集體放棄財產乃至生命。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眾」,他們「勤勞、勇敢、善良」,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成了低素質的國民,不配享有民主權利。在某些時候,他們甚至會變成「別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國家、動盪社會、禍亂民生。

在網際網路時代,這樣的觀念正在悄悄發生變化,起初並不明顯,只是一些詞句、一些片段,但漸漸的,它們匯成了潮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自己當成有尊嚴的個體,而不是什麼物件。人們開始追問:沒有我的授權,你憑什麼可以代表我?為什麼集體利益一定要高於我的利益?為什麼愛國一定要高於愛自己?如果我連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為什麼要去保衛一個萬里之外的無人小島?如果國家不能保衛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為國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麼我是否還有必要愛這個國家?

這樣的爭論曠日持久,一些觀念開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權高於主權」,比如「若公民無尊嚴,則國家無尊嚴」,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人民群眾」一類的大詞,有人追問:誰才是「人民」?誰有資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幾年,「屌絲」「屁民」「蟻族」「草泥馬」之類的名稱空前流行起來,這些詞略帶貶意,甚至有幾分粗俗,但越來越多人用以稱呼自己。當千百萬人都開始自稱屌絲、自稱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對不起,請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經被你代表了,我寧願做個屌絲、做個屁民,做一個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來,人們開始用一些奇怪的詞彙稱呼這個國家及其統治者,包括「你國」、「貴國」、「支國」、「貴支」、「桂枝」、「雞國」、「豚國」、「兲朝」、「後清」、「西朝鮮」、「黃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趙國」,而中共權貴則被稱為「趙家人」。這些詞彙足以說明中共國家主義宣傳的失敗,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敗。人們不願意再跟統治者站在一起: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認識,但不要忘了,這是中國。在六十多年的極權統治下,我們很少有機會能夠像真正的人那樣生活。在這裡,報紙、電視和廣播電臺每天都在宣傳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利他主義,很少會談及個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電視臺)依然在讚美那些不顧家人死活,而去搶救公社財產的英雄,與此同時,「個人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都是自私、邪惡的同義詞,任何人如果被貼上這兩個標籤,瞬間就成了反動分子和全民公敵。

而在網際網路時代,大量的人已經看到了在「國家」或「民族」旗號下發生的罪惡,反右、大飢荒、文革、天安門事件……那段血淚斑斑的歷史至少已經部分地顯露在人們面前。同時,因為資訊的發達,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瞭解到美國人、歐洲人,以及同文同種的香港人、臺灣人是如何生活的,難免就會思考這樣的話題:同樣都是人,同樣都是華人,為什麼我們的生活如此不同?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為什麼屢屢把人民帶進深淵?而據說是自私、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什麼看起來每個人都很幸福?

經過幾年的思考和討論,我想許多人已經做出了選擇:要愛國,但更要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矯枉過正,成了楊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我知道,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這種人都不會成為崇高的典範;但在中國,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變化。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特別喜歡「大國」二字,官方媒體中常常出現「大國崛起」、「大國文化」、「大國外交」之類的字眼。「大國」二字確實能夠喚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覺醒的年代,它也必須面對這樣的質問:沒有大國民,何談大國?如果權利沒有保障,國再大跟我有什麼關係?在微博上,每當那些好戰之士發出「中日必有一戰」、「中美必有一戰」的聲音,嘲笑之聲也會隨之而來:「上戰場要北京戶口嗎?」「上戰場要搖號嗎?」「請領導先上!」

這是六十多年來少有的狀況,人們開始關心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而對「國家」和「戰爭」保持警惕。這是微不足道的改變,但其影響卻必將深遠。我相信,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們就必然要求國家尊重他們的尊嚴,如若不然,這尊嚴就會扣出洪鐘大呂般的巨響!

二、這是我的權利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很少有中國人明白自己究竟擁有哪些權利。在這裡,「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微不足道。這裡有嚴格的等級差別,農民、城市人和官員各自守著自己的本分;人們沒有生育自由,孕齡女性常常被強行絕育;也沒有信仰自由,只能信仰「國教」,全稱叫做三自愛國宗教;遷徒自由也受到限制,離開戶籍所在地就成為二等公民,甚至是可疑分子。

身份的覺醒必然帶來權利意識的覺醒。在最近幾年,中國人開始關心起自己的各項權利,對戶籍制度,有人發問:這是我的國家,為什麼我要在我的國家暫住?我要在這裡永久居住!對計畫生育制度,有人發問: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為什麼我連生孩子的自由都沒有?對於勞教制度,人們更是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質疑之聲。迫於強大的壓力,政府在三年前宣布廢除了這項制度,但並不值得高興,因為政府又找到了新的辦法,它利用尋釁滋事之類的罪名來肆意囚禁公民。就在2014年五月,我的幾位朋友因為在自己的家中辦了一個小小聚會而被捕,他們的罪名就是「尋釁滋事」,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在廢除勞教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律師浦志強。

還有經濟權利。中國經濟的核心產業基本上操持在權貴手中。大約幾年前,微博上有個笑話,說某天飯局上,有人問張三:最近忙些什麼?張三答:做點小生意,剛給李鵬家付了一筆款,跟周永康家做了一單生意,明天還要跟江澤民家簽個合同。所有的人都聽得目瞪口呆:這還叫小生意啊?張三笑道:其實真是小生意,不過就是交個電費、加次油、辦張新電話卡。

這當然是調侃,但也可以視為是對中國現狀的不滿。微博幾年,被批評最多的除了中國足球、紅十字會,還有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桶油」。在網上搜索這兩桶油,可以找到數以百萬計的頁面,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表達人們心中的不滿和憤怒。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權貴的私家產業,更因為它們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盤剝者——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它跟著上漲;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它還是在上漲。

對中石油、中石化的憤怒並非特例,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壟斷企業都受到了指責,包括電力、通訊,人們甚至開始質疑稅收。2015年1月,中國政府再次加征燃油稅,導致油價中的稅比超過40%,此事引發了網路一片嘲弄,有人喊道:人民萬稅!有人幽默地調侃:來,加20公升的稅!97號!

還有政治權利。在中國的政治序列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兩個極具諷刺的玩意兒,從表面上看,它們很像是民主國家的議員,但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必須聽命於共產黨和政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6歲的老女士,她已經當了60年人大代表,參加過無數會議,卻從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我們的政府對這位老女士極為嘉許,給了她無數頭銜和榮譽:勞動模範、道德模範、三八紅旗手……但在網民心目中,她的形象卻並不高大,他們叫她「舉手神器」、「腦殘代表」、「活化石」,有人直接發出質疑:我們難道只能被這樣的人「代表」麼?

近年來在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並不意外地,出現了許多自願參選的人,他們或被威脅、或被勸阻,幾乎全部落選,但他們還是以自己的行為表明瞭他們的觀點,那就是:我們要真的選舉權,不要再拿假的欺騙我。

還有信仰自由。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中國迄今已有5800萬基督教徒和900萬天主教徒,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地下教會的信徒。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地下教會的打擊和壓制,他們拆毀教堂、衝散聚會、逮捕信眾,而中國的基督徒,正如他們在國外的兄弟姐妹,已經成了最勇敢和最堅定的反抗者。我的朋友王怡牧師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2014年6月,他兩次被警察帶走,但他依然沒有任何退縮之意。對他而言,為自己的信仰而身陷囚牢,已經成了大義之所必然,他甚至將這種命運視為一種恩賜或幸福。

三、靜悄悄的反叛

曾經有記者問我:回想學生時代,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說就是思想上的不自由。在共產中國,關於歷史,關於人類社會,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有標準答案:歷史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決定的,意識是由物質決定的;農民起義總是好的,地主和資本家總是壞的。我參加高考那年,歷史科目的最後一道大題就是分析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你要講康梁變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黨都不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在網際網路時代,幾乎所有的標準答案都受到質疑。比如,許多像我一樣的作家和學者拒絕使用「解放以來」、「建國之後」這樣的詞彙,只用「1949年」來指稱共產黨建立政權的那一年;我們也不用「新中國」來指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改稱「共產中國」;如果不是用於嘲諷,我們也不會使用「毛主席、周總理」這樣的稱謂,而是直呼其名;我們也不會用簡單的「黨」字來代替中國共產黨,更不會把這個黨置於國家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而是直接稱之為「中共」。

在網際網路上,官方常用的那套語言系統已經成了巨大的笑柄,始於1978年的《新聞聯播》是CCTV最重要的節目,三十多年之後,這個欄目無論是其腔調、文風還是主持人的服飾、髮型,都成為大眾嘲笑的對象,人們極為精練地總結其每天的節目內容:前十分鐘,領導人很忙;中十分鐘,中國人民很幸福;後十分鐘,外國動亂不斷,人民水深火熱。2014年2月,這家電視臺的記者攜帶隱形攝像機,深入到東莞的色情場所,拍下了許多性交易的細節和片段,節目播出之後,遭到了中國網民異口同聲的嘲笑,有一句話瞬間流行起來,說CCTV「出賣靈魂的看不起出賣身體的」。最近幾年,這部國家宣傳機器的行為越來越可鄙,在政府迫害異議人士的過程中,它幾乎總是站在最前排,也是最賣力的,一次次播放那些「心甘情願」的認罪畫面,此舉甚至使得一些曾效力於它的正直之士不堪其辱而紛紛離開,這足以說明共產黨宣傳事業的墮落。

當人們的精神和思想開始擺脫老舊的宣傳機器,中國人就開始了真正的創造。在網際網路上,每天都會出現一些激動人心的變化,新詞彙、新句式、新文體不斷湧現,也出現了一些「有中國特色」的英文詞彙:公民本來是citizen,中國公民呢,shitzen;民主本來是democracy,中國式民主呢,democrazy;秘書本來是secretary,中國秘書(特別是中國官員的女秘書),sexcretary.大約從2014年始,「青年膜蛤」之風悄然興起,「蛤」指的是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因為其外貌上的某些特點,也因為直呼其名會有某種程度的風險,許多人開始用「蛤」來指代江澤民。人們,特別是青年人,越來越喜歡引用他的話語,模仿他的姿勢,甚至用一種戲謔的方式祝他長壽。這股潮流可以視作是一場靜悄悄的反叛,它不但證明了人們對官方話語的厭倦,而且隱晦地表達出中國人對近年變化的觀感——江澤民時代談不上多麼自由,但比起如今的習時代,似乎還保存了一點體面。有人這樣說:我們膜蛤主要是因為,在同行的襯托之下,蛤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

當一個政權失去人們的擁護,往往不是因為它有多麼邪惡,而是因為它在文化上、趣味上變成了拙劣可笑的東西。我們不會忘記,在蘇聯末期、在東德末期,在幾乎每一個極權社會的末期,都曾經發生過一模一樣的事情。只要有足夠多的人開始嘲笑它、鄙視它,這樣的政權就已經踏上了不可逆轉的死亡之旅。

在共產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人有過兩次難得的覺醒。一次是八十年代,因為公權力有限度地收縮,不再肆意干涉私人生活,中國人開始從權力邊緣醒來,只用了短短十餘年的時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就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再就是網際網路時代,特別是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後,短短几年間,中國社會又有了巨大的改變,無論話題深度、廣度,還是參與人數,都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此為第二次覺醒。中國政府也感到了巨大壓力,開始全方位地打壓網路。他們建造了龐大的敏感詞庫,建起功能強大的防火牆,註銷了大量賬號,逮捕了許多敢言之士,表面上看,這些措施成效非凡,網路開始蕭條,討論不再熱烈,敢言之士日益減少,用中國政府的話說,「網路空間變清朗了」,但這種用暴力讓人閉嘴的「清朗」注定不可能長久。就在不久前,雷洋事件和連雲港反核運動都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點事件,許多人參與轉發和討論,甚至激烈地批評政府。

所有人都會恐懼,但不是每個人都因為恐懼就不說話。

我不能說中國人已經有了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但我確實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艱難地醒來。我也不能肯定這種覺醒會在短期之內改變中國,但我相信,醒來的人將不會再甘心情願地做極權的奴隸。牆一定會越來越高,但再高的牆也擋不住嚮往自由的心靈。正如一位朋友說的:長城是哭不倒的,只要我們笑得足夠大聲,它就會在我們的笑聲中倒塌。

不妨引用我在網上讀過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束:

你一定很討厭寒冷,

所以你睡過了整個冬天。

你一定也不喜歡炎熱,

所以你睡過了整個夏天。

一年又一年,

你用沉睡抵抗這個世界。

但今天,我要走過繁花盛開的田埂,對你說:

花已經開好了,

請在花開時醒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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