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可以說的「六四」 

2021-06-09 01:52 作者: 劉超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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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一場學生為了反貪腐、爭取民主而引發的一場民間運動,稱為「六四事件」,民間支持學生的一方稱「六四事件」為「八九民主運動」,簡稱「八九民運」,又叫「六四屠城」;歐美國家以「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天安門廣場示威」)或「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天安門廣場屠殺」)來命名這次事件。中共政權初期稱之為「反社會主義暴亂」、或者是「反革命動亂」,後來改稱為「八九政治風波」。事緣由於學生悼念胡耀邦逝世,加上學生和人民不滿中共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而引發出一場爭取自由、民主和反貪腐的運動,最後導致中共政權派解放軍前去「天安門廣場」用武力鎮壓而結束,對中國、兩岸三地以至世界的政治都有深遠的影響。

為了使聽眾能清楚瞭解89民運的真實情況,我試圖一一紀述從1989年4月15日至7月18日那三個月期間所發生的事,好讓各位聽眾朋友對「六四事件」有一個概括的認識,然後由各位自己客觀去分析事件。

以下有關「六四事件」的資料是我綜合了可靠的網際網路資訉、傳媒報導和本人對「六四事件」的認識撮寫而成,以供各位聽眾朋友參考。

「八九民運」

1989年4月

1989年4月15日凌晨,當時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胡耀邦心臟病發在北京去世,北京很多大學師生張貼大字報去悼念胡耀邦。所謂「大字報」,就是公開張貼在牆壁上,以大字體書寫的壁報,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盛行於中國大陸,是一種發報消息和表達個人意見的途徑。

4月16日,各大學的「大字報」的內容由悼念胡耀邦轉為辯論時局,要求澄清胡耀邦於1987年被迫辭職事件。

4月17日,大約有500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至晚上,「天安門廣場」已聚集了上千名其他高等院校的大學生和前去增援的市民。至深夜,數千名「北京大學」的學生從「北京大學」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沿途呼喊:「打倒貪污」、「打倒官僚」、「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

4月18日,大約有3000名大學生和市民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人大常委」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的組織。學生向「人大常委」提交請願信,提出下列七點要求,內容包括:一,正面評價胡耀邦的政績和肯定他提出的民主、自由等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在那兩次運動中蒙冤的知識份子平反;三,要求公布共產黨高官、中共國家領導人等和他們的家屬的收入和資產,遏止貪腐;四,解除報禁,允許民間辦報,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有關限制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黨政領導人就政府的失誤向全國人民交待,以民主形式改選領導。

4月19日,數千名大學生深夜聚集在「中南海」的「新華門」外,要求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學生對話,學生其後衝擊「新華門」,並與公安發生衝突,學生被毆打,有學生和記者受傷。「國務院」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也是中共最高的國家行政機關。

4月20日,「北京大學」校園出現了「大字報」,批評公安毆打學生,又指責官方的新聞媒體歪曲報導。上海、南京、武漢、天津、合肥等大城市都有遊行支持學生。

4月22日,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追悼會,拒絕讓學生參加。20萬名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上開追悼會。

4月23日,「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赴北韓訪問。北京學生宣布無限期罷課。「中共黨總書記」全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亦是最高負責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黨專政下的最高領導職權,「中國共產黨」認為黨高於國家,因此,「中共黨總書記」位居「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上。

4月24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刊載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遭「上海市委」勒令停刋。「上海市委」全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代表大會」的指示和領導上海市的工作。

4月25日,北京「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報導宣讀了一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文章,將正在在「人民大會堂」前的學生和市民舉行的靜坐定性為「動亂」。中共內部權鬥開始表面化,官員看風駛𢃇,各自撈取政治本錢。

4月26日,這篇名為《必須旗幟(粵音「刺」)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文章又以「社論」的形式再在《人民日報》發表,稱爲《四‧二六社論》。

4月27日上午八時,約二十萬名學生從「北京大學」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抗議《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有超過一百萬的北京市民沿路支持。「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示同意與學生對話,要求學生先返回院校,並委託中共官方組織「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簡稱「市學聯」)與學生對話。「全國學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高等學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和「中等學校學生會」的聯合組織,這些組織都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團體會員,目的是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和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同學聯繫的橋樑。

4月28日,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自發成立「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由吾爾開希出任主席,「北高聯」是一個統領該次靜坐行動的學生組織。

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等人與「北高聯」的學生代表舉行座談會,會議是由「全國學聯」和「市學聯」召集。袁木在會上轉達了李鵬的講話,表示《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並非針對學生運動,學生代表不滿一直以來的訴求得不到回應而中途退席。

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鎔、「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和16間高等院校共29位學生代表舉行座談會。大部分「北高聯」的學生代表都未有被邀請出席該次座談會,包括吾爾開希等中堅份子。「北高聯」認為是中共政府有意去分化學生,於是發表聲明不承認該次的座談會。《人民日報》150名記者不滿《世界經濟導報》被禁,要求與該報高層對話。

1989年5月

5月1日,「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香港人支援。

5月3日,學生代表向「國務院」及「人大」遞交信件,希望與政府對話,並提出12點要求,要求政府中午12點前答覆,否則會於5月4日發起遊行,但是,要求被「國務院」拒絕,袁木稱「北高聯」為非法組織,並指學生背後有「黑手」和「外國勢力」參與。「北高聯」的全名是「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由吾爾開希出任主席,「北高聯」是一個統領該次靜坐行動的學生組織。中共內部權鬥走向兩極化,一派是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主張推進民主政治、懲處貪腐,學生運動需要冷靜處理;另一派是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需要鎮壓。

5月4日,「北高聯」發起大規模遊行,主題為紀念「五四運動」。「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表示要愛護青年,強調國家穩定的同時亦同意學生要求推進民主政治、懲處貪腐、與及發展科學和教育的訴求,並提出要與學生和人民廣泛對話;同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代表團的時候表示:處理學生運動要冷靜、理智和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中共黨總書記」全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亦是最高負責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黨專政下的最高領導職權,「中國共產黨」認為黨高於國家,因此,「中共黨總書記」位居「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上。「北高聯」於遊行結束後宣布第二天全面復課,由「北高聯」的學生代表繼續與政府交涉。

5月5日,「北高聯」學生開會後,認為政府仍缺乏誠意,於是推翻原先全面復課的決定,宣布繼續罷課。

5月9日,代表30多間北京傳媒機構超過1000名新聞記者和編輯向「全國記者協會」請願,要求與「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胡啟立對話,商議《世界經濟導報》停刋事件,又認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的新聞報導與當時的「民主運動」實情有偏差,希望當局能改革新聞體制、擴大新聞自由、實行編輯責任制。學生亦有到場聲援。胡啟立作出了正面的回應。

5月11日,「北高聯」決定於5月15日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時舉行大遊行。戈爾巴喬夫(又譯作「戈巴卓夫」)於1985年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進行民主改革,1991年12月25日隨著「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15個加盟共和國隨即獨立,他的職位被架空後宣布辭職,「蘇聯共產黨」亦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199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至今仍健在。

5月13日,「國務院」通知學生會於5月15日與學生對話。趙紫陽於「北京市工人座談會」上透露政府正積極研究學生和人民的訴求,並會在6月中召開的「人大常委」提出討論,要求學生保持理智和冷靜。

5月14日,學生不滿與政府的對話未能安排電視直播,宣布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無限期絕食。「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攜帶14萬港元上北京支援民運學生。

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下令「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於第二天凌晨3時離開,上午八時開始實施戒嚴。凌晨2時,「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北京市委員會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一起前往規勸絕食學生,但是無功而還。政府下午又派出「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和「中共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跟學生對話,在是否撤回「四.廿六」社論和電視直播對話的問題上亦未能達成協議。「北京公安局」宣布第二日會封鎖廣場,以迎接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到訪。

5月16日,「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以個人名義到廣場懇請學生停止絕食,學生仍然不肯離開。60萬名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逼使迎接戈爾巴喬夫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鄧小平仍是中共重要事件的最終決策人。20名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在「香港新華社」門外絕食,聲援在北京請願的學生。

5月17日凌晨,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發表書面講話,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呼籲同學停止絕食,並聲言不會秋後算賬,因絕食不支送院的學生有約2000人。一百多萬北京市民發起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標語直指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須為事件負責。各省二十多個大城市都有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學生。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份子亦發表宣言,支持學生運動。

5月18日凌晨,中共高層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芮杏文等領導人分別前往各醫院探望絕食入院的學生,並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下午,李鵬、閻明復、李鐵映等與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會面,對話無實質進展。百多萬北京市民再遊行往「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要求李鵬下臺及鄧小平交出權力。「深圳大學」的共產黨黨員亦要求鄧小平引退。

5月19日凌晨4時,趙紫陽、李鵬前往「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趙紫陽含淚對學生說「我來遲了!」,並勸喻學生停止絕食,晚上九時,學生停止絕食。

5月20日,李鵬發表講話,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宣布北京市當日上午10時起實行戒嚴,學生聞訊後再絕食。「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頒布戒嚴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罷工、罷課和採訪等活動,引發近百萬市民聚集「天安門廣場」保護學生。「國家主席」楊尚昆宣布派解放軍入「北京城」,但是被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圍堵在「北京城」外。此時,中共內部權鬥走向白熱化。

5月21日,學生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回應學生的訴求。嚴家其、金觀濤等學者發表《保衛憲法宣言》,要求撤銷「戒嚴令」。香港一百萬市民上街支持民運,創下香港歷史記錄,引發起香港市民關心政治,「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國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

5月22日,態度「較溫和」的吾爾開希下令學生撤向「建國門」附近的「使館區」,避免發生流血事件,但是遭學生群起反對,吾爾開希的主席職務遭罷免,改為「集體領導」。正在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首次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晚上,由「豐臺」入城的解放軍與市民發生衝突,雙方以棍捧、磚頭互毆。

5月23日,學生選出柴玲為「廣場總指揮」。解放軍奉召入城,被民眾阻擋在北京市郊之後被迫後撤。近百萬名市民違反「北京戒嚴令」冒雨上街遊行。「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被三名外地人弄污。當天,萬里突然縮短行程回國。

5月24日,一百多萬北京市民又再次發起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支援民運人士。香港樂隊成員黃耀光將由l20位香港歌星錄製的《為自由》歌曲錄音帶送到「天安門廣場」交給學生代表。晚上,再有十萬名香港市民在香港發起遊行支持民運人士。

5月25日,萬里回中國後以健康為理由暫居上海。

5月26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表決支持李鵬及楊尚昆的「五.二零」講話。大批各大城市的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學生,要求李鵬下臺。「廣場總指揮」柴玲宣布要堅守廣場,但是物資嚴重短缺,柴玲呼籲各界捐助。

5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錶帶同60萬元捐款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和支援學生。「支聯會」主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有約30萬市民參加,籌得超過1300萬港元捐款支持民運學生。「人大委員長」萬里發表書面講話,稱許學生的愛國情操,但是,他與李先念支持李鵬及楊尚昆的立場,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和宣布北京市實行戒嚴。學生重新研究是否撤離廣場,柴玲和吾爾開希都認為應撤離廣場。晚上7時,在廣場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王丹宣布學生會在5月30日撤離廣場,併發表十點聯合聲明,指出今次運動是一場自發的學生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並肯定趙紫陽對民運的態度、要推行民主改革,要求罷免李鵬。

5月28日舉行「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香港有近一百五萬人上街,世界各地華人都有響應,在當地舉行遊行支持學生運動。

5月29日,「廣場總指揮部」在會議後宣布學生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逗留至6月20日,因為「北高聯」與「中國高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簡稱「高校聯」)意見分歧,大部分外地學生和「強硬」的北京學生堅持6月20日「人大常委會」會議之後才撤離廣場,導致「較溫和」的「廣場總指揮」柴玲及其他四名常委集體辭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秘書長奚小英將「學聯」籌到的100萬、「四五行動」籌到的50萬、「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籌到的18萬,合共港幣170萬送到北京,因在廣場上的學生財政混亂,他們將一半捐款購買營幕等必需品交給學生。

5月30日,學生將學生塑造的「民主女神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中共政府將「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定性為非法組織,「北京市公安局」拘捕三名工人領袖,控以在北京「煽動和組織反革命暴亂罪」,並於6月14日發出通緝令,近1000名工人及學生往「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放人。

5月31日,在廣場靜坐的學生陸續減少,大部分學生已撤離,餘下不足一萬名外地學生與小數「激進」的北京學生。五千多名學生與工人遊行往「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釋放三名被捕的「工自聯」工人領袖。「香港支聯會」又籌得超過2000萬港元來支援民運人士,「支聯會」代表岑建勳抵達北京,與學生組織和「中國紅十字會」商討後,希望部分款項用作因絕食引致器官受損而需長期治療的學生的醫療費用,廣場學生選出封從德全權負責財務工作,柴玲和王丹負責監察,防止學生濫用捐款。

1989年6月

6月1日,學生向政府提出四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令」、撤回軍隊、保證不秋後算賑和取消新聞封鎖。「較溫和」的「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總指揮連勝德向學生發出大撤退命令,但遭罷免,改由「較激進」的張建接任總指揮,並聲明堅持到底。

6月2日,歌星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周舵和《北京師範大學週報》前主編高新於「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72小時絕食抗議「戒嚴令」和要求政府正視學生訴求,廣場又再聚集了十多萬名市民,「香港支聯會」代表團團長李卓人攜帶港幣180萬元捐款往北京支援學生運動。晚上,有報導指一輛軍用吉普車在「復興門」外撞倒四名市民,其中三人喪生。

6月3日至6月4日,解放軍執行清場行動。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吳仁華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一書中,講出清場行動是從6月3日中午開始至6月4日上午10時,軍隊主要是在6月3日晚上10時至6月4日凌晨1時30分向人群開槍,發生在「長安街」的「木樨(粵音「西」)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以及「天安門城樓」附近和「天安門廣場」北端,「第38團陸軍」不理會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和市民血肉之軀,將「西長安街」殺成了一條血路;其次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虎坊橋」、「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空軍第15空降軍」幾乎每人一支衝鋒槍,一路開槍一路前進,坦克追碾正在撤離的人群,軍隊還掃射運送傷者的救護車。部隊對阻攔隊伍和未撤離的市民使用衝鋒槍掃射、坦克碾壓、致命毒氣彈攻擊等等,學生和市民用肉身、磚石、木棍來阻擋,當然傷亡慘重。事實上,亦有不少軍隊不忍心去執行殺戮式的清場行動,之後,執行殺人命令的軍隊被中共中央封為「正義之師」,違反者被逮捕、撤職或被軍事法庭判監。吳仁華在《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中報導「六四」後,鄧小平、李鵬、江澤民親自向屠殺中有功的軍人頒授「共和國衛士」銅章。

據報導,非官方人士估計死近三千人,袁木說只有三百多人死亡。在清場行動失去了兒子的母親丁子霖女士,在中共的迫害下仍然聯絡死難者家屬,成立「天安門母親運動」,蒐集到155位死難者的名字。在網際網路與「六四」清場有關的47張相片中,我共數到遇難死者125人。

一百萬香港市民,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內的中資機構員工,參加「黑色大靜坐」和遊行,抗議解放軍屠殺市民和學生,他們手纒黑紗,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在當地舉行大規模示威集會,抗議中國政府屠殺學生。留俄的中國學生頭纏以俄文寫上:「政府應有人性」的布帶。

6月5日,戒嚴部隊仍留駐北京城,「六四事件」令各國震驚,紛紛譴責中共政府以軍隊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很多國家自北京撤僑。香港「支聯會」代表李卓人在機場被公安拘留。

6月6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中南海」對「六四事件」開記者會,指出「天安門廣場」在清場中沒有一個學生及群眾被解放軍用槍打死或被坦克或軍車碾死。最後一批香港記者撤離北京,外國記者仍然留在北京採訪。

6月8日,李鵬探望及讚揚戒嚴部隊。北京市政府宣布「高自聯」和「工自聯」為非法組織,開始通緝有關人士。

6月9日,自5月16日接見戈爾巴喬夫之後,鄧小平首次公開露面接見軍人,講話中指「六四事件」是「反社會主義暴亂」。「支聯會」李卓人簽署「悔過書」後獲准返港。

6月11日,香港居民、「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姚勇戰因參與學運在上海被捕。官方宣布通緝方勵之夫婦,他們當時已逃進了「美國大使館」。首批「中國駐外使官」變節;三藩市兩名「中國領使館」官員宣布不支持北京政權,尋求美國庇護。

6月13日,「中共公安部」發出通緝令,通緝包括吾爾開希、柴玲、王丹等2l名學運領袖。

6月14日,《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被「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接替;總編輯譚文瑞由軍人邵華澤取代。

6月20日,中共不顧多國首腦的呼籲,在上海處決三名被指焚燬火車的男子。

6月23日,中共召開「第十三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審議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的所謂錯誤路線。

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撒銷趙紫陽黨內一切職務,由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任「黨總書記」。胡啟立、芮杏文和閻明復解職,宋平、李瑞環、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出任「政治局常委」,丁關根出任「書記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議決一系列整黨措施,此舉令所有同情學運的官員一律下馬,所有主張強硬對待學運的官員一律升遷擔當要職。

6月29日,江澤民宣布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免除趙紫陽僅餘的「國家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務。吾爾開希、柴玲、嚴家其、劉燕等民運人士在香港民運人士的協助下逃離中國。流亡海外的吾爾開希和柴玲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當權者暴力鎮壓學生。

1989年7月

7月3日,王丹潛回北京,與臺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會面時被追捕後失蹤。

7月4日,吾爾開希和嚴家其逃離大陸,在法國巴黎發表《國殤月宣言》,譴責中共屠城暴行。黃德北被捕,中共考慮對臺臺關係後於7月11日釋放黃德北回臺灣。

7月18日,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蘇紹智和劉賓雁五人在巴黎倡議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團結海內外華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中共專政。

小結

各位讀者:有關「六四事件」的紀實就寫到這裡了,各位對「六四事件」應該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就請各位自己客觀去分析事件罷!

願各位真正能夠做到「四海一心、擁抱自由」!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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