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為何想當「解放軍」?原因你想像不到(圖)

2019-11-21 05:06 作者: 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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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共軍進入北平。
1949年,共軍進入北平。(網絡圖片)

按:我們這些孩子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的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有一天,哥哥出去到傍晚才回來……

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孩子除了學語錄、唱頌歌、向領袖像鞠躬、批鬥老師、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報和捷報,學校要求我們晚上只要有重要廣播,都必須在廣播後到校集合,然後遊行、學習。最新指示發表、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九大閉幕,我們無不上街慶祝,高呼口號,一直折騰到深夜。我們還參加浩浩蕩蕩的遊行大軍,相繼到緬甸駐華大使館、印尼駐華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外示威,嘴裡高呼過「打倒吳奈溫」「打倒蘇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不知去過多少次,珍寳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遊行更加起勁,嗓子都喊破了,那條路也早被改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後40來年,除了戰鬥英雄孫玉國的事跡外,珍寳島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離開了社會輿論的視野,難道領土問題也分時段?

打倒劉少奇、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楊余傅、打倒王關戚,是文革前期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抄家,在那時最為常見,我經常跟著四周的小夥伴一起去看院子裡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只見屋主人低著頭站在門外,屋裡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箱箱的東西被裝上卡車運走,書籍、手稿、筆記本、相冊、繪畫、書法、首飾、存摺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時的抄家由誰來定,似乎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據我所見,有專政機關,有群眾組織,甚至也有幾個紅衛兵自己就能敲定。那個年月,夜半查戶口也是一景,家裡的大門半夜裡突然就會被擂響,有人在外高喊查戶口,每次開門後進來幾個人,有時只有一兩個人,既無證件,也無制服,手持手電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後揚長而去。

我從紅衛兵小報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國武鬥很盛行,最厲害的是保定、鄭州、柳州、重慶、武漢,遠比人民大學的兩派對壘凶殘得多。有一位遠方堂兄住在廣西柳州,一天忽然間投奔到我家。據他說是躲在貨車裡逃出來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軍的進攻,除了飛機,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鐵棍向他砸來,幸虧他用左臂一擋,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卻斷了,我們因而稱他為「斷手哥哥」。我和父親陪著「斷手哥哥」去動物園,在那裡看見一個比我還小的男孩正乞討,「斷手哥哥」告訴我們,這個男孩與他同在一列火車上逃出了廣西,男孩的父母在武鬥中雙雙喪生。

在小學,學習的榜樣是劉文學,還有龍梅和玉榮,所以,我們腦海裡被深深植入這樣的意識:見到階級敵人破壞一定要奮不顧身去鬥爭,見到集體和國家財產受損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搶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學校專門組織我們去電影院看記錄片,說是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結果留下了兩個難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經過多少年之後,水牢大概人們早已忘卻,可喝人奶竟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延續下來,化作許多老闆和領導的偏好。那時小孩子之間流行一首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聽起來似乎個個崇尚拾金不昧,實際上歌詞早被改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裡邊,賣冰棍的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孫子,找錢!

講用會也是我們的課堂內容,講用就是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講的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經驗。有時請外面的模範人物,也有時就是自己講。大家講的最多的就是如何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因為講得過於頻繁,所以就拚命想法編故事,不然,無話可講。我們最喜歡編的是在路上如何撿到一毛錢、五分錢,原本想自己揣兜裡,拿著買冰棍買糖果,後來想起了毛主席教導「要鬥私批修」,所以就交給警察叔叔,或者老師。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編,但交老師不能不確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學就自己交出零用錢,以便獲得表揚。勞動時想偷懶,後來腦海裡響起了毛主席的教導,也是同學最愛講的故事,這種故事的好處就是真假難辨,永遠無法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餘江。我的父親先去了那裡的五七幹校,過了大約半年,我們和母親才從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車到達鷹潭,當時鷹潭稱鎮,半夜又轉乘輪船沿著信江,由水路抵達錦江鎮。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幹校在劉家站,一個小火車站,而我們兄弟三個則獨自住在錦江鎮,那年哥哥13歲、我12歲、弟弟9歲,自己照顧自己,一個季度才能與在幹校勞動的父母團聚一次。我們吃飯可以去五七幹校駐錦江聯絡處的食堂買,最困難的是去井臺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進井裡。

錦江鎮位於信江中游,是一座千年古鎮,也是過去的縣邑所在地,街道兩旁店舖鱗次櫛比,還有座很有名氣的天主教堂。可惜,自從私營商業被取消後,店舖大都關閉,成了住房。我家開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縫舖裡,面積不小,後面有灶間,前面有鋪面,上面有閣樓,本來住在這裡的裁縫一家早已經被下放到偏遠村子裡去了。因為這裡潮濕,半年後我家又遷到不遠處的一家樓上,樓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兩個民兵的押解下去勞動,可算一算年紀,1949年他也不過就是個少兒。

錦江鎮的中小學合在一處,已經改名為五七學校,其中小學只有5年級。課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語錄,再加點算術和唱歌,一週還有3天是勞動,往6公里之外的農場送糞。我們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籮筐,前後裝著滿滿的大糞趕往農場,學校規定一天必須挑4個來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我至今記得,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的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毛澤東思想舉得高,舉得高,舉得高奧奧奧……」學唱樣板戲這時也已經進了課堂,一次,全班同學整整唱了一節課的郭建光「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軍在任何場合都可以不排隊。1970年的過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買憑票供應的節日肉,可排到傍晚才買到一個豬頭,他說,肉都被前面的解放軍家屬買走了。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都想當解放軍,當解放軍起碼有買東西不排隊的特權。

在五七幹校,有幾件事情讓我產生了與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騎著自行車走了50多里路去劉家站看我父母,幹校的男女一律分開居住,父母相距很遠,我住在了我父親那裡。當我看見有些叔叔不但農活幹得不錯、蓋房子的手藝挺高,而且餵豬也餵得好時,難免疑惑,因為幾年來的教育都告訴我們,知識份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穀不分。

當時馮其庸與我父親住在一個屋裡,一下工就在那裡埋頭讀書。他告訴我,他出身中農,從小就下地幹活,都是白天務農,夜裡躲在蚊帳裡捧讀,耕讀是中國的傳統。我父親種的南瓜還讓當地的老表很驚訝,聽見一位老表問他:陳老師,您的南瓜為什麼種得這麼好啊,我父親回答,多動腦子多看農業書就行了。後來五七幹校被撤消後,他們在劉家站蓋的一批房子竟成了當地的搶手貨,因為質量特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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