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在功利時代窮則獨善其身

2017-07-24 11:00 作者: 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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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7年7月24日訊】我不願看到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談錢的領域。功利會傷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

現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並不是很高興。過去收藏家必須有個標誌——「著書立說」,沒有著書立說,你算哪門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經大大背離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說,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證據,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實時標高,通過收藏,你能看到我們的商代、周代、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往小了說,是滿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內心需求,幫他理解紛雜的世界。

不幸的是,現在基本上全社會的收藏已經轉變成為一個商業的博弈,至少99%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所有人的說法都是「未來可以升值」,社會各角度都以「他是否買了貴東西」為標準。從我內心講,非常不喜歡:不是不喜歡別人加入這個隊伍,而是不喜歡把過去唯一乾淨的淨地變得非常世俗化。

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有時也可以理解別人的世俗觀,比如,宗教應該是最脫俗的地兒,但今天很多宗教場所並不能免俗;同樣,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們的社會處處體現世俗的話,讓收藏界變得高雅也是不現實的。但我也不願意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與原旨無關的領域:大家都談我賺了多少錢、將來可能賺多少錢——我覺得這些沒有意義。

其實我能感受到功利對我們嚴重的傷害,甚至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傷害。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窮」是指精神上,這社會是一個精神貧窮的社會,但我一定要獨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別人。

我一個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頭。人是要妥協和自衛的,你妥協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下一步的成功。過去人們說,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輕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願意退回來、軟一下,不會;第二,認為前進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沒有前進的能力,每個人都好高騖遠。

我們常說「勵志」,但勵志的標準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後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們當作全社會的勵志標準,那就大錯特錯了,普通人就會認為上升通道不夠——問題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夠呢?

人光有自我判斷還不夠,很多人認為自己身懷絕技,怎麼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為對周圍環境沒有判斷。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中國缺400萬個經理人。我認識的很多老闆都說,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個有執行力的博物館館長,願意出百萬甚至千萬的年薪,但是沒有這麼一個人。幹不了這個活,那你還說什麼呢?你覺得你行,但具體的事兒你做不來,然後就會埋怨:團隊不好、環境惡劣、潛規則盛行,那別人怎麼能夠生存呢?我覺得這是個社會的問題——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

我們今天全社會的文學修養都不夠,因為社會不躺在文學上生存。當然,我們更不注重史學。這非常可怕。中國近幾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來,創作者不讀書、沒思考。很多國內的電影,別人評判的全是技術活兒,哪個鏡頭用得不好,應該怎樣怎樣——但我一看,明擺著這導演不讀書。

舉個例子,同樣是表達血腥,《辛德勒的名單》和《勇敢的心》都有對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單》裡最血腥的一幕是:黨衛軍槍斃工人,「啪」一槍沒響,又「啪」一槍沒響,再「啪」一槍,三槍沒響,滾蛋。這個工人經歷了三槍,但子彈就是不響。在我們的電影裡,就一定要讓子彈響、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覺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單》裡,不,踹開他去幹活——當你看到他非常機械地幹活,就會知道,人性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爆發出什麼樣的力量;而且一個施暴一個受暴,兩人的表現截然不同,這裡面有明確的對人性的思考。

反觀我們的電影,都是單純的復仇,和《勇敢的心》差千萬里。看得越多,就越覺得可笑。我這麼說,不是特指電影界,只是電影是特別大眾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說是民族心態的標誌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慘敗,對馮小剛來說這是唯一的一次慘敗,再看之後的《泰囧》,你就會知道,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一九四二》已經變成一聲淒厲的鶴唳——鶴嚦長鳴,鶴嚦是悲哀的,會傳很遠;但我們的電影都是麻雀窩,嘰嘰喳喳,說話毫無價值,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映射。《泰囧》的商業成功,很多搞電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複製,再有個什麼囧也不會是那樣,我們整個民族沒有目標。

我們的電視劇裡,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社會秩序。

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文化很多成不了體系,不像一棵樹,而是永遠像同心圓一樣。」同心圓的「心」是什麼?儒家思想。漢代以後,儒家就確立了老大地位,卻沒有老二,中國文化就沒有「老二文化」。中國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梟雄,就一個,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問二三四。不信你隨便抓一個人問奧運會銀牌有誰,一個都說不出來,因為大家都不關心這個。

中日韓三國都在儒家文化圈,但側重點不同:日本側重忠,韓國側重孝,我們側重義,講義氣、兩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現在刀插向別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於忠誠,社會管理成本極低;我們不重忠誠,所以社會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說,在中國能管10個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經濟危機時,韓國、日本的很多企業員工願意與企業共存亡,願意減薪一半跟老闆渡過難關,我們可能嗎?地震時,人家發放礦泉水,只需要一個人,我們就得嚴陣以待,以免哄搶。講究孝道,跟韓國不能比,你看韓國電視劇,孝道是第一位的,每個人進屋第一件事要向長輩請安——在韓國的文化輸出當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們有嗎?我們的電視劇裡,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社會秩序。

我們老說中國法制不健全,其實是個誤讀。我們在秦漢時期有非常嚴謹的法律,為什麼法律在中國漫長的極權社會中不能得以實施呢?因為用不上,僅道德一項就能把社會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會治理手段,當你用一道鐵絲網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牆;當你用一根繩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用鐵絲網;當你劃道線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條繩——什麼成本最低?地上劃條線最低。在國外的機場,地上劃條線,沒有人會逾越;在中國就得攔著,每個角上站一個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會若沒有忠又沒有孝,就剩下一個功利的「義」時:當我跟你講義氣的時候是求回報的。那我們這個國家怎麼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個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國家是最沒有希望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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