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悲哀:該學的不會 扭曲知識塞滿一腦瓜(圖)

2019-11-23 15:48 作者: 顧土

手機版 简体 0個留言 打印 特大

中國人的悲哀: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識塞滿一腦瓜。
中國人的悲哀: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識塞滿一腦瓜。(網絡圖片)

1971年,我們全家終於相繼回到北京,又沒多久,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進了人民中學讀初一,進了學校才發現,我居然連小數點、漢語拼音都不會,錯別字連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讀書的好處,很快就趕上了,數學課拿到了90分以上,還學會了用漢語拼音查字典,歷史、地理、語文老師都很喜歡我。這時,雖說還有考試,但考試不影響升學、無關畢業,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來不是當工人、入伍,就是下鄉插隊,所以沒多少人聽課。我們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學專心聽講,其他人都是在課堂上睡覺、聊天、瞎玩。

那時的老師很有水平,我就讀的人民中學,後改為165中學,有著百年歷史,曾經是所教會學校,所以擁有不少一流的教師。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我剛進學校時她還戴著大口罩在掃地,因為被懷疑為日本特務,後來終於走上講臺,依然留著個「特嫌」的尾巴。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後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地理老師王守讓則畢業於輔仁大學,即使1949年以後讀大學的老師讀的也是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但是,當時由於大學畢業的師資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經開始讓中學畢業的學生教書,主要教政治和當輔導員,結果,我們學校發生過多次老師和高中學生談戀愛的風波。

我在165中學讀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物理、外語、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最後這兩門新課程就是為了將來進工廠、下農村做準備的,後來的經歷證明,基本沒用。

語文課其實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課文都圍繞著階級鬥爭,有的課文實在難以稱之為語文範文,只能說是合乎當時政治需要的階級鬥爭範文。魯迅是當時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經被形容得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了,所以,課本裡必然會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論雷峰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文字,經過老師的解讀,我們從中得到的是封建禮教吃人、反動勢力一定要打倒這樣的信息,從此也知道梁實秋、林語堂、楊蔭榆都是反動派的幫凶。文言文雖說也被選入,但像《東郭先生》一類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訴我們對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課文裡還有文革中的報刊文章,我記得選有一篇《楊水才》,因為楊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讚揚的,他的「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要幹革命」的豪言壯語是輿論宣傳的。楊水才的事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結婚,只讀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問中學歷史老師在講什麼課,回答是從猿到人,他馬上批評道,講那些幹嘛,還是講講咱們的「老三篇」。

外語課分英語和俄語,那個年代連中文課都沒人聽,如何上外語課?老師只好勸導大家,學英語是因為毛主席還在背英語單詞,而學俄語是將來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時可以用得上。我們學的英語是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還有一篇課文《半夜雞叫》,裡面別的沒記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話:起來,幹活去,你們這些懶鬼!人人都會。我們的英語老師姚景唐畢業於洛陽軍事外語學院,教這些真是大材小用,記得他還教了一句繳槍不殺,我們也記住了,因為他說朝鮮戰爭時,這句英語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兒」,教會了所有戰士,從此同學互相打鬧時都喊「葡萄糖一根兒」。

歷史課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五四運動,政治課則是10次路線鬥爭再加秋收起義、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五次反圍剿、長征、遵義會議,那個時代,10次路線鬥爭,人人瞭如指掌,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的基礎知識。抗日戰爭,我們所知道的內容就是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抗戰的主力則是共產黨。少量的革命電影也逐漸被解禁,《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出現在電影院裡,成為我們這些孩子對抗戰的基本認識,至於南京大屠殺、臺兒莊戰役、慰安婦,那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事情。平型關大捷曾經是我們瞭解最詳細的抗日戰役,連被殲滅人數、被擊毀車輛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後就隱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們這些少年兒童最響亮的口號是:時刻準備著!而文革期間,全國人民,也包括我們這些學生,「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準備打仗」自始至終響徹雲霄。前些年,北京萬壽路一家以鮑魚聞名的餐館,每天早晨員工培訓的口號竟然也是這一句,足見這一口號早就滲透進我們的血液裡。可以說,我們是在戰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拉練這個詞,現在打開詞典說是部隊訓練的一項內容,可我們這些初中學生當年經常離開學校、跑到郊區拉練,像士兵那樣學會打背包、背背包,雙腿腫痛、腳底磨泡,都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為的是戰爭到來可以隨時出征。比拉練更頻繁的是在學校裡挖防空洞,有一段時間每週下午都在那裡挖掘,挖出的土就運到東單公園,我曾經多次跟車去公園卸土,如今公園裡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勞。我們中學的防空洞與四周的防空洞還連成了一片。為了配合戰備,政治課裡增加了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的內容,這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此外我們還常去電影院觀看教育片,內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奪我國領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裡的戰備教育讓我們的戰爭意識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許多人與我一樣,在地震那一刻都以為是蘇修扔原子彈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鬥以外,境內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兩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都是在境外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而60多年來讓中國大陸死傷慘重的一是大躍進、二是文革,還有就是大地震,幾次大地震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可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地震防備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讓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

憶苦思甜是我們經常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憶苦,是讓我們知道「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地主老財,無惡不作,貧苦人民忍飢挨餓,牛馬不如;思甜,是讓我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因此要感謝毛主席。我們吃過憶苦飯,那是由糠和爛菜葉子混合而成的窩窩,還聽老工人、老貧農上臺控訴舊社會,但每次控訴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動、也不感人,儘管大家口號震天,但除了幾個特別愛表現的同學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無動於衷。尤其是憶苦飯,有的同學因為家境困苦,天天吃窩頭加鹽水,而且還吃不飽,所以也沒覺得苦到哪裡去。那時有一句話很流行,叫「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裡」,可有的同學就說還從來沒吃過蜜呢。那時對外主要教育我們仇恨蘇修、對內主要仇恨劉少奇和林彪,而劉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回到舊社會,讓我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憶苦也是為了加深對劉少奇和林彪一夥兒罪惡的認識。

瞭解國際時事是我們在文革中的一種生活,身在西下窪、放眼全世界,是我們的座右銘,國際時事主要靠讀報紙、聽廣播,再加老師上課得來的。那時我們對國際的瞭解雖說很偏狹,卻特別細緻,以至連世界上一些小國小黨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們打倒了許多年,但後來的主要敵人又換成了蘇修,全國所有輿論10幾年中始終以蘇修為靶子,三年困難時期撤走專家、撕毀合同、逼中國還債,而今在邊境陳兵百萬、覬覦我國領土、隨時可能來犯,這些話語,我們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歷史知識。

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如今恐怕已經被人遺忘了,可那個年代卻是我們最熟悉的知識,還一再被列入考試的內容,多次遊行都是為了這三國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們尊敬的越南領袖,越南北方的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壽,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我們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黃晉發、阮友壽、阮氏萍的名字,因為這些名字天天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裡。

估計我們那代人對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經超過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紅色高棉是我們多年堅持支援的對象,波爾布特、喬森潘是報紙和廣播裡天天歌頌的人物;當然還有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賓努首相,他們的見報率和周總理一樣多,我們經常在電影院裡跟著和藹的「努克」、美麗的莫尼克、搖頭晃腦的賓努周遊全國各地,欣賞美景,吟詩作詞,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們的行蹤幾乎都拍成了記錄片;先是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後是洪森、韓桑林,都成了我們打倒的對象,其實這些人長什麼樣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只是隨著報紙一起喊而已。

寮國的蘇發努馮親王、富馬親王,當年念起這些名字,就和我們說鄰居街坊一樣熟悉;澳共(馬列)主席希爾,大概澳大利亞都沒幾人知道,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熟知,因為他每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接見,永遠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朝鮮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但那時好像中朝關係不如中越顯得那麼熱烈,只是每當中國來了政治運動,金日成都會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報上就讀過他支持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來電。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黨、兩國人民……」這封毛主席致阿爾巴尼亞的賀電還被譜成曲,旋律上口,人人會唱。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改革開放以後我經常問外國人,回答都說不知道,而我們全國男女老少那時誰人不曉?霍查、謝胡,連國防部長巴盧庫,在我們這裡都如雷貫耳,後來,巴盧庫成了反黨集團頭子,我們都說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

中國當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都曾與中國交惡,記得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後,一位伯伯來我家串門說,阿爾巴尼亞開始公開批判中國,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是全力攻擊。中國在阿爾巴尼亞的眼裡,已經成了中國眼裡的蘇聯。回想起來,當年的革命外交路線真是徹底失敗,口號白喊了、援助白給了、仗白打了、人白犧牲了、歌也白唱了,原來養了一群白眼狼,我們受騙上當不說,還打腫臉充胖子,反不如以後的中美、中蘇、中日關係,獲得的好處特別多。其實,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堅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用不小,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著進入聯合國」的。

我在中學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多學點理論,於是我就經常參加課外學習小組,讀了一堆的馬列原著,讀過之後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讀越對現實有懷疑,總覺得現在距離馬克思主義太遙遠。文革前期,書店裡除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幾乎沒書,而圖書館長期被禁閉,文革後期,隨著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的運動,書店裡開始出現一批所謂儒法鬥爭的書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則是為了學習,一律由工農兵大批判組註釋,這讓我讀了不少書,買了不少書,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話註釋,還是開卷有益。我家有位鄰居曾文經是哲學系教師,忽然間門庭熱鬧起來,一個工廠的工人理論組每天一早就過來,說是和曾老師一起註釋法家著作,可爭吵聲常常從窗戶裡傳出,最後不歡而散。好在那時不是文革前期,社會沒有那麼嚴酷,他沒有因此被批鬥。

文革時期,我們獲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報紙社論轉引,二是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經常集中起來傾聽中央文件的傳達。每項指示一出來,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語焉不詳,頗費揣測。文革後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兩股勢力,明爭暗鬥,此消彼長,一遇毛主席指示出來,周圍的長輩都會在那裡紛紛猜測,這是指誰的,那是批評誰的。例如「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幾句我記得非常清楚,不僅老師、父母、鄰居在議論,同學之間也在傳小道消息。「走後門」在那個時代非常盛行,似乎幹什麼都會想到「走後門」,招工、當兵、逃避上山下鄉,買緊俏商品,都有人「走後門」。售票員、駕駛員、郵遞員、保育員、理髮員、服務員、售貨員、炊事員,這「八大員」是當時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後門往裡鑽,還有人靠著頂替制度,讓父母提前退休,然後自己頂替當工人。我哥哥高中畢業那年一門心思想入伍,我父親想盡了各種辦法找後門,可我家在部隊實在沒什麼後門,只得作罷。

文革後期,除了8個樣板戲外,終於出版了一些小說,還上映了一批新電影,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也有舊作新拍,浩然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不過,包括8個樣板戲在內的所有新舊作品裡,那時最鮮活最生動的形象幾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語言也有味道,不那麼乾癟生硬,讓我們過目過耳不忘,如刁德一、胡傳魁、鳩山、錢廣、馬小辮、松井、湯司令、胡漢三,還有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的那個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讀過的一部有史以來最差的小說叫《虹南作戰史》,也誕生在那時的上海,後面署名是集體創作。電影《閃閃的紅星》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兒童片,可現在看來,一個孩子又殺人又放火,實在是「兒童不宜」,不知為什麼,這部影片時至今日竟然還在電視頻道不斷播出,說是愛國主義。對電影《決裂》,當時我已經心存疑惑。郭振清飾演的那個主角舉著一個長滿老繭的手說,有人講上大學要有資格,看,這就是資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學?乾脆辦個農業小學豈不更省事!實際上,這也是我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學為工農兵學員上課,他告訴我,有的學生連小學水平都不夠,多數人必須從初中開始補起。於是我就發問:那這個大學又有什麼意義?我也常想,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都被說成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工農的再教育,那為什麼不取消大學和中學,讓大家直接當工農不就得了!何必費了那麼大勁,將人培養成資產階級,然後又費勁再來改造?

那時的外國電影就那麼幾部,觀眾都是來回欣賞,情節爛熟於心,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永生的戰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蘋果的時候》),特務老狐狸還有接頭暗號「你拿的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見的戰線》),印象最深;越南電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個跳大神的鏡頭,「天靈靈地靈靈」一直難忘。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水平最高,《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廣闊的地平線》《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讓我們領略了歐洲電影的手法。這些電影今天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當時都比中國電影好看,朝鮮電影有愛情,蘇聯電影有生活,阿爾巴尼亞電影有情趣,所以,我們百看不厭。

看內部書、欣賞內部電影、去內部書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讀過的內部書有《林肯傳》《拿破崙傳》等,鄰居王金陵是王崑崙的女兒,人民大學語文系教師,她翻譯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特意送給我父親一本,前面標明供批判用,我反覆讀了多遍。日本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聯合艦隊》等內部電影,誰如果有幸搞到一張票,就是榮耀,看過之後個個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沒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什麼仇恨,同學裡還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風突擊隊,其中有位團幹部將這種崇拜居然寫進了思想匯報,在學校轟動一時。人民大學當時已經被撤銷,我父親當時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給我帶回來各類禁書,還能開出內部購書介紹信,我時常手持介紹信去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內部營業部看書、買書,一看就是半天,裡面的幾位店員都認識我,誇獎我會買書,物美價廉。我買了《于湖居士文集》《蘇東坡文集》《經傳釋詞》《經籍纂詁》等,最高價2元5毛,最低價5毛,都是線裝書,可惜那時我沒多少錢,以瀏覽為主,不然可以擁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親在北師大圖書館的同事中,有好幾位是因歷史問題而不准登上講臺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會三門、四門外語,所以被分配到圖書館做編目工作。一位姓賈的伯伯會英日俄德法西5門語言,被定為「特嫌」「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語,我至今未忘。如今回憶起這幾位老先生,很替他們遺憾,一肚子學問卻長期不能教學生,算是白白耽誤了。

文革從頭到尾都是與教育過不去,與老師過不去,與考試過不去。開始是鬥老師、打老師,學校長期無法正常上課,後來又不斷地掀起事端,運動不停。從馬振福公社中學事件、批判《園丁之歌》,到學黃帥反潮流、學張鐵生交白卷、批師道尊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老師始終是靶子,而且總會拿考試開刀。後期的這些批判浪潮,我們這些中學生都被要求寫出批判文章,我在班裡算個寫手,又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所以,黑板報、廣播稿和大字報沒少寫。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學校團委要求第二天必須貼出自己署名的大字報,我只得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不點名地批判我們的物理老師唐潤和。唐老師沒有歷史問題,6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所以在那個課堂紀律十分混亂的年代,敢於站出來維護秩序,愛搗亂的同學們都怕他,而他對我們這些愛學習的學生卻關懷有加,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因此,他的形象就成為我的批判對象。這張大字報讓我後悔至今。


歡迎給您喜歡的作者捐助。您的愛心鼓勵就是對我們媒體的耕耘。 打賞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評論




神韻晚會

看中國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