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在中國如何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組圖)

2020-06-10 11:00 作者: 郝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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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期間,中共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也不能倖免。(網絡圖片)

1967年底,湖南醴陵第二中學的物理教師周友華寫信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判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受到陳伯達支持。周恩來總理派駐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劉西堯主持過一些討論會,周友華曾被鄭重地請到前排就座。

周友華在醴陵二中圖書館的牆壁高處掛了一個重錘,長時間地記錄重錘尖點的位置,他發現重錘並非靜止不動,而是呈現出季節和晝夜等變化,變化的相對幅度約為十萬分之幾,周從而得出結論說萬有引力常數隨溫度變化,提出了一套「熱輕冷重」學說。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年輕人同周友華進行辯論,指出所觀測的可能是牆壁的熱脹冷縮效應,周則提出牆壁很「結實」,重錘懸點絕不會移動等缺少基本實驗證明的論據。辯論不過了就說:「你們都是反動學術權威。」沈覺漣回答:「我和你一樣掙56塊。」周說:「你相對於我就是反動權威。」然而那時還可以進行辯論。沈覺漣、賴武彥和我三人還寫了兩篇文章,批判周有華的謬論,劉西堯吩咐把這些文章都鉛印成單行本,供大家討論。

不過這種情景並沒有持續多久,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呼聲中,對愛因斯坦的批判也走向高潮。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中央黨校的造反派,以及外地來京人員構成的大批判組,紛紛作調查,寫文章。中國科學院也成立了學術大批判組,由駐院解放軍代表直接領導。不久,他們寫了一篇大塊文章。要送到「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已經印成了專供「中央首長」閱批的大字清樣。

中共也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
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被中共批判。(網絡圖片)

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主辦的《革命造反》報,在196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07期第3、4版上刊登了題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必須批判》的長文,署名是中國科學院「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另外一篇文章裡有一句話是,愛因斯坦「不打自招」,承認自己是馬赫的門徒。原來愛因斯坦在紀念馬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受到馬赫思想的影響。由於列寧曾經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批判過馬赫的哲學思想,只要和馬赫掛上鉤,就可以「大獲全勝、班師回朝」,不必再作分析。其實,同一個列寧還說過,馬赫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

劉西堯在中關村福利樓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這篇文章。我和幾位年輕同事的態度是:內部討論由他們說去,我們管不了;文章不能公開發表,給中國丟人現眼。不過,進入會議室後,發現已經輪不到我們發言。原來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錢學森、竺可楨等不少前輩學者也坐在那裡。

周培源的發言使那些批愛因斯坦的積極分子們大失所望。國內物理學家中直接隨愛因斯坦工作過的只有周培源和束星北二人(關於束星北是否同愛因斯坦工作過,科學史界已經提出質疑)。由於在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擔任過上校物理教官而成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遠在山東。批判家們希望周培源能「揭發」一些第一手材料。周培源的發言卻可以概括為「回憶愛因斯坦」。

周培源首先回憶了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期的愛因斯坦如何衣著樸素、如何關心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如何在戰後參與世界和平運動。周說,有人批評愛因斯坦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這是不知道歷史。法西斯德國驅逐和屠殺了那麼多猶太人,愛因斯坦的態度在當時有進步意義。

錢學森發言時首先說,昨天晚上讀了革命小將的稿子,感到非常興奮,我們年輕時就寫不出來這樣的文章。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小將,敢於向愛因斯坦這樣的學術權威挑戰,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他接著說,愛因斯坦這個人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而且不僅限於科學界。如果我們能根據毛澤東思想對愛因斯坦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就會在國際科學統一戰線中增加許多朋友,否則就會失去一些朋友。因此我們要極為慎重、做好調查研究,不要急於發表文章。

這次會議上有位學物理的年輕人發言說,根據相對論,珍寶島事件中誰先開槍,只要換一個參考系就可能顛倒過來。他忘記了羅倫茲變換保持因果性不變這一基本原理。不過,這類由青年科學工作者指出的「問題」,確實給當時進駐高等學校和研究所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他們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反對學術觀點的決心。所幸的是那位青年人後來科學上進步很大,15年後成為正教授,對相對論和引力理論都有過貢獻。

那篇文章終於沒有在「兩報一刊」發表。

不久,大批判組的成員們到上海去「匯報」他們的觀點。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組織他們同工人座談。座談會上這些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上海的工人理論家們指出:「你們這是搞純學術批判」、「對於愛因斯坦這樣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首先要從政治上批倒批臭」。

這些受到了深刻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們興奮地回到北京,在物理研究所召開座談會,匯報上海之行的體會,比較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感受。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員從會議室走進走出,個別人提了一兩個問題,沒有人對他們表示支持。被「結合」在所革命委員會裡的革命幹部郭佩珊說:你們看,我們的人都很忙,以後你們寫了文章送給我們學習學習就成了。

大批判組接著到原子能研究所(後來從中分出高能物理研究所)去匯報。作完報告、一個問題也沒有。主持人表示感謝,宣布散會。於是,大批判組得出結論,對批判愛因斯坦「越是外行越支持、越是內行越不支持」。外行們著手組織更大規模的批判行動。

原來陳伯達對於批判相對論作過「指示」:應當開萬人大會批判相對論、把中學生、小學生都請來。不久,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們籌備就緒,寫報告給空軍黨委,準備召開萬人大會(當時航空學院歸空軍「軍管」)。空軍黨委把報告送到陳伯達處請示,陳卻在報告上批示說:先不要開萬人大會;要作千百次實驗證實或推翻一個論點;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

陳伯達的態度發生急劇轉變的原因何在?原來這時陳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不妙。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著陳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修正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你陳伯達的本性也不會改變。」1970年8月黨中央盧山會議上陳伯達配合林彪要設「國家主席」,要稱毛為「天才」。毛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接著就在黨內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當時只是「指陳射林」,並未點出林彪的名字。直到1971年「9・13」事件,林彪機毀人亡之後,才正式提出「批林整風」。陳伯達在最後的日子裡,以「科學技術」作救命稻草,跑到天津去抓激光技術的推廣。

這時,對愛因斯坦的「批判」也開始降溫。1971年初,駐中國科學院首席軍代表石煌宣布,今後各個學科的大批判,由各個研究所負責,院裡不再統一領導。

對愛因斯坦的這場批判,剩下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就是毛澤東本人的作用。我知道兩件與此有關的事情,兩者都直接涉及到劉西堯。

1971年「9・13」事件的保密時間較長。到了9月底,絕大多數普通老百性還不知道林彪出了事。當時我和陳春先等正在起草一篇批判陳伯達的大會發言稿。我們提出應當把陳支持批判相對論寫進去。劉西堯說,批判相對論不是陳伯達自己的事,這裡面有毛主席的意思,這件事還是先不要寫。

1974年「批林批孔」期間,錢學森在國防科委內部貼了劉西堯一張大字報。大意是:你說過批判相對論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你又不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沒有這樣的指示,你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則你就是扣壓毛主席的指示。

我估計劉西堯從陳伯達那裡聽說過毛主席關於批判相對論的話,但並沒有機會直接見到毛。陳在位時,劉按照陳傳達的意思辦事。由於不能排除陳伯達「假傳聖旨」的可能性,陳倒臺後,劉只能緘口不提毛。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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