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拒認錯!周恩來將知青就業包袱甩給農村(圖)

2017-05-02 00:10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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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雲南知青在天安門控訴抗議,要求返回老家。
1979年,雲南知青在天安門控訴抗議,要求返回老家。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失》著所引參考文獻,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知青運動距今已四十週年,按說應該出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專著。然而,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系文革,而且鉤挂紅色意識形態,牽扯著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這場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開,就必須「宜粗不宜細」與「淡化處理」。這場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謂生逢其辰,覷著其時。

周恩來早已策劃三千萬知青下鄉

毛澤東中共號召知青去農村,不要在城市裡吃閑飯。
毛澤東中共號召知青去農村,不要在城市裡吃閑飯。

大陸「知青學」也出現一些台階性成果,但均屬初級階段的資料性歸掃,由於民間行為,所錄資料大多侷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必須克制」的侷限,尤其面對出版嚴審雄關,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不少資料。失去資料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此間「厲害關係」。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於它對大量原始資料進行全面系統地歸納梳耙,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瞭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資料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若非讀到此著,將終身不瞭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資訊。如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畫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鄧小平中共拒不承認政策錯誤

知青在農村埋頭苦幹。
知青在農村埋頭苦幹。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一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一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一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為維持「安定團結」,政府必須在上山下鄉問題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寳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尚有八十萬知青永留農村

1979年,全國各地知青舉行各種抗議活動,要求回老家。
1979年,全國各地知青舉行各種抗議活動,要求回老家。(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失》書提供了一系列資料:八十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點五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四十三萬。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一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為安置知青,國家投資每人五百,農村插隊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農場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內蒙昭盟送知青下鄉人均每年一千元,相當中級幹部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隊工廠一千三百元,進鄉鎮企業僅需五百元,知青下鄉成了比開工廠還昂貴的事兒。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引發對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據港府統計,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真是何苦來哉?!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澤東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此段有刪節修改——編者)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臺。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一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後只有四十三萬九千知青進入大學,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總數不超過百萬。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點。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的集體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至今還有老知青愚呼青春無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不過,有始必有終。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飲鳩止渴,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麼是反現實。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政府「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工作重心的轉移」。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一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一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一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內地,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個隔著千山萬水的法國人(儘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瞭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面,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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