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魄力從何而來?東歐的巨變(圖)

2022-06-28 09:00 作者: 顏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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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遊行
1991年1月20日,10萬名示威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遊行。(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戈爾巴喬夫是一位頗具傳奇性的人物,他促成了東歐的巨變和柏林牆的拆除,使包括前蘇聯在內的諸多國家的共產政權政權退出歷史舞臺,成為叱吒風雲的歷史巨人。

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共產政權都是在血泊中「湧出」。共產政權所到之處都伴隨著恐怖與血淚,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這股「禍水」的受害者。

1930年代,蘇共獨裁者斯大林為了鞏固個人地位,維持蘇共的統治,通過殘酷的手段打擊異己,以肅反的方式展開了大清洗。數以百萬計的人被送進了勞改營甚至遭到屠殺。戈爾巴喬夫兒時就領教了共產政權的暴力;當時,戈爾巴喬夫的祖父和外祖父兩個家庭都深受其害,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運動中被判14年監禁,爺爺安德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2年。而在1933年的大飢荒中,他爺爺的5個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個叔叔。共產政權釀成的大飢荒和「大清洗」的罪惡,在戈爾巴喬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強烈的印記。

據悉,戈爾巴喬夫出任總書記以後,在一次審查影片《懺悔》時,當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無辜音樂家的門,要逮捕音樂家時,他「強忍住淚水」,回憶起外祖母給他講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驚心動魄的一幕。特別是他縱觀世界各國更加清楚的看到,共產政權的國家都是崇尚專制暴力、經濟落後、民不聊生。戈爾巴喬夫經過漫長的臥薪嘗膽、忍辱負重後,成為了具有左右蘇聯政局的決定性人物,便有步驟的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實行經濟重建和開放性政策,對歷史錯誤進行清算,下放中央權力,有意引導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開始尋求更大的自主權力。隨著「開放性」的日益深入,蘇共的歷史問題和歷史罪行得到越來越多的揭露和曝光。

當戈爾巴喬夫促成東歐劇變和拆除柏林牆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政府也紛紛脫離蘇共專制政權。然而,共產政權的頑固勢力極為仇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1989年,時任副總統的亞納耶夫發動「八一九事件」,軟禁了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危在旦夕。當敏感的民眾從不正常的新聞媒體消息中,「解讀」出時局的危機後,百姓們雲集街頭抗議共產政權保守派的倒行逆施,軍隊也紛紛表明正義的立場,時任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竟然勇敢的爬上了坦克,高呼反抗,聲援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獲救了,他成功的促成了東歐和前蘇聯民眾的覺醒,拋棄了共產主義及其共產政權。之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秉承戈爾巴喬夫的志願,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戈爾巴喬夫完成了宿願後,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辭去總統職位,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這個共產政權「老大哥」終於成為了歷史,15個民主國家誕生,民眾歡欣鼓舞。

早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時,就意識到整個蘇共從上到下實際上已經是爛透了,幾乎所有黨員都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所謂的宣傳都是謊話連篇,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隨之而來的是官方意識形態空洞化和政權合法性遭到普遍質疑。而與此同時,在長期的一黨專政中,雖然所有的異見分子幾乎都遭到打壓,然而這種讓人窒息的一元化的政治經濟模式,讓絕大多數受教育者,都反感排斥這種專政文化,因為它不尊重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人。

其實早在195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先輩赫魯曉夫也認為斯大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隨著人民對腐敗、無恥的偷竊、謊言,以及城市工作的種種制度性妨礙越發「煩躁」不堪,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戈爾巴喬夫越來越感覺到人民已經忍無可忍,就要發出怒吼,正如號稱「開放教父」的亞歷山大.亞科夫列夫在1983年所說的:「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所以,「民主化」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這場改革的精髓」。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爾巴喬夫講話中指出,「要開展對於價值觀的重估,及對其創造性的反思」。正是有了開放和民主化的改革,「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同年,作為俄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刊物,《紅十月》雜誌發表了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文章稱: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他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

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改革中,指導思想多元化;政治上建立多黨制和議會政治;經濟上承認私有制;軍隊建設上推行非黨化、實行軍隊國家化,這四點缺一不可。其核心是要從通過切實有效的制度改革消除民眾的恐懼感,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1989年東歐各國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共產黨國家紛紛瓦解: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產政權;12月25日,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齊奧塞思庫被人民趕下臺並判死刑。不同的是,戈爾巴喬夫親手解散了蘇共。「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第一個促使憲政降臨到俄羅斯大地上的人不是葉利欽而是被一小撮人視為「叛徒」的戈爾巴喬夫。正是一黨專政的瓦解,給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普適性原則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的開展創造了條件,才促成了俄羅斯國民之間真誠的和解。

歷史是由種種偶然性拼湊起來的結果,我們不妨假設一下,戈先生如果當時不進行改革會怎麼樣?或許蘇共的恐怖統治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不可能逃脫被趕下臺的命運,日漸覺醒的國民不會永遠匍匐在蘇共的腳下,充當奴隸。「尊嚴高於麵包」,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民主化浪潮就是一個證明,奇奧塞斯庫也是一個例子。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充滿著腐敗、骯髒、暴力與謊言的政黨,一個與所有蘇聯公民為敵的政黨如果負隅頑抗的下場會是怎樣。

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改革通過和平的方式,給了所有人機會,也給了俄共繼續存在的理由。

自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進行清算後,1961年,為防止個人崇拜死灰復燃,赫魯赫夫做出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決定———把斯大林的遺體移出列寧墓。此次,斯大林主義在前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可謂臭名昭著。1991年819事件後,葉利欽宣布停止蘇共和俄共的一切活動,解散其組織,沒收其財產。執政70多年的共產黨從俄羅斯政壇上銷聲匿跡。但一些人民代表認為葉利欽此舉不符合憲法,1991年12月,36名俄羅斯人民代表訴諸憲法法院,指控葉利欽命令違憲。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條和第十三條的規定,1992年11月憲法法院作出裁決,認定停止蘇共和俄共的活動是符合憲法的(第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禁止目的或行為旨在以暴力改變憲法制度基礎、破壞俄羅斯聯邦完整性、破壞國家安全的社會團體的建立和活動),但禁止基層黨組織活動是違反憲法的,這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的恢復開了禁。

重建後的俄共首先放棄了傳統共產主義理論中有關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認同議會民主的道路。從此,俄共成為合法政黨,獲得新生,也就是說承認人的權利與自由為最高價值;摒棄一黨專政,實行政治多樣化、多黨制;保障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權的俄羅斯憲政挽救了瀕臨崩潰的俄共。

說是瀕臨崩潰毫不誇張,因為在東歐發生過巨變的國家裡,如匈牙利、捷克、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絕大多數國民都已經將1989年以前執政的共產黨看成是法西斯式政黨。政府一直力圖通過法令禁止共產黨的存在和活動,年輕人一般不願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分崩離析,社會地位也被擠壓「邊緣化」。相比之下,俄羅斯共產黨人不但沒有被清算,其組織還能夠繼續參與政治活動,這一切首先必須歸功戈爾巴喬夫在蘇共臨終前所釋放的善意以及他主動歸還權力的行為獲得了俄羅斯民眾的寬恕,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既是憲政的開始,也是求得寬恕的開始。

雖然時間過去了20年,但蘇聯的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的陰影,仍至今籠罩著不少國家。解讀蘇聯的「昨天」,對於人類的「今天」就意義重大。

一,特殊的黨政府現象。在蘇聯,「黨和政府」是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特定稱謂,不僅在「黨文化」的話語系統裡被廣泛應用,而且還上升到意識形態和治國統治的絕對高度。黨和政府凌駕於人民、社會和法律之上,黨又居於政府之上。政府是黨的政府,屬於黨的,由黨來領導。黨在蘇聯的含義就是「領導」、「代表」的代名詞。黨也確把自己打扮成「上帝」、「救星」,賦予生殺予奪大權。比如,黨可以殺人放火貪污腐敗,可以屢犯錯誤無惡不作,但民眾不能反對,否則就會被打成「反黨分子」。類似地,還有諸如「黨和國家」、「黨和人民」之類。對此蘇聯人很習慣,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因為一切都是黨的,連報紙電視也是屬於黨,沒有一樣屬於蘇聯人民。

蘇聯的黨政府由如下特色:黨政府雖然宣稱為人民服務,但從來不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必須為黨服務;黨政府把馬列主義當作指導思想,鼓吹人是猿猴進化來的,從而把蘇聯人民當作動物一樣對待;黨政府非常喜歡戰天鬥地,跟看不見摸不著的敵人決鬥,「敵對勢力」總是掛在嘴邊;黨政府總是擺出一副「革命」姿態,革命思維代替了一切,不革命的不贊同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因此就成了一項大罪名;黨政府從來不知「選舉」、「民選」、「專制」、「民主」為何物,自己大權獨攬終身制;而且是幾套班子幾套衙門,唯恐沒有官做;黨政府永遠英明偉大,幾乎從來不犯法,殺了幾千萬人竟然才是小小的「失誤」和「革命家的錯誤」;即使偶有犯罪,也要先黨紀(黨籍)、再政紀、後法紀;黨員身份、職務就成了擋箭牌、保護傘;而人民無論遭受多大迫害屈辱,無論取得多少成績,都要先感謝黨、感謝政府……。所以,黨政府只有黨,沒有人民。

二,三大嗜好和兩大工廠。蘇聯的黨政府有「三大嗜好」,以及為達成嗜好而設立的兩大巨型工廠。第一大嗜好是攬權,對公共權力有難以抑制的追求。從看不見的另外空間有沒有神到現實中人的思想,都得它說了算。第二大嗜好是貪財,對整個社會的財富有無限的貪慾。貪腐搜刮絕對天下無雙。第三大嗜好是嗜血,崇尚紅色,以喝人民血為生、為樂。鎮壓人民成了家常便飯。

為實現這些嗜好,黨政府一手開立兩座基因工廠:一座儲存鬥爭基因,專門用於崇尚鬥爭暴力的,製造打人棍子;一座儲存謊言基因,專門用於撒謊欺騙愚民,製造帽子陷害於人。

蘇聯的黨政府統治了70年,但嗜好始終無限無度,無法滿足已成變態追求,棍子打遍天下,帽子扣遍天下,所到之處幾乎沒有人倖免不受其害。

三,一黨獨大,黨的家天下。中國古代明君講究天下一家,愛民如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蘇聯的黨政府卻不同,黨則把天下當作一黨的天下,天下人成為被壓榨剝削的奴隸。

黨政府必然導致「家天下」。它有三個步驟:

(1)精心將整個國家編織成一只大網,完全封閉。與世隔絕;

(2)以國家政權的力量,控制所有資源、財富和全部權力,人民在一無所有之下,沒有任何選擇,只能完全聽命於黨政府,被動地但又不得不接受與服從;

(3)對全體人民進行隨心所欲式統治,黨權獨佔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領域,,任何人不得染指。

權力在蘇聯的黨政府手裡有三種功效:用於追求(奪權)、用於統治(主要是鎮壓人民,失去權力意味著統治的完結)、用於交易(如以權謀私、權力尋租、權錢色交易)。由於權力完全不在人民之手,只能任由迫害鎮壓;經濟上是紅色權貴經濟,國富與民窮截然對立;整個社會財富一切資源皆集中於黨政府。蘇聯人賴以生存的根基被黨政府幾乎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對土地的佔有,名之為公有制。實為黨有制也即官有制。以後,又通過沒收、強徵等方法,通過對土地所有權的限定,通過城市化等,變相使農民失去了土地,等於一無所有。思想上,馬列主義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根除異端邪說;文化上,以黨文化和紅色文化嚴密掌控,百花凋謝而一枝獨秀。軍事上,豢養世界最大常備軍,霸氣橫掃全球。

從上述方方面面,蘇聯黨建立起對整個社會極端嚴格系統的控制體系,整個蘇聯就如同一個大監獄,人民像動物一樣被肆無忌憚地管著。

正常的社會,黨就是黨,政府就是政府,這是非常清楚的,因為任何一個組織都不能超越於整個國家之上。蘇聯的黨政府則反其道而行之,將一黨之私凌駕於全社會,並且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產生這種悖逆歷史潮流現象的原因,一方面在於黨多年的愚民宣傳洗腦,混淆了黨、政府、國家、社會和人民彼此之間的概念,蘇聯人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很難做出頭腦清醒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根源在於「黨」的存在。這個「黨」很特殊,它自己也標榜「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其特殊不僅在於其暴力,而且還有一套系統的邪惡理論,按照馬克思在《共產政權宣言》所述,屬於「共產主義幽靈」。

而蘇聯的解體,原因也在黨的身上。蘇聯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內對外封鎖得很厲害。真正明白外界的是少數人。所以當戈爾巴喬夫一旦解除對外界的封鎖,人民就立即覺醒,衝破監獄封鎖的力量就不可阻擋。解除封鎖使蘇聯人看到未來與希望,喚醒了人的良知。

戈爾巴喬夫給人的啟迪是:與人類文明倒行逆施的共產統治必然會被一個個的拋棄掉;順應歷史大勢者必定將功贖罪或青史留名。

責任編輯: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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