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君牢記仁義，百姓才有幸福
唐代吳兢《貞觀政要•論仁義》記載：
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樹林茂密，鳥兒就來棲息；水面寬闊，魚兒就能游動；仁義聚積，百姓自然會來歸順。人們都知道畏懼、躲避災害，災害就不會產生。但卻不知道實行仁義的重要。仁義的準則，做官的人，應當記在心裏，使它不斷髮展下去；如有片刻懈怠，離仁義就已經遠了。猶如飲食供養身體，常使肚子吃飽，才能夠保存生命。」
王珪聽罷，叩頭說：「陛下能知道這些道理，天下老百姓真是太幸運了。」
正是：
國君胸懷仁義，
百姓才有福吉。
國君貪圖私利，
生靈塗炭污積；
從來天高雲吉，
方得風和日麗。
中共猢猻妖邪，
何來人民安逸？
請君速拋幻夢，
三退保命為宜！
二、皇帝下詔：為政之道，首在養民
《宋史•食貨志》記載：
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宋光宗下詔說：「朕以為為政之道，第一位的就是養民。所以自即位以來，減免超額賦稅，頒布寬緩條例，希望全國各地都能達到安康富裕的境地。地方府州縣官，是離百姓最近的人，如果真正做到安撫百姓、惠愛百姓，併發揚美德，便能達到政治清明、爭論平息的效果。但現在根據人們的反映，卻聽說官吏往往提前課徵稅賦，競相聚斂民財，而根本不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向百姓追催賦稅的人，紛至沓來，接連不斷，官吏們肆意盤剝、宰割百姓，根本不顧及百姓的安危。理財之外，未聽說治理得好的，這很不符合朕委任官員的原意。國家財政收入有一定的常規，它的穩固在於良好的經營管理，而不能單靠貪狠地聚斂和嚴急地督促。通曉本末先後的道理，這是朕對州縣負責官員，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從今以後，大家都要以憐憫為懷，以管理養育百姓為主要任務，如果能使百姓安居樂業，朕將時常給予嘉獎。」
正是：
能使百姓安居樂業，
國家應該給予嘉獎。
拆遷毀壞居民住房，
必須治罪懲罰賠償。
邪黨獨裁用人唯親，
親信個個如虎似狼；
廁所扔彈：激憤（擊糞）高揚，
如此治國實在荒唐！
三、養民之政，必先務農
宋代范仲淹《範文正公集•答手詔雜陳十事》記載：
臣（范仲淹自稱）看到《尚書》上說：「聖明之德在於實施好的政事，好的政事在於養育百姓。」這就是說，聖人的德行在於實施好的政策，而好政策的關鍵，就在於使百姓休養生息。有利於老百姓的政事，必須首先致力於農業生產。只有完善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才能使百姓豐衣足食。生活富裕了，人們就會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愛惜自己的身體，才會畏懼刑罰；畏懼刑罰，盜寇就不容易出現，禍亂也就鬧不起來。因此，聖人的美德，發端於良好的政事，使天下得以教化的都緣於發展農業生產。所以，《詩經》中，有記述農事活動的《七月》篇章，闡明瞭建立王業要發展農業生產。現在，國家不致力於農桑生產，使得糧食和布帛的價格，常常很貴。每年朝廷要從江南和兩浙等地，買二百萬石（糧食），所付出的價款和運輸費用，每年要花錢三百餘萬貫。而且，貧窮的百姓，為賦斂所迫，每年要砍伐桑樹棗樹等，當作柴禾出賣。勸導和督促發展農業的一些辦法和措施，都是有其名而無其實，這是糧食和布帛的價格很貴、官府的糧倉空虛的原因。如果不去謀劃解決這些問題，民食和國用，拿什麼來保證呢？
四、劉敏行多次臨危禦敵，護民解困，濟益百姓
《金史•劉敏行傳》記載：
劉敏行，平州(今河北盧龍)人。天會三年(1125年)的進士。授太子校書郎，按照資歷升遷為肥鄉縣令。大飢荒年，盜賊掠奪人為食物。各縣的老弱，進入州城自保，不敢耕種，農事荒廢，田間荒蕪。
劉敏行見狀，心急如焚，請示上司州官，借調軍士三十名，保護縣民出城耕種，四下多張旗幟，以為疑兵。劉敏行親自率軍巡邏，日暮則查閱縣民入城情況。因有此舉，盜賊不敢侵犯，而使莊稼生長起來。解決了民眾的生活急需。
劉敏行轉調高平縣令。高平縣城牆毀壞，很久沒有維修，大盜橫行，恣意掠奪，縣鎮不能抵禦。劉敏行拿出自己的俸祿，率領同僚和下屬，出錢僱用勞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一共使用二千人，把城牆修復完畢。鄉村百姓，進入縣城自保，以至盜賊不能侵犯。
劉敏行一生，經過九次升遷，多次臨危禦敵，護民解困，濟益百姓。最終擔任河北東路轉運使。退休後去世。
五、以教化為施政的根本
《宋史•程顥傳》記載：
程顥(1032--1085年)：宋理學家。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洛陽人，進士出身。初為縣主簿、縣令，神宗時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因反對王安石變法，改為外任。他與弟弟程頤，同受學於周敦頤，號「二程」。
程顥擔任晉城縣令時，縣中有一位張姓富人的父親，早已去世，一天早晨，有一個老頭到門前說：「我是你父親。」張氏子驚疑莫測，便一起來到縣衙門。老叟說：「身為醫，遠出治病，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便送與張氏。」程顥要他拿出證據。老叟從懷中取出一張文書，進呈，上面記有：「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的文字。程顥問：「姓張的當時才四十歲，怎麼得有翁的稱呼？」老叟驚駭謝罪。程顥送他些財物，送走了他。
縣民有事到縣衙門的，程顥一定教導他們要孝悌忠信，要求他們以孝悌忠信，來侍奉父兄及年長上官。
度量鄉村的遠近，編為伍保，使他們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令姦偽無所容身。凡孤獨殘廢者，責令親戚鄉黨，不要使他們流離失所。行旅經過該縣的人，如果得了疾病，都能夠得到治養。
每鄉必有學校，程顥閑暇時親自到鄉，召集父老與他們談話。兒童所讀書，親自為他們糾正句讀。教師不善，則為他們更換教師。擇鄉學校子弟的優秀者，聚而親自教授他們。鄉民編為會社，為他們定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他們明白榮辱。他在晉城縣任職三年，縣民愛之如父母。
六、做樸素節儉的榜樣
明代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陳六事疏》記載：
臣（張居正）以為：天下所能生產的財富，在官府或在民間，數量只有這麼多。拿人來做比喻，天生的體質強弱，本來就是確定了的。善於保養的人，只是因為注意節制和愛惜身體，不用偏好嗜欲來損害自己，也就足能防止疾病而延長壽命。從前，漢昭帝是在漢武帝連年征戰之後即位的。當時國內的經濟實力空虛，後來，霍光輔政，節儉省用，使百姓休養生息，推行了幾年，百姓的生活富裕而安定。國家的財政也就充足了。所以，與其千方百計地去徵收賦稅，從有限的財富中不斷索取，使百姓受到損害，還不如注意節省，從自足有餘的財富中，進行抽取，以厚待百姓。希望皇上體恤百姓窮苦，對他們倍施恩惠，凡是不急需的工程，無益的徵調，一律停免，崇尚節儉樸素，為天下人作出表率。
七、判定刑罰要慎重
元代張養浩《風憲忠告•審錄第五》記載：
《尚書》上說：「處理各種獄訟之事，要審慎。」又說：「不是用花言巧語，就可以判決獄案的。」《易經》上說：「君子在運用刑罰時，明察審慎而不拖延獄訟。」啊，從這裡可以看出聖人愛護生靈的心，與天地等同。當一個人飢寒交迫時，如果不是深明義理的人，不敢擔保他的心裏沒有別的念頭，何況無知的老百姓呢？做地方官的人，對百姓教育得不夠，因窮困而去做盜賊，這難道是允許的嗎？古人因為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規定制度，一向寬的，也有年紀大小、關係疏密的差別；同是通姦的，也有丈夫已死和在世的不同。有病的醫治他，病重的去掉刑具，請人來侍候他。那些不明事理凶狠險惡之徒，既然落入法網，有什麼值得挂心的？從古人制定法規的用意，可以看出他們的仁義寬恕忠減厚道的感情了。過去歐陽修的父親處理死囚的案件時，想要讓他們生存而毫無辦法，就合上卷宗而嘆息。他說：「常常希望他們生存，還不免讓他們死，況且世上的人，常常希望他們死呢!」後代殘忍的官吏，什麼事都不做，只崇尚威嚴刑罰，若是說他辦案沒有蒙受冤屈而死的罪犯，我不相信。做官的方法沒有別的，口頭威嚴，心地善良而已。口頭威嚴是想要事情成功，心地善良是不想
輕易傷害人。何況監禁很久的囚犯，更應當對他們表示和藹仁善，召喚他們略微靠前一點，更換原先拘管他們的獄卒官員，好言相勸，使他們自己陳述事情的前後經過，案情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之後，參考案卷。若只根據案卷尋求真實情況，很少有不誤人的。因為州縣沒有好的官吏，不敢輕易相信他們已經具結的文書。可能僅毫釐之差，就關係到人的生死。所以聖人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可失於不合常法。又說，賞功寧可重些，罰罪寧可輕些。判決囚犯的原則，都在這裡了。君子要謹慎啊!
八、不可用詐術騙役人民
明代劉基《郁離子•暫聵》記載：
古時候，楚國有個以養獼猴為生的人，楚國人都叫他狙公。白天，狙公總要驅趕獼猴們到院子裡，讓老獼猴帶著其他的獼猴，到山林裡去採摘果實，狙公則從獼猴採集的野果中，收取十分之一，供自己享用。碰到有不願交出野果的獼猴，狙公就用鞭子抽打它。獼猴們都叫苦連天，卻不敢違抗。
有一天，一隻小獼猴，問其他的獺猴：「山林裡生長的野果，是狙公種的嗎？」它們回答說：「不是，是天然生長的。」
又問：「除了狙公別人就不能摘取嗎？」回答說：「不，准都可以摘取。」
再問：「那麼，我們為什麼要依附他，並被他役使呢？」
小獼猴的話音未落，眾獼猴皆恍然大悟。這天晚上，獼猴們等到狙公熟睡後，拆掉柵欄，搗毀木箱，拿回被狙公積儲的山果，一起逃入山林之中，不再回到狙公那裡。
狙公終因飢餓而死。
郁離子(劉基)評論說：「世上有靠玩弄權術，役使百姓而不講道德規範的人，他們也就和狙公一樣吧!被壓迫受剝削的人，因為糊塗而一時還沒有醒悟，一旦他們受到啟發開導，那些壓迫剝削他人而生存的剝削者，就無計可施了。」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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