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发表：2003-01-16 07:32

我是南方周末记者，我要再次站出来揭发徐永光腐败案。

　　说“再次”，是因为《南方周末》本来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个版的篇幅，刊登笔者采写的调查报告：《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那篇文章所要揭露的，就是徐永光腐败案。可惜，3月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和南方周末主编坚决执行了上级单位的通知，立即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报社因此蒙受30多万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报社领导遵守了党的新闻宣传纪律，我表示完全理解。

　　作为一线采访记者，在经过九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仍然坚持认为：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彻查涉嫌腐败的徐永光，那就对不起贫困地区的万千失学儿童和海内外千万热心捐款人，希望工程的明天就不会有“希望”。笔者系中共党员，本文将首先呈送中央领导，稍后转发海内外朋友，请他们在网络世界广而告之，以摆脱有关部门错误禁令之束缚，更有力地与腐败分子作斗争。

　　全文分三章：一，徐永光涉嫌违规、犯罪，铁证如山；二，被徐永光指责为“袭击”希望工程的“贪污犯”易晓，其案有冤，且冤情极为深重；三，愿与读者携手分析，反腐事业，为什么这么难。

　　第一章：徐永光涉嫌违规、涉嫌犯罪，铁证如山

　　有消息说：遵照中央有关领导批示意见，国家审计署自今年5月下旬派遣十人审计小组，进驻中国青基会展开审计。因中国青基会和徐永光涉及的问题较多，审计署为此决定：延长审计时间，加派审计人手。近日，审计报告已大致有了眉目，报告显示：徐永光确有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记者获悉，安徽省人大通过法规，规定“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有“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于是我决定公开这些文字，

恳请有关方面依法严肃查处徐永光。

　　1－1 徐永光，“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希望工程，是救助中国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大善事。

　　徐永光，是这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国青基会的法定代表人。徐永光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他常说“不走仕途”转而做了希望工程，等于掌心朝上当了“高级乞丐”，他“忆苦”说：“1989年，中国青基会刚刚成立，团中央只拨付了注册资金10万元，工作经费1万元”。因此，本文提及的“资金”、“基金”、“银行存款”、“外汇存款”、“银行利息”、“下拨款”、 “待拨款”、“投资款”、“购房款”等，除记者另作说明，均为希望工程募集的爱心捐款。

　　经数月采访、调查，记者初步查实，徐永光至少在十个方面涉嫌违规违法。

　　一，徐永光违反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三令五申，挪用希望工程捐款超过一个亿，草率投资，且多个投资项目均以“回报少”、“无收益”告终。

　　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私人名下炒股，且故意对海内外捐款人和新闻记者隐瞒、欺骗，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三，严重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多次以“需要平账”、“应付审计”为名，公然指示下属作假帐，欺骗上级主管部门，欺骗海内外捐款人。

　　四，利用有关部门对中国青基会的特殊照顾，违规将巨额外汇捐款存放在非金融机构，导致捐款和利息均蒙受损失。

　　五，违反“党政领导干部不得拥有两处（以上）住房”之规定，挪用捐款，为中国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

　　六，违反国家规定，以“高于国家规定之利率”作“回报”，鼓动各省青基会将各地希望工程“待拨款”存入徐永光的所谓“共同基金”，导致各省希望工程捐款蒙受损失。

　　七，违规设立多个银行户头，且希望工程纪念币的发放兑换、希望工程的义演收入等，从未纳入中国青基会之财务部的管理和监督。

　　八，在“1＋1”结对救助过程中，明令各省青基会尽量“寻找”三年级以上失学儿童，但三年级（或以上）救助学生小学毕业后，其结余捐款是否全部转给其他失学儿童，并无“结对卡”以资证明。另查，徐永光至少挪用了马永伟先生捐出的200万元，违规将其充作“办公经费”。徐永光至少拿走希望工程空白捐款收据一本五十张。

　　九，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该账户从未纳入希望工程财务管理，亦从未审计过，且至少有一笔大额捐款去向不明。

　　十，徐本人并有其他犯罪之重大嫌疑，他的情人现在美国，2002年初，50多岁的徐永光曾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

　　需要说明，记者未能直接采访到徐永光。

　　2001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刊发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对发生在四川宣汉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做了独家报道。文章发表，徐永光迅即给本报发来感谢信，并盛情邀请本报派记者前往采访。编辑部派出一名驻京女记者，并在随后一期刊登了对徐永光的专访。在专访中，徐对基层工作人员唐某挪用希望工程5400元捐款、伪造“学生感谢信”的行为予以了公开、严厉的谴责。

　　2002年2月28日，明报率先揭露徐永光涉嫌违规、违法。南方周末立即再派那位女记者采访徐永光，可惜，这次的采访请求遭到拒绝。我方多次提出采访，徐多次拒绝。

　　需要声明：采访易晓、柳杨，记者曾坦率表明如下立场：传媒揭发他人涉嫌腐败，事关重大。披露徐永光涉嫌腐败，尤需百倍谨慎。为此我要站在徐永光“辩护律师”的立场上，对你们的举报提出质疑，对相关证据进行核对，如你们不能接受我的这一立场，我将无法接受你们的举报。易晓、柳杨回答：“同意。”

　　因此，本文对徐永光涉嫌腐败的报道，除极少数系口头证言、逻辑推理外，多数均有举报人提供的书面证据甚至原始证据。

　　1－2　动用希望工程捐款“直接投资”，是否违规？

　　3月的南方周末曾指出：徐永光动用捐款去投资，“违规！”徐永光在海内外多家传媒发表声明：动用捐款去“保值增值”，不违规！针尖对麦芒，孰是孰非？

　　回顾一段历史。1994年1月，香港《一周刊》报道“希望工程 7000万善款失踪”，徐永光认为该刊诬蔑了中国青基会，遂诉诸法律并拒绝庭外调解，坚持诉讼到底，结果，该案以《一周刊》赔偿300多万元、徐永光大获全胜而告结束。顺便说一句，1994年，笔者是新华社主任记者，在《了望》周刊任专题部主任。

那一年，笔者曾去中国青基会采访，撰写了长篇报道，帮助徐永光“反击”香港《一周刊》。

　　重提往事是要说明：我真的很热爱希望工程。

　　但举报人柳杨说：当年徐永光曾禁止我们把财务记录和审计报告给你们，更禁止把材料传至香港，甚至连我方聘请的香港律师，老徐也信不过。港方大律师表示：“希望索取全部材料”，但徐严格禁止我们传送“可能导致泄密”的材料。记得有一次，徐甚至要求把一张审计报告的下半部分遮挡住，然后复印，并只传输上半页，因为被遮挡的下半页上，有审计人员对我们的批评材料。

　　今非昔比。2002年2、3月份，当海内外传媒辟出大幅版面，指责徐永光挪用捐款超过一亿、徐本人涉嫌贪污腐败时，曾经“不依不饶”的徐永光似乎“熊” 了下来。至本文12月21日定稿呈送中央领导，徐永光仍然不敢与传媒、与记者对簿公堂。

　　在“动用希望工程捐款直接投资，是否违规”的问题上，徐永光一面坚持说自己“没有违规”，一面又派出自己的助手刘文华接受《三联》记者采访，辩解说：

　　－－1997年，人总行委托“中银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青基会审计，审计人员在审计报告中说我们（的做法）“与人行的规定有差距”，因此，1998年，“人行（专门）下文，要求（我们）整改”。

　　－－中国青基会的有关负责人接到《整改通知》后，“很紧张”。我出差回来，向上面（人总行）写了个报告，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你让我们）“委托金融机构管理（我们的投资），具体如何操作”？第二，“人总行可否（给我们）推荐比较可信的金融机构”，帮助管理青基会的投资。

　　－－1998年下半年，针对基金会能否投资的问题，开过几次会，其他“基金会也都向人行提出类似问题，结果人行没有（给我们）推荐，后来也没有出台实施细则”。

　　－－“人行1995年的这个《通知》，2000年8月也宣布废止了”。

　　针对这一辩白，记者走访了人总行，该行官员解释了“介绍”和“废止”的背景。

　　他说：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中国人民银行自2000年12月31日之后，不再对“国”字头公益性基金会进行管理，并把管理权全部移交民政部，为此，人总行法规司在2000年8月颁布公告，废止、终止了《基金会稽核暂行规定》（199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1995年）。
　　这位官员强调：“根据国务院授权，人总行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对基金会的违规投资行为进行纠正，可以讲，这是我们对公益慈善基金会实行监管的重点所在”，“道理很简单，基金会募集的捐款，主要是用来积善行德的，基金会负责人不能一面做‘捐款受托人'，一面又去做什么’企业家'！拿着公众捐款自行投资、甚至去炒股票，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中国的规定不允许，国际惯例也不允许基金会负责人拿着捐款去投资”（注：徐曾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说，我既做慈善家，又做企业家，十分辛苦云云。）

　　这位官员还指出：我看到有关人士日前发表谈话，称上述规定已经“废止”。还说国务院的级别比人总行高，因此国务院规定“高于”人行具体规定，言外之意是，他们可以不遵守人总行的具体规定。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规既有“废止之日”，那就一定有“颁布之日”和“有效期”。因此，任何公益性基金会动用捐款，在1990年8月－2000年8月的直接投资行为，均属违规。人总行根据国务院授权对慈善基金会进行监管，有权对国务院的法规做出进一步解释、界定，这和最高人民法院经全国人大授权，有权做出司法解释是一样的。因此，人总行规定、通知既出，所有基金会均须遵守。人总行不是专门为哪一家基金会服务的?不可能为各基金会逐一介绍增值“代管人”，因此，“请求央行介绍一家金融机构……但无下文”等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凭。

　　记者同时从民政部获悉，受国务院委托，该部正在起草我国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该部官员严肃指出：起草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新条例的工作，目前暂停。但在新办法出台之前，基金会投资问题仍按老办法、老法规执行；新条例的草中，也仍然写有：基金的保值及增值，须委托信誉可靠的金融机构进行等内容。

　　令人惊讶的是，今年4月16日，中国青基金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居然敦请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称：（1）（徐永光）利用部分暂存资金进行投资增值活动以支付管理成本，没有违背国家的有关法规。（2）希望工程的个别投资项目确有亏损，（今后）须吸取教训。（3）为防范投资风险，（中国青基会）应按照《信托法》有关公益信托的规定，拟订资产托管办法。

　　作为原新华社记者，我为这条消息的“前后矛盾”深感遗憾。既然第一条说徐永光动用捐款、直接投资“没有违背国家法规”，那么第三条为什么又说：“为防范投资风险……应拟订资产托管办法”？这第三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为防范投资风险，使希望工程捐款安全地“保值增值”，徐永光今后必须委托他人从事投资，不能自己直接“干”！

　　中国有句大俗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可以发现：徐永光早在1994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就曾明确指出：慈善基金不允许直接投资，这“不仅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国际上，基金会也是把资金委托给银行或投资公司管理，以实现安全增值”（摘自《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难怪徐永光接到人总行的《整改通知》，他会感觉“很紧张”！

　　问题不止于此。记者想给徐永光提出如下问题：您挽起袖子自己下海干，又当“慈善家”、又当“企业家”，又要在职攻读中国政法大学在硕士学位，与此同时，您动用希望工程巨额捐款，从事了长达十年的各类投资……可是，您为什么不向海内外捐款人公布投资项目以及盈亏的具体情况呢？

　　现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原办公室主任、掌握徐永光“小金库钥匙”的顾晓今，在接受《三联》记者采访时，代徐永光作了解释，她说：“主要（是）因为（国务院）的《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出台……我们非常担心，（如果）我们一旦公布，其后果会怎样，公众是否能够接受”？“因此，惟一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在其中有贪污行为”。

　　可是，不止一位财务人员的证言以及财务人员提供的财务凭证显示：贪污行为，真的发生了！悄悄挪用上亿元捐款去投资、而且是暗箱式投资，没有贪污，反倒奇怪了（注：有关贪污的描述，参见下节的“炒股赢利”）。

　　说徐永光“违规”，肯定没有诬蔑他。

　　1－3 挪用巨额捐款、放在私人名下炒股，难道不算犯罪？

　　徐永光现在总算承认了：曾动用希望工程捐款270万元、放在私人名下去炒股，时间长达十年。但徐永光坚持说：这也属于保值增值，不算违规。

　　记者发现，徐永光对自己“是否炒过股”的说法，前后截然不同。

　　2002年3月21日之前，徐曾多次坚决否认“炒股”，如，1994年2月，香港《明报》记者当面采访徐，问：“你们有没有用捐款在二级市场炒股票？”徐信誓旦旦答：“在（股票）二级市场上做那种投机，这个我们是绝对禁止的”！

　　2000年6月，徐永光“做客”人民日报网站《强国论坛》，有网友问：徐先生，为使希望工程增值，有没有想过动用一部分基金投资于证券和其他项目？徐答：“我们没有用捐款做过一分钱的股票投资”（《徐永光说希望工程》第389 页）。

　　甚至到了2002年2月，当《明报》正面披露了徐的炒股问题时，他仍然不予承认，徐说：“在《明报》公布的内容中，有许多重大失实，诸如……动用基金以私人名义做股票买卖”（青基会2002年2月28日《声明》）。

　　但是，当未能出版、却在网上流行的南方周末披露了徐永光炒股的大量证据后，他忽然开始“改口”，一面承认动用了捐款炒股，一面解释炒股的理由。徐首先说：

　　－－有报纸“说我‘用私人名义挪用捐款炒股'……众所周知，二级市场要求用自然人身份证开户，我是青基会法人代表，这些股票也都是中国青基会所有”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3日）。

　　－－他接着说：“我们在进行股票投资前已上报有关部门，并得到了批准” （香港《文汇报》2002年3月28日）。

　　－－我们在二级市场炒股的“投入非常少，从1990年到1999年，十年时间全部投入也才270万元，结果是盈利82万元，本金也全部收回。”（2002年4月22日
《三联生活周刊》）。

　　法律专家就此指出：“徐永光挪用捐款炒股，已经不属违规，而是违法了。”

　　第一，2002年3月之前，徐永光始终不“公开”自己的炒股行为，这种“故意隐瞒”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捐款受托人（徐永光）应将“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公告社会，以便“接受社会监督”。这里的“受赠财产的管理情况”，当然包括“捐款是否被拿去炒股”。

　　第二，徐永光违法的严重性还在于，面对社会公众的代表－－传媒和记者，徐不仅坚持“不公开”，甚至在2002年3月之前，始终提供“虚假证言”，利用不明真相的传媒谎言，散布出去。作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法定“受托人”，这种故意欺骗行为，是对捐款人权益的最大嘲弄和直接侵害。

　　这位专家分析说：希望工程捐款，当然属于“公款”。慈善机构属“非营利社会团体”，根据我国法律和国际惯例，其负责人当然不能在股票二级市场开设个人账户、挪用捐款去炒股。另外，徐永光及其助手在过去的十年里，之所以一再矢口否认“用捐款炒股”，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挪用捐款炒股，属严重违法。至于徐说上级曾经“批准”，我不知道徐在这里说的是不是真话，但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明确司法界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均属“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都是犯罪行为。就算徐的上级机关真的做出“同意”的批复，也属无效。

　　记者追问：“法律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严格的界定？”

　　专家答：因为挪用公款的犯罪分子，几乎都会找到这样的借口：“我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但公款的所有权没有更改”；“我挪用了公款，但我随时准备归还”；“我挪用了公款，但我的'目的’是为了给现有公款'保值增值‘”…… 但从法理上分析，当挪用人在银行、在股市、在填写单据把公款改到私人名下的那一刻起，公款的归属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变更。挪用者事后的一切辩解，都
无法成为法律“不予追究”的理由，你说“我是公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被我挪用的资金仍然属于公家所有”，这种说法，荒谬之极。

　　哇塞，老徐的这种说法挺耳熟：“俺是公家人，所以公家的一切都是俺的；俺是公家人，所以俺做的一切都属于公家行为！”

　　法学专家强调：法律之所以要“一刀切”地禁止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就是为了防止如下两种情况，一是有人心存侥幸，营利了，悄悄把本金和利息还给公家，而把“超额”利润据为己有；二是有人“手气”不好，炒股亏了，甚至“连本金都收不回来”，那就必然给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专家分析，切中要害。根据举报人柳杨指点，记者找到了相关证据，中国青基会内部《收支明细表》显示：徐永光挪用希望捐款去炒股，当股票营利较多的时候，其赢利部分就不再“返还”给希望工程，而是悄悄转入徐永光可以随意调动的“内部帐户”。例如：深圳万山股票收益64.1万元，就被转进入“内部账户”。

　　未能公开出版的南方周末，记载了徐永光动用632万元，为职工购买宿舍。关心职工生活，无可厚非，但徐永光“侵吞”炒股之赢利部分，属于严重违法。

　　经查：职工购房款共计用去632万，它是由：深圳万山股票收益64.1万，投资和德养殖场收益100万（注：挪用捐款投资，其赢利部分也属于希望工程），浙江中青公司借款利息35.6万元，深圳新产业存款（注：徐把捐款存入新产业，对方利息较高）利息收益37.4万，中青旅向青基会拆借美元捐款归还利息128.56万，青基会服务中心上交购房款10万，希望工程主账户存款利息6.39万……余额
部分，用炒卖希望工程纪念币收入凑足。

　　法学专家就此指出：

　　－－法律明确规定，希望工程捐款“保值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属于希望工程，属于被救助的失学儿童和捐款人，徐永光不能随便“动”。

　　－－法律绝不可能对徐网开一面“不予追究”，相反，如果徐的上级机关真的批准了，其批准人或许会因此受到连带追究。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起点是1－3万元；挪用公款“数额巨大”的起点是15－20万元，但徐在描述炒股资金数额时，竟然使用了 “才”字！中国普通捐款人的点滴捐助，经过怎样的积蓄、聚合，才能凑出一个 “270万”？“炒股时间十年”，那会耽搁多少贫困孩子上学啊？

　　记者在新浪网上点击“挪用公款”和“炒股”两组词，结果查到200多条相关新闻，公款炒股的“主角”全部被认定有罪，严重者甚至被判“无期”。记者不禁要问：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个人名下去炒股的徐永光，难道能“逃避制裁”？

　　说徐永光涉嫌犯罪，应该没有诬陷他。

　　1－4　捐款真的全部“按时”、“足额”下拨了吗？

　　今年3月，徐永光信誓旦旦在新浪网上保证说：“中国青基会所接受的希望工程所有捐款，都是按期、足额下拨（的），绝无出现滞拨和挪作它用的问题”。这是谎言！

　　《徐永光说希望工程》一书中有徐的“检讨”：

　　1997年8月20日，我（指徐永光）给中华慈善总会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红卫，听我报出名字，她马上声调一变，忿忿说：“徐秘书长，我会理事王忠捐的三套希望书库怎么还没到位？王忠理事已经忍无可忍，恨不得打到你们门上去讨个说法！”

　　对“捐款人准备打上门去讨个说法”的真实事件，徐永光从未敦请新闻单位播发。据查，每套希望书库，捐赠人需捐出3000元人民币。中国青基会白纸黑字承诺，捐款后，他们将负责在每套捐赠书库上，加印“某某某捐赠希望书库”字样，以资永久纪念。王忠同志捐赠三套希望书库，价值人民币9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王忠捐出三套书库的时间是1996年1月，但至1997年8月，捐出的图书还未“抵达”受赠人处。王忠本人一再追问，据说徐也亲自督问，可捐给贫困地区的三套希望书库仍然“失踪”了。

　　王忠先生多次追问，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这样的：（1）因我们（青基会）工作环节衔接不到位，未把您的意愿录入电脑，导致三套书库未能按时下拨；（2）抱歉，您捐的三套书库发到了其他省，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3）我们决跨省调回那三套书库，可能要耽误一些时间；（4）非常抱歉，三套图书已经下拨，再想调回不容易，我们保证把三套图书送到您（注：指王忠）指定的学校，但书上不能署上您的名字了。

　　呜呼！将两位捐赠者的姓名，合并印在一套书库上，会出现什么结果？！

　　无独有偶。香港刚毅集团董事长王敏刚（90年代初，王曾任港区全国青年联合会负责人）也对香港记者指出：“曾记得希望工程有一个捐赠项目叫希望书库，我私人都有捐，也追问过收据，追过不只一单。”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希望书库为什么会出现“滞拨”，被人“追过不止一单收据”，甚至发生价值9000元的三套书库“失踪”的怪事了。柳杨“窃取的内部资料”显示，希望书库捐款中至少有38万元被徐永光截留、贪污，拿走用来“平帐”了（注：就是徐永光说的在账面上“以赢补亏”），举报人柳杨继续揭发说：希望书库募集的捐款总计3000多万，但徐永光挪用、截留的数额高达1000万（敬
请参阅附件）。

　　1－5 徐永光“唆使”全国政协委员说谎话，这是为什么？

　　问题不止于此。徐永光涉嫌腐败的更大“黑洞”，是记者无力调查的。这决记者凭空杜撰，更不是拿着大帽子吓唬谁。支持记者分析、调查的“证据”如下：

　　徐永光曾多次强调，规定希望工程在国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只能设立唯一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例如整个湖南省，只能有一个“湖南青基会”，整个广东省，也只能有唯一的“广东青基会”，但是，在人口不多、土地面积不大的香港，徐永光却先后委托了十多家单位和个人募集捐款，请他们把募集的捐款转到北京。

　　被徐永光指责为进行了“不实报道”的香港明报集团，是香港代收捐款的“三大”代理人之一，但现在，明报认为徐永光“有问题”。

　　今年3月人代会上，以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香港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代表杨耀忠先生为首的20多位港区人大代表，联名向大会递交了一份题为《促请政府彻查青基会账目，以维护希望工程声誉》的议案。杨代表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捐款人捐钱是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上学的，不是让徐永光拿去投资的！这样做违背了我们的意愿。”

　　杨耀忠代表就曾联络香港教育界，以“希望工程重返校园助学计划有限公司”的名义，参与希望工程在香港的捐款，前后募集3000多万元港币，杨说：“3000 多万捐款已全部转给徐永光，但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徐永光送来的年报，我们不知道这些钱被怎么用了！”

　　2002年4月，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迺强接受了笔者采访，他说：1990年，徐永光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香港帮助设立中国青基会的分支机构。就在我办理香港分支机构还没结果时，徐永光决定，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一个接收捐款的账户，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但随后，徐又把希望工程“捐款募集权”交给了其他多个法人社团，结果，香港很多人都可以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托人，请各位把善款捐给我，我来代转！”

　　刘先生说：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托人”，起码超过十家！

　　刘先生对记者说：我曾劝徐，不能这样做，委托这么多人做，万一出现疏漏，岂不让希望工程“背黑锅”。可徐永光不听我的，没办法，我只好和徐分道扬镳。但我清楚记得，这一账户最少收到过一笔大额捐款，在我和徐“分手”时，捐款已全部转走。

　　记者调查证实，这一笔捐款并未转入中国青基会的捐款主账户，它失踪了。

　　刘先生则提供了更加令人吃惊的消息，他说：

　　－－2002年1月17日，中国青基会忽然派出三人到香港来找我，一见面就问：“中国青基会在香港究竟有没有开设账户？”我带他们去中银香港分行查，可是，银行那些日子刚刚搬家，结果没有查到。过了些日子，老徐派来的三人回京了，但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徐忽然从北京给我打来长途，说：我现在很尴尬。我要去哈佛读书，但我出国之前，要把这边的事情交待好。希望工程的事情很严肃，如果交待不清楚，我出国的事情就可能耽搁了。我们前几天派人到香港去查是否开设过账户，结果是“查不到”。

　　－－电话里，徐不断寻问“为什么查不到”。我只好解释，银行刚搬家，银行员工或许懒得查，你不必着急，将来总会查清楚，因为香港银行的账户档案，应该保留较长时间。可是，说着说着，徐永光突然冒出一句：迺强兄，账户里的钱你又动不了，也没有落在你名下，干脆这样，如果有人因为这件事问起你，你能不能就说“忘记了”？或者说“也许没有开过账户”，这样我也好有个交待！

　　－－我一听，有点着急，忙说：“这怎么可能，你说的不是事实呀，账户确实开过，而且捐款已经汇回去啦！”徐的要求，我没答应，也不能答应。接完那个电话，我的心更凉了，老徐怎么能公然叫我说假话呢。希望工程后来做大了，在基层发生一些差错，难免，但如果在徐永光这里发生差错，那就不是小差错了。

　　徐永光唆使刘迺强先生说假话、作假证，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有个交待，以便出国”吗？恐怕没这么简单。

　　徐永光先派人去香港查，后打电话试图唆使他人提供虚假证言，这证明希望工程在香港，确实有一个“秘密账户”，但是，这个“秘密账户”存在如下特点：在北京，在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多数财务人员并不知道这个帐户的开设和存在，

也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管理；因为徐永光对审计人员说“我们在海外没有任何捐款账户”，因此这个账户又从来没有被审计过；柳杨大声对记者说：老方，你要注意了，这两个账户的户名，是一样的！

　　根据财务规定，领导者在本单位财务部门监控之外设立“秘密账户”即为违法，何况徐永光掌管的“单位”还是慈善募捐单位；何况“至少存在一笔大额捐款”根本没能进入希望工程的捐款主账户，它失踪了！

　　徐永光急匆匆派人到香港去查“秘密账户”，事出有因：

　　2001年9月，易晓、柳杨“举报”了这个账户，消息传到徐那里，他派人在内部反复查账，但因为账户是秘密的，转走捐款也是秘密的，而且那笔捐款又没有进入对外公开的捐款主账户，还不敢惊动青基会的财务人员，因此，有关它的

“档案”或许早已销毁。

　　“销毁”有好处，也又坏处。那就是一旦需要，徐永光在北京无法查到这笔“失踪捐款”的准确数额，因此，他就无法用另外的“投资赢利”“专?罹?
款”把帐“做平”，结果他只好派出三人到香港去查，当得知在香港也查不到时，老徐急了，遂不顾一切亲自出马，唆使全国政协委员刘迺强先生为他说假话、作假证！

　　说徐永光“涉嫌腐败”，应该不是诬蔑他。

　　1－6 触目惊心的涉嫌腐败“线索”确实不少

　　记者要对本案举报人柳杨表示再次感谢。

　　今年3月以后，批评、质疑徐永光的内地传媒遭到禁止，内地舆论，只能听到徐永光自我辩护、自我表扬这“一种声音”。正当徐永光振振有词地解释十年来希望工程办公经费耗资巨大、因此“保值增值不可不为”时，柳杨举报说：

　　公众给希望工程的非指定性捐款（注：大额捐款，通常不要求、也无法要求“1＋1”结对救助，称“非指定性捐款”），有时会被徐永光直接拿走“充作”办公经费的，我清楚记得，中国保监会马永伟在前两年因为打官司获胜，曾从海外赢回一笔200万人民币的赔偿，马先生当即热心决定，200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结果，老徐拿到这笔“非指定性捐赠”，立即指示财务部把这笔钱拿来填补办公开支。这违反了国务院“不得从捐款中列支办公经费”的规定。审计署可以查出来，我的揭发绝对不会错。

　　柳杨的举报，让记者应接不暇，她说：

　　－－90年代初，财务部出纳冯密素（女）向我报告，说徐永光把财务部捐款收据一本（可开具50张捐款收据）拿走，说是要给他的浙江老乡，理由是：这位老乡可以在当地帮我们“拉”捐款。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据，系印鉴齐全的空白收据，每本50张，其中捐方、收到捐款的数额一栏，均为空白，可以填写几十元，也可以填写几千万。我当时没在意，过了几个月，我问冯，冯说：老徐没有交回收据，我于是直接去问徐，希望他把收据存根交回来。哪里想到，徐永光竟然对我说“这本收据被浙江那个同乡搞丢了！”

　　－－我和冯当时很担心，因为审计部门来审计的时候，要检查希望工程收据的存根号码是否连续，但因我们收到的钱太多，开出的收据也实在太多，而且审计人员来检查的时候只能是抽查，因此并没有发现我们的收据存根号码不连续。

　　柳杨说：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国家审计署去查，可以立即发现。

　　今年3月，记者对柳杨的这类“揭发”全部不予“采信”，因为柳杨无法提供直接的书面证据，但记者后来发现：柳杨的记忆，确实惊人；柳杨的揭发，确实可信。

　　香港企业家王敏刚先生，曾在90年代初“托人”前往中国青基会追查捐款收据一事，就是柳杨柳杨凭记忆提供线索在先，记者随后查实的。

　　90年代初，徐永光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迺强先生”签名章，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秘密帐户”一事，也是柳杨凭记忆提供线索在先，记者随后查实的。

　　著名电视人杨澜曾拿出《凭海临风》等稿费，给希望工程捐款20万，但捐款之后第二天，杨澜即从中国青基会财务部领走20万元一事，同样是柳杨凭记忆提供线索在先，由香港记者随后查实的。

　　“马永伟捐款200万元被徐永光挪用充作办公经费”以及“徐永光从财务部拿走一本、50张捐款收据未能归还”这两条线索，记者相信，早晚也能“查实”。（参阅附件）

　　1－7　“1＋1”救助，为什么“最好是三年级或以上学生”？

　　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逐年下拨给失学儿童的，问题是，不少三四年级的失学儿童，只领取了逐年下拨救助款的3／5或者4／5，有捐款人对记者提出疑问：捐款的剩余部分，究竟“转”给谁了？

　　甘肃省青基会原秘书长苏宪华揭发说：中国青基会曾发函通知各省，明确要求贫困地区在上报“结对”救助对象时，最好不要小学一年级的。徐永光的解释有二：第一，我们救助的是“失学儿童”，就是指上学之后，因家庭生活困难，中途辍学的那些贫困娃娃。如果某个孩子没上学，连一年级也没上，那么这孩子不属于“失学儿童”；第二，中国青基会的工作经费极匮乏，如各地上报的失学儿童都是一、二年级的，那么中国青基会的办公支出就会“亏损严重”；如各地尽量找三年级以上的救助对象，则每位失学儿童毕业后就可省下100元……

　　需要交待：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逐年下拨的，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们领取救助款不足五年，他们毕业后，“剩余的钱”干什么用了？徐永光给捐款人的答复是“转给其他需要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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