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革了誰的命?

2017-09-03 01:44 作者: 梁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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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7年9月3日訊】20世紀末期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影響到當下每一個人。最直觀的體會,當然就是智能手機帶給我們生活的便利。一部手機,不僅能完成最一般的實時交流功能,它還可以整合生活、學習、工作和娛樂等多項需求。然而,在享受信息技術帶來變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更深刻地認識信息技術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分析其對當下生產形態、分配形態和消費形態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產生影響的基本邏輯,由此,我們才能認識到其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定義時代主題的基礎性意義。

一、網際網路發展的三個階段

從信息技術的視野出發,人類的技術,無非就是兩類,一類是信息技術,一類是其他技術。廣義的信息技術,是人類傳播信息的手段、技藝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廣播、電視等傳統手段,當然也包括當下滲透人們生活之中的網際網路。信息技術在人類的發展過程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們將今天稱之為「網際網路時代」,但實際上依然低估了網際網路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在上世紀90年代,網際網路熱剛興起之時,大多數人傾向於認為,網際網路作為一種技術整體上仍處於工業社會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優化提升工業生產,但並不會對工業時代的模式體系產生根本影響。當時人們可以預見到的是:網際網路會讓工廠生產與商場管理更有效率;但是,當人們在想像網際網路會讓消費者在諸如沃爾瑪這樣的大型商場購物更方便之時,卻怎麼也想像不到,在不到20年後,沃爾瑪模式會被淘寳模式顛覆掉。

實際上,直到三、五年前,網際網路界人士才真正意識到,思考網際網路革命可能要從百年大計的視野重新理解,要將它作為一個世紀性命題加以思考。

網際網路革命的意義,可能並不亞於兩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化進程,重塑了人類社會,塑造了影響人類社會兩百多年的學科劃分、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而在今天,在網際網路革命的影響下,工業時代以來產生的基本社會結構和政治形態,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網際網路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工業體系內單一技術的升級,而是推動了技術創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術群——人工智慧、虛擬現實、無人駕駛、區塊鏈、比特幣等等。這些技術大都是基於網際網路而發揮作用的,但它們會對人本身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不論是物質生活還是觀念理想層面。在這樣強大的力量推動之下,原有的構成工業社會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識產權等等,它們所指向的內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它們能否繼續以傳統定義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經是必須認真直面的問題。

從網際網路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觀察,網際網路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基礎技術的創新,如基站的建設,門戶網站、手機逐漸普及等等,在中國這個階段大概發生在2000年前後;第二個階段,是基於網際網路的商業創新,在中國的標誌性現象是淘寳、支付寳的出現,隨之湧現出一大批嶄新的商業模式和嶄新的企業。現在中國市值最大的兩個公司騰訊和阿里巴巴,就是這種商業模式創新的標桿。到今天,網際網路開始進入基於網際網路的社會創新的第三階段。

這個第三階段的重要標誌就是「網際網路+」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網際網路行業所湧現出來的很多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突破了網際網路行業這一範圍,全面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展,逐步具有全社會的普遍性意義,並開始深度改變人類的社會形態。

二、網際網路革命重塑生產結構與社會結構

在思想方法層面,網際網路革命也給予我們一種重新認識人類社會的視角。如果我們從一個極其簡化的模型來看待人類社會,可以發現它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節點,一個是連接。所謂節點,包括人、組織、村莊、工廠、國家這些實體,而聯結這種節點的各種各樣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訪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現在的打電話、上網、微信等等,都可以視為是連接。

回顧人類社會的演化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技術的演化過程中,一段時期內的突破重點會集中在節點上:比如電影的出現,印刷術的發明,計算機的出現等等。之後,隨著節點本身的進化,會促進連接的升級,比如教育體系的出現、網際網路的出現等等,都是建立在新節點的普遍運用之上。而連接方式的升級,反過來又會促進節點的進化:比如當前在網際網路影響下出現的雲計算、人工智慧、超能電池等新事物。

從這個角度觀察,過去六十年,人類先在節點上獲得突破,如計算機的產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進入了連接技術的突破階段,如網際網路的擴展;那麼未來三十年,我們很有可能會在節點上實現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深度連接方式的網際網路技術會反過來推動節點性技術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們為了充分認識網際網路革命對人類物質生活的深刻影響,必須關注其對生產結構、社會結構的重新塑造:網際網路革命的一個主要特徵,在於重新定義了基礎設施、生產要素和協作(分工)結構。

首先,網際網路革命催生了新基礎設施。原來的基礎設施,是人們所熟知的、產生於工業時代的鐵路、公路、機場這樣的交通設施、公用設施。今天的基礎設施,其內涵進一步擴展和演變,雲網端、雲計算、網際網路智能終端以及人手一個的智能手機,都成為新的基礎設施。

其次,網際網路革命催生了新的生產要素。原來我們講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等。而今天,數據正逐步成長為一個新的、而且至關重要的生產要素。現在很多網際網路公司之所以能獲得巨額估值,主要價值依據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數據。數據有可能超越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等,成為最有價值的生產要素。

最後,網際網路革命催生出新的協作結構。我們社會原來的協作(分工)結構,產生於大工業時代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但是,產業鏈體系和市場體系都存在著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資源、製造基地和市場在時間、空間層面的隔離與不平衡,會產生高額成本,也會受到規模限制。而網際網路的突出特徵之一,就是可以推動大規模協同與共享,或者叫大規模協作與共享。這種協作方式,遠遠超過傳統的分工與合作結構。

比如淘寳上每天的訪客人數接近兩個億,每天產生的交易數量超過兩千萬,商品規模超過十億件——僅2016年「雙十一」一天就產生了一千多億的交易額。在有淘寳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是義烏小商品市場——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萬個店舖,它天然受到實體空間的限制。而今天僅在淘寳平臺之上,就何止有700萬個店舖?

要突破實體空間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線上與線下的對接與協同。而數量超過億計的超大規模的協作,必然引發生產、交易、消費結構的質變。此種大規模協作、協同的模式,突破了工業化時代以來的傳統分工結構、市場結構,影響極其深遠。這些影響,在今天也還只是初露端倪,在未來還會逐步顯現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個新要素,是我們理解當下經濟和社會形態的關鍵。以2017年的爆發性成長的共享自行車為例,如果沒有新的基礎設施——即沒有基於大數據的數據挖掘、數據分析能力,沒有大規模協作的基礎,這種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現的。滴滴打車也是如此。

我們把此種新的經濟形態稱為共享或者分享經濟,說明它的經濟形態已經超出了以所有權、使用權為基本概念的經濟學內容。分享經濟有三個重要的特質:第一,它是基於網際網路平臺的,包括滴滴打車、共享自行車都依附於網際網路平臺。第二,它需要大規模參與,參與的主體數量都是數以千萬計、數以億計。第三,它要依靠數據的智能匹配。

為什麼五年前不可能出現共享自行車?因為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的智能終端(智能手機),沒有現在這麼發達的移動網際網路,沒有現在這麼便利的移動支付。現在,聽說有投資人想要在菲律賓推出共享自行車,但是,菲律賓連基礎的移動網路都不完善,也沒有網上支付這些先決條件,怎麼推共享經濟?

因而,我們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業模式的出現,也要看到這些新生事物所附著的基本條件,沒有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協作結構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新生商業模式是很難成長壯大的。

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協作結構,正在對現在的經濟結構產生深刻影響,某種意義上正在重新定義我們對一二三產業的傳統劃分方式。傳統意義上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一個橫向分工的概念。人們按照生產環節進行產業劃分。種麥子可以稱之為第一產業,把麥子磨成麵粉則稱為第二產業,而把它製作成包子出售則屬於第三產業。

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橫向劃分顯然出現了無法歸類的問題。比如,按照傳統歸類方式,理髮屬於第三產業,移動網路運營商也是屬於第三產業——天差地別的兩種行業卻屬於同一產業。而如果我們繼續以歸類方式來作為我們經濟統計、政策制定的依據,一定會遮蔽我們對現實巨變的認識和理解。傳統的一、二、三產業的劃分已經開始失效,它已經很難刻畫出當下的產業結構特徵。

要正確描繪當下的生產結構形態,我們就不能固守橫向分工的舊視角,而是必須關注隨著網際網路革命而來的縱向結構。

什麼叫縱向結構?我們現在要觀察和定義一個企業,不能像過去那樣分析它處於何種生產環節之中,而是應該分析它處於什麼樣的生產層面之上:處於最底層,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可以稱之為基礎設施行業,中國移動就是新時代的基礎設施行業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動網際網路基礎設施;處於中間層面的,是平臺行業,平臺掌握數據,非常關鍵,淘寳、天貓、滴滴都是此種意義上的平臺;最上層,可以稱之為自由連接體,它是可以隨時連接、隨時自主形成的各種商業實體與社會實體。

自由連接體可以直接面對市場,響應市場發展,它可能是小微企業,也可能就是個體。隨著社會的發展,無論是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越來越多個體從原有的組織、體制、體系中脫離出來,成為半游離狀態,他們彼此之間可以進行自由聯結、組合,產生出無數種可能性。

未來也許超過一半以上的年輕人,都不會加入任何一個固定的組織,而是成為這樣的自由連接體的終端。最近,在一個高校所做的關於大學生就業意向的調查中顯示,95後的大學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選擇畢業以後不就業——不考公務員,不到公司做職員,而是以自由連接體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是作家/出版人/學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連接——以後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說是「斜杠人生」了。現在,此種自由就業狀態的人越來越多,這必然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就業問題。

這一切都說明,技術變革引發商業模式變化,商業模式變化引發市場生態變化,市場生態變化引發組織變化,組織變化又會帶來對人的能力的需求的變化。網際網路革命帶動的社會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是全方位的。

三、網際網路革命重塑知識體系與治理體系

為了應對變局,引領變局,我們必須改造自身的知識結構,重塑我們的治理能力。

在農業時代,人類知識積累的速度非常緩慢,慢於人類年齡增長的速度,這意味著年長者的經驗對於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長者天然擁有知識上的權威。而當我們進入工業時代,知識增長加快,年輕人擁有的知識未必比年長者少,家長經驗和知識權威的有效性,面臨學校體系競爭,也受到教育層次較高者的挑戰,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對老一輩人知識權威的現象時有發生。

在今天,網際網路時代是個信息大爆炸時代,知識的代謝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輕人相對於年長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識。信息時代的新知識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響家庭結構中的父母權威。比如,面對一個智能設備,現在的一個兒童幾乎不用看說明書,稍加摸索就能熟練運用,而家長卻還是按部就班地依賴說明書指導,並且未必能掌握——這是他們自身成長過程中的經驗帶來的限制。當此類的挫敗不斷出現時,家長的權威就會出現問題。學校教育也是如此。由於信息傳播速率問題,學校教材往往剛出版就已經落伍。老師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是其他老師,而是以整個網際網路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進一步,此種趨勢影響到的不僅僅是學校和教育體系,還影響到傳統的知識分布方式、知識體系、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架構。近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就已經面臨過類似的衝擊,產生於農業文明時代的本土知識體系被以工業化為基礎的西方知識體系顛覆和替換。而到了今天,這種知識體系的顛覆和替換所帶來的意識形態衝擊、觀念衝擊、倫理衝擊可能更為劇烈。

面對由此而來的觀念混亂和意識形態危機,我們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過去,重新擁抱農業文明的知識經驗,而是面向未來,直面挑戰,在網際網路時代重建自身的知識體系。

與此同時,網際網路革命給新時代的治理帶來了新的難題。面對生產結構的變化、人類和信息流動性的劇增、社會複雜性的幾何級數增長,我們無法延續傳統等級化、科層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須探索網路化條件下新的治理形態。

我們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網際網路的條件下,多元主體的平等價值訴求不斷高漲,而且日漸難以靠壓制和無視的方式加以應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網際網路時代的治理可以視為是一種網路化的治理形態:不是像過去一般依靠一個中心來進行控制,不是依靠一個政治精英團體、依靠一個霸權國家來維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個中心來分層地進行控制,不是所謂的聯邦式治理。

當然,在我們看到網際網路革命給社會治理帶來衝擊的時候,也要看到,網際網路自身內在的一些技術特性,也為這樣的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可能。我們不能簡單地重複單邊形式的管理模式,而是要善於利用網際網路的技術特性,要更為重視開放、對等、公平的原則,盡最大可能實現大範圍的公眾參與,創造出網際網路時代的新公共性。

我們要創造的治理形態,是所有角色都是對等、平等、開放、連接的治理形態,是可以不斷激發不同人的創意、創新、創造力的治理形態。這是一種生態化的治理,是多方協同的治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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