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 帶「原罪」下鄉 知青的悲慘路(圖)

2021-08-15 11:00 作者: 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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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在农村
知青在農村積極勞動,卻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生命得不到保障。(網絡圖片)

導讀:老人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貼上了封條,知青徐某無家可歸,又不敢回鄉,只有四處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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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說的話

1978年的10月10日,雲南農場一名女知青因為難產不幸猝死,引發雲南知青的憤怒。下鄉十年,平均年齡30歲,依然集體住在最初簡陋的茅棚裡,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們聯名上訴,自發組織請願團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進。

1978年12月28日,請願團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請願,因為重重受阻,代表們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的羊角凹集體臥軌,他們手挽著手、沉默堅決地堅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雲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風潮前11年零4個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驚動全國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經歷過的請願、遊行、絕食、臥軌,長沙知青早他們十幾年就一一做過了。這和湖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早全國四年有關,和湖南1964年的「徹底貫徹階級路線」有關。

1964年9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佔百分之八十五,這個比例在我們白水知青中還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學業優秀者。從數字來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顯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鄉的動機中或多或少的帶有「原罪」。

在最初的兩年裡,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青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熱心的家長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裡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不少人寫下了豪言壯語:「誓把青春獻給黨,紮根農村幹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了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導演謝鐵酈拍攝知青專題片《在廣闊的天地裡》,其中有一個大場景就是在江永、在我們白水公社拍攝的。他指著一座山頭上的圳景塔說:「你們知識青年下農村不就是幹革命嗎?看,那就是延安塔,衝啊!」

臨時組織起來的知青有千多人,導演一聲令下,大家就向著「延安塔」跑去……

帶有「原罪」的單純少年,他們特別看重「革命的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1965年新年剛過,江永四個長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是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鋤頭,回場路上在突來的風雪中迷路凍死;二是大遠公社兩名剛滿十七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喪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陳,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丘田後咳血不止,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就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必然地引發出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在大火中燒死的兩名女知青就是住在豬欄屋搭建的閣樓上,樓下儲備著飼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仍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而這時,有人別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的結果實質上成了日後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成立,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畫大紅勾的殺人佈告赫然在目。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BaoLuan」,9月初的幾天裡還只能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BaoLuan」影響到周邊十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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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之死

8月17日,長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著鳥銃的農民衝了進來,「誰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伯明的臉上、身體裡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伯明的死決非偶然。

王伯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

王伯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是帶著「原罪」下鄉的。父親本人只是普通的會計人員,他的罪惡是在解放前夕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買了一張去臺灣的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覆投入獄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加之「右派」頭銜,最終失去工作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下鄉後,王伯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一首小詩《吹煙》,寫得抒情浪漫:不是虛浮,是向上的表現/雖無雲的色彩,也想打扮藍天/狂風吹不斷我的軀體/我啊,和火熱的生活息息相連。另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扶著犁,揚起鞭/趕著我的小黃牛朝前走/緊緊地追趕春天……這些詩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響很大。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有些「左」,而對於1964年下鄉的知青來說則頗具代表性。因為出身,他們的心靈深處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種「自虐」。

挑擔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著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體的疼痛求得罪惡的洗滌、靈魂的升華;日記中經常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寫學習心得,對個人的思想行為嚴格地上綱上線乃至批判。因著一份真誠,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因著父輩的陰影,有著超出年齡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做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文革一開始,偏僻小縣江永沸騰了。紅衛兵旗幟到處飄揚,派性組織針鋒相對。

自覺革命之後,同一批下鄉的知青被劃分了等級,有人評為勞模,有人已經內定要抓進看守所,有人已經關進了看守所。膽大的直接向省委寫信申訴,並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書記寧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察。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在辯論會上,王伯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他的銳利的目光,標準宏亮的普通話,給到會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新年零點,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王伯明和十幾名知青被捕入獄。

可以說,王伯明是帶有「原罪」下鄉的知青中最早覺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個被槍殺的目標,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劃的必然。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辰君 来源:《知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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