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下）(圖)

雷鋒擺拍樣板宣傳畫，大力開發的特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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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天氣炎熱，使水很費，所以挑水的人多，經常要排隊。冬天，水管子經常被夜裡的嚴寒凍壞，造成破裂，長流水，半條胡同就結了冰。孩子們樂了，把木板上安上兩根鐵條，就是冰車，就可以在這裡玩耍。老人們難了，走到這裡就可能摔進醫院，摔殘，那時候公費醫療的人很少。這條胡同的人要均攤水費。為了節約，防止路過此地的外人使水，會使用專門的鎖鎖起來，一個院子配一把鑰匙。冬天，為了防止凍壞，晚上8點就要放空地面以上水管裡面的水。關上地下水井的大閥門。所以家家都要記得白天挑水。8點以後就沒水吃了。很不方便。

60年代，文革之前，私人家裡是沒有電視的，所以大眾最經常的娛樂是看電影。縣城有三個電影院，西海子電影院離我家最近，大約500米。東關那邊有一個新通劇場，西面，新華大街路北，有一個工人俱樂部。電影票大人一毛，兒童五分，這是白天。晚上不賣兒童票，大人票好的是一毛五分。

1966年春天，西海子電影院發生了非常激烈的排隊、擁擠買電影票。售票處在外面，售票窗口前面有小臂那麼粗的鐵管做成的柵欄，為的是維持秩序，但是那天誰也不遵守秩序，想打仗一樣拚命往窗口擠。最會擠的方式是從側面，貼著牆擠。這樣阻力只有一面，而正面往前擠是三面受敵，前面和左右。為什麼要玩兒命擠買票呢? 因為已經得到可靠的消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次放映的《冰山上的來客》是大毒草，以後就要批判，禁止放映，這次是最後一次上映。可見文化大革命是多麼的厲害，像颱風一樣，前鋒就已經讓人喪膽了。

我第一次一個人靠自己看電影可能是一年級的時候。那次因為什麼事對母親不滿，她也覺得自己不對，為了道歉，給了我5分錢，我那天特別想看《雞毛信》，就跑到電影院買了票進去了，那天電影都開演了。好在是白天，人不多，就在最前面找了個座位。這個故事就是一個放羊的小孩去送秘密情報，還把日本鬼子和偽軍帶進了八路軍的包圍圈。那個時代共產黨的抗戰文學作品都是這樣小打小鬧的情節。說明他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基本上也沒有和侵華日軍打過仗。這樣的故事倒是適合孩子們看，場面小、好懂。

不過這倒也說明那個時期他們還是比較實在的，沒敢吹牛皮，編太大的瞎話。

總的看，1963年至1966年8月之前，我這3年的童年生活還是比較幸福的。但是悲慘的命運馬上就要開始了，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了。

第二章 紅衛兵抄了我家我們被轟回涿縣老家

實際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年初就開始了。而且，在1963年至1965年毛澤東就已經為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毛澤東因為搞大躍進，導致了3年大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遭到了黨內高層的抵制，無奈之下，讓劉少奇鄧小平掌握了實權。自己退居二線，只擔任黨的主席。但是他其實根本就嚥不下這口氣，一定要翻過身來還擊，打敗劉少奇和鄧小平。國防部長、掌管軍隊的林彪成了他最好的幫手。

1963年瀋陽軍區樹立了雷鋒這個典型，林彪使勁拔高。他的題詞是：「向雷鋒同志學習，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把這個精神向全軍貫徹，之後，再向全國各行各業貫徹。小學生更是重點貫徹的對象，學雷鋒是我們那時的經常活動。學雷鋒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死心塌地為毛澤東賣命的人，特別是年輕的學生。

雷鋒有幾個大力開發的特點，一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

二是愛憎分明，以此來為搞階級鬥爭做宣傳。那時候，學雷鋒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歌詞是這樣的：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強。

雷鋒日記裡有這樣的話：對同志要春風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故事之一是他媽媽被地主強姦，上了吊，他就成了孤兒。看看，地主和其他敵人就是這樣可恨，我們當然也要對他們狠狠打擊。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這時期也是傳遍大街小巷。歌詞是這樣的：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奪過鞭子揍敵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黨的光輝照我心。

這首歌就是典型的宣傳暴力，所以文革中，紅衛兵打人打死不少人，搞武鬥，其實打人的時候，他們耳畔是迴響著這首歌的。

第三，無條件無腦地跟著黨走，其實就是跟著黨的最高領導人走，也就是跟著毛澤東走。還有這樣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總之，思想上的準備全部完成了。林彪積極配合毛澤東完成了這個目標。雖然是二年級小學生，但是也深切地感受到了這種環境。當然不知道這會給自己帶來災難。

在物質上也做了充分的準備，《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老三篇》都已經出版，而且發行量巨大。小說《歐陽海之歌》就有歐陽海排了一夜隊卻沒有買到《毛澤東選集》的情節。

那時小孩們最時髦的玩具也是武器，比如紅纓槍，好像是王雙起的父親除了給他做，還給我做了一桿，木頭的槍頭，刷上銀灰色的漆。槍桿上纏上專門的布條，這種布條商店有賣的。藍黑道兒的。

孩子們最時尚的衣服服飾就是解放軍的舊軍裝、軍帽、武裝帶。軍鞋倒是沒有。因為那時的解放鞋質量很差，穿些日子底子就很薄，就沒法兒穿了。最時髦的鞋是回力牌籃球鞋，但是10元錢一雙，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中國的城市和建築很講究東南西北，我家住的貢院胡同與北大街垂直，北大街往北是北門，往南是鼓樓，鼓樓南面是閘橋，就是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第一百貨商店。那年剛修建完。百貨商店的南面和西面是十幾個大玻璃窗，大約兩米見方。1966年8月那個炎熱的晚上，母親派我二姐三姐帶著我來這裡看名單。大玻璃窗上貼著黑五類的名單，姓名、性別、犯罪項目家庭住址，一目瞭然。大字報、毛筆字。那年頭，中國人幾乎都會使用毛筆都會寫毛筆字。我已經認識了不少字，我們找到了貢院胡同的黑五類，有我們院的一家人，但是沒有我們家，我們二姐三姐很高興，我有些糊塗，不明白這名單是什麼意思。原來，這個時間段文化大革命要搞的是紅色城市，就是把黑五類及其家屬都轟到農村去。這個行動是誰提出的計畫，以後直到54年後的今天我也沒見過有關的報導、研究論文，甚至一個明確的說法。

2019年來到美國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名單出籠的緣由。當時中國公安部部長是謝富治，他為了拍毛澤東的馬屁，推動紅色城市運動，要求全國各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提供這種名單，並且公開。共產黨對檔案有嚴格的控制和掌握。一般老百姓不會知道別人家的情況，只有公安局派出所掌握著。但是，我父親已經在勞動改造的地方集體摘帽，這個情況派出所也掌握，所以並沒有把我家列入名單。可是街道積極份子就是街道組長們決定我們家應該轟走，她們給我家大門貼上了「歷史反革命家屬王碧波」告示。我父親只是當過一年的警察局的中尉司書，抄抄寫寫，而且因為失業沒有飯吃才找的這份工作。按照共產黨的政策，上尉、連級以上才算歷史反革命。我父親不夠格，街道的小腳老太太，那年頭好多四十歲的婦女都是小腳，即民國時期纏了足的中老年婦女掌握著生殺大權，她們不管那一套。其實纏足是大清朝時漢族的規矩，民國是反對裹腳的。這些小腳老太太本身就是反革命。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她們組成了街道小組，是公安局派出所的爪牙，可以代替他們執法。

告示貼出去一兩天，紅衛兵就來了。把我家的箱子櫃子都貼上了封條。晚上就拉我媽到空屋子裡打。還給我媽鉸了頭髮。所謂鉸頭髮就是把頭髮鉸得七長八短，狗啃了一樣，非常難看。這就等於是二戰時期德國黨衛隊給猶太人戴的黃色標誌，就給了一切人隨時隨地欺負蹂躪這個人的理由。這是中國共產黨勝於德國希特勒的地方，一寸布頭也不費，卻達到了希特勒幾倍的效果。

我媽被打了幾夜，同意滾到農村去。圖為作者郭軍全家福。（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我媽被打了幾夜，同意滾到農村去。我和我媽就去了火車站。火車站在縣城南面。這裡有到達北京站的火車。快到車站的時候，我們被兩個女紅衛兵追上了，一個還帶著白邊眼鏡，那年頭中學生近視眼的還不多，所以她的眼鏡還是一個特殊的標誌。她們好像是通縣二中的。她們可能聽說我媽去了車站，怕我媽拿走了家裡值錢的或者應該被他們沒收的東西，就騎著自行車追了上來。搜我媽身上和帶的行李。我媽拿了兩個褥子。我家與工人農民相比，是講究衛生的。所以褥子上面多繃了一張單子，髒了只需拆洗這個單子，而無需拆洗整個褥子。戴眼鏡的紅衛兵看到了，發現這塊白布還很新，就罵我媽：「你這個反革命家屬還想多帶一塊布走。太狡猾了！」扇了我媽兩個耳光。把這塊布撕下帶走了。那時候每個市民每年大約只發一丈即十尺布票。這塊五六尺的布就相當於半年的定量。所以眼鏡紅衛兵覺得應該搶走拿回自己家。

母親頂著狗啃的頭髮，好像為了掩飾，戴了一塊手絹，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蓋住。紅衛兵還在她脖子上掛了一塊「歷史反革命家屬王碧波」的大牌子，當然還是毛筆寫的大字。這又是毛澤東勝過希特勒的地方。9歲的我就跟這樣的媽媽來到了北京站。紅衛兵把我家的箱子都貼了封條，那時候一般家庭沒有衣櫃，衣服都是放在箱子裡，這樣就拿不出來了。三個姐姐因為等著跟紅衛兵要點衣服，沒有走。我和我媽先回老家。

那是1966年8月中下旬，具體哪一天我就不知道了，9歲的孩子，在那種歲月隨時可能喪命，和自己的黑五類媽媽，哪還有心情搞清楚是哪一天。正是放暑假的時候，當年的北京站平時人也不多，那個歲月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人們很窮，根本就沒聽說過旅遊二字。何況這時候中學生的相當大的一部分都當了紅衛兵，去抄家、搶東西，打人了，哪裡有時間出門。那時北京的火車運輸也不發達，北京站有很多短途客運。我們老家是河北涿縣，距北京100多里地，在這裡就能坐火車去涿縣。我們很快就買到了票，等了不長時間，就該上車了。我們娘倆一起經過大廳往站臺走。

這時過來一個白髮老太太，也被鉸了頭髮，好像還掛著一塊地主婆某某的牌子。她對我很熱情，說：「你拿著東西多累，我幫你拿。」我拿的是一個竹籃子，平時家裡的乾糧比如饅頭窩頭放在這個籃子裡，把籃子掛在房樑上，省得耗子偷吃。這次帶著上路了，裡面還有兩個饅頭。一個大號的搪瓷缸子，有蓋兒。這個籃子裡的東西可以充飢，可以要水喝。大概母親已經做好了討飯的準備。這東西沒多沉，我拿著不費力。但是老太太一個勁兒要，我就給了她，一起向前走。媽媽走在最前面，顯然沒有注意到我和老太太的對話。何況她這幾天天天夜裡被紅衛兵拉到空屋子裡，和其他黑五類一起，挨一夜打。幾天沒睡覺，她的注意力就很差了。

等上了火車，我再也找不到那個老太太，媽媽見我空著手，就問我竹籃子哪裡去了，我告訴了她事情經過。她明白，竹籃子是被這個老太太騙走了。大概紅衛兵打她更狠，她倉促出逃，什麼也沒帶，看見了我的竹籃子，就起了騙走、帶著上路的意。所以共產黨那時老說「親不親階級分」，是錯的。都是黑五類，她也要騙我。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就來到了涿縣西河村。當天住在了中農李聾子家裡。他把平時放柴禾的小屋騰了出來，裡面有土炕，我們就在土炕上過夜了。小屋房頂上都是蟲子，我們睡下後，他們就下來了，咬我們。我年紀太小，也累了，睡著了。咬得渾身是大包。我媽一夜沒睡。第二天，就渾身癢，我就使勁撓。撓破了的皮膚就爛。連膿帶血就粘在衣服上了。那時我媽只能拿一點沒放在箱子裡的破衣服帶回老家，所以8月下旬，農村早上和晚上很涼的情況下，我媽就給我穿了一條破絨褲，膿和血把我的右腿和絨褲粘到一起，粘得很結實，褲子脫不下來，一碰就特別疼，就穿著褲子睡覺，幾天後，使勁撕才脫下了絨褲。後來右小腿就留下一個2分錢硬幣大的傷疤，而且凹下去，貼著小腿骨。50多年過去了，這塊傷疤還在。

圖為1983年作者郭軍與未婚妻在通縣西海子公園。（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過了幾天，三個姐姐也來到了村裡。我大姐本來是林場工人，不必跟著我媽回農村。但是母親見紅衛兵把箱子都貼上了封條，擔心她冬天沒有棉衣服過不了冬，叫她回來拿衣服。因為那時置辦棉衣，光有錢不行，還要有布票、棉花票。而每年只給半斤棉花十尺布票。幾年的配給定量才能置辦齊一個人的棉衣。大姐接到長途電話之後，走了18里地到火車站，坐火車回來的，當時北京市就這麼落後，毛澤東共產黨不琢磨怎麼樣發展、提高社會保障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只琢磨怎麼樣收拾人、折磨人。大姐在紅衛兵抄家時問她怎麼辦，紅衛兵說：「都不是好東西，都滾蛋！」她也傻，不應該問；紅衛兵更傻，沒有權力、沒有能力決定一個人的生活和生命，就敢隨便張嘴。但是毛澤東就是賦予了他們極大的權力，都用他們打倒了國家主席、自己共產黨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還不能讓他們決定我大姐的生死嗎？那年8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8次接見紅衛兵「小將」，每次都是上百萬人，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而且紅衛兵這個名字也是他恩准的，還為紅衛兵袖標題了字。

三個姐姐，大姐的智商是最高的，二姐三姐更傻或者說更單純。二姐上初三的時候，為了做一道數學題一夜未睡，非要得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怎麼算也算不出來。第二天老師說，這道題出錯了，所以沒有正確答案。她從此就落下了失眠症的根兒。三姐長跑好，感冒剛好，身體還很虛，就在通縣二附小全校越野比賽中奪得第一名，而且將第二名拉了100米。所以被通縣少年體校的吳玉朝教練看中了，吸收她進了少年體校。1965年小學畢業升初中的時候，本來她的學習成績一般（我們家的孩子自幼搞家庭副業掙錢謀生，沒時間做家庭作業，所以學習不容易搞好），但是被通縣的潞河中學那時改名叫通縣一中特招。通縣三中離我家只有幾百米，一中離我家有七八里，上學太遠，母親花了50元錢，託人在通縣北大街信託商店給她買了一輛自行車。英國出的鳳頭牌。50元錢幾乎是一個工人一個半月的工資。抄家那天，紅衛兵問你們家還有什麼值錢東西？三姐說：院裡還有我一輛自行車。紅衛兵當然就沒收了。剛騎了一年的自行車，她要是不說，紅衛兵就抄不走了。

三個姐姐回村後，二姐初中剛畢業，17歲，三姐15歲，算是半勞力，每天上工，就是參加生產隊勞動了。大姐沒去，整天在家裡哭。母親的回憶是自己讓大姐回潮白河林場想辦法的。但是2020年7月，我在電話裡跟已經73歲的大姐說起她19歲那年的事情。她說，是大隊黨支部書記郭振華讓她回林場的。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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