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竊政後 知識份子是怎樣淪為奴隸的?(圖)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改為公立。圖為馬敘倫等進入校園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改為公立。圖為馬敘倫等進入校園。(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中共竊政後,中國再一次出現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成為奴隸

中共建政七十年來,經濟建設走了大彎路,以至於到1976年瀕於崩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賴走向市場經濟和向外開放之力,取得成就,只是現在已經到了拐點,可持續性發生問題;政治改革步履維艱,始終邁不出關鍵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則破壞大於建設。這種破壞是漸進的、逐步加劇、逐步擴大範圍,到「文革」達於全面摧毀。

以中國「士」的傳統而言,這六十年是「頌聖文化」一枝獨秀,發展到空前規模。為什麼這麼快就達成輿論一律,多少碩學大儒否定自己積幾十年學而思、思而學之所得,放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在什麼程度上是被迫,什麼程度上是自願?這種情況是怎樣形成的?試從客觀、主觀兩方面因素探討:

客觀形勢

中國再一次出現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中國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這是最根本的變化。如果說新政權廢黜百家,獨尊「馬克思主義」(加引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那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學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國家」而且「朕即真理」。過去天下士子考科舉,需要熟讀經書,而不是當朝皇帝的御筆批示。今之「政治學習」需要熟讀的不是馬恩經典著作,而是領袖言論。「導師」也說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盤西化。這當然不可能,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如何結合?一種外來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資源上,結果不是嫁接到經過百年啟蒙的已經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學為目標的新文化上,而是越過兩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裡,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與馬克思的學說關聯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這裡面多的是歷代帝王的統治術加現代集權,少的是以民主憲政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學。這是在執政之後,在取得政權之前是嫁接到陳勝吳廣——李自成,「文革」期間則是二者的奇異結合。

以此為標準,進行全體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把對是非的判斷權全部收繳上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縮」的基礎上的,就是堅信自己是正確、有理的,如果這點自信沒有了,無所堅守,自然再難談什麼骨氣和「浩然之氣」。於是「士林共識」沒有了,一人一旦獲罪,在親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徹底孤立,這是最可怕的境地,猶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門。過去中國的皇權體系,「政、教」相對說來是分離的,現在反而把對信仰的操控與政權合一起來,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論是大倒退。

做到這一點,端賴持續不斷的對全體知識界貫穿始終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初首當其衝的是最高級的知識精英,即大學教授和科學院的高級研究人員。他們之中被認為有「歷史問題」的,在之前的「鎮反」運動中已經遭難,知名的如雷海宗、葉企蓀等。1950年,燕京大學一位美籍教授回國,學生為之送行,送了一塊「春風化雨」的匾,受到上面嚴厲批評,燕大的黨支部做深刻檢討。藉此,清華、燕京等與外國關係較多的大學展開了「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運動。抗美援朝開始後,發展為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的運動。大規模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從1952年開始。各大學學識淵博、平時備受尊崇的教授們在大會小會交代歷史、檢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學術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難「過關」。下面坐的多為自己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幫助」老師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反動性」。緊接著「三反」、「五反」、文藝界批判電影《武訓傳》、「反胡風」、批判「紅樓夢研究」,等等,再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陽謀」,精神領域無一倖免。許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選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今天看來,其自貶、自虐的程度慘不忍睹。刊登出來的是知名人士,實際上大小知識份子幾乎人人都寫過無數此類今天令自己汗顏的「思想檢查」(筆者當然不例外)。從此獨立人格蕩然無存,不但是非標準,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

主要批判的內容,恰好就是支撐讀書人精神的上述第二點傳統——重氣節。具體批判的重點為:「清高」(自以為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骨氣」(有階級性,反對剝削階級宣揚的反動「骨氣」,對「人民」必須「折腰」)以及「舊道德」(家庭倫理、朋友信義等都以階級劃線,反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乃至鼓勵投(革命之)機(轉變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機」之嫌)。

另一條主線是追隨蘇聯。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氣大傷的改組,就是依照蘇聯模式,那一次的「調整」特點是高度實用主義,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純自然科學)也服從於工科需要,許多社會科學的學科乾脆取消。從此大學失去自主權,中西的通識教育傳統都被揚棄,只生產「聽話、出活」的工匠,再無獨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學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聯大肆宣揚李森科、米丘林時,中國生物學界亦步亦趨批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不少知名科學家放棄科學真理加入批判隊伍,而以談家楨、胡先驌為代表的堅持科學良心的科學家遭同行的公開批判。但是蘇共二十大前後,李森科在蘇聯失寵,於是中國科學界也奉命開始轉向。當時的科學院院長竺可楨「代表有關方面」向他們道歉。僅此一例,已可見即使在重實證的自然科學界,政治已經壓倒科學真理,多數知名科學家也屈服於高壓之下了。以後順應政治鬥爭需要,科學泰斗公開發表文章肯定「畝產萬斤」,原子物理學家發表文章論證大氣中核試驗的放射微塵於生物無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時恩威並施,或者領導層間或有較為開明的,最後都被壓倒。1956年周總理作「關於知識份子報告」,在知識份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團結知識份子,隨後一批高知被發展入黨。緊接著一場「陽謀」,知識份子又遭大規模洗劫。不少剛入黨的又變成右派,開除出黨,有的還來不及轉正,就劃歸「敵人」了。在大飢荒尾聲的1962年,陳毅副總理作著名的為知識份子「脫(資產階級)帽」講話,使知識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額手稱慶。但是緊接著就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等於否定了這次講話,此後「階級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當於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領袖已經為「一窮二白」躊躇滿志。「窮」者,全民皆被剝奪,私營工商企業完全消滅,農民失去土地,再無人有恆產;「白」者,中華民族幾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斕的瑰麗畫面變成一張白紙,供一人在上面狂書亂畫。到「文革」開始,連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學教員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一切基於人性的道德倫理蕩然無存,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劃線。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最後,文化教育領域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一個白卷英雄。斯文掃地、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者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朦昧時期,中華民族文化浩劫於斯為最。

哈耶克對計畫經濟導致「思想國有化」有透徹的論述,他指出:極權主義宣傳摧毀一切道德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對真理的尊重。在這種社會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個人等,都將消失。這一論斷已經為事實所證明。這是新的道德淪喪的起源。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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