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犯傻者说

唐卢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翼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这就是著名的成语"终南捷径"的出处。后人以"终南捷径"比喻谋求官职或名利的捷径。

之所以介绍此成语，是因日前有友人在qq上以此相嘲。他说我上网年余，暴得大名，"简在帝心"，荣升有望，比起古人借隐居以求名干禄的行为厉害多了，比起他苦搏半生始得一"处"，更厉害多了。他还引用了《梁实秋怀人丛录》一书中闻一多指责罗隆基之言，说我走的是另一条更高明的"终南捷径"：

"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说罗隆基参与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是逆取干禄，说老枭抨击专制是走终南捷径，太也诛心，太也无理，可笑之至。当年罗隆基留美归来，争民主，求自由，而今老枭觉醒之后，倡人权，反专制，都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逆取干禄，希图幸进，并非不可能，但其"逆"要有个"度"，其"危言"要保持在统治者能够容忍的范围内，而且统治者要有相当的政治度量。国民党原属小气鬼，老罗大逆不道，曾因此而入狱；共产党比起国民党来，"小"了何止百倍，对于乱发逆耳忠言的知识分子，何曾假以辞色？何况老枭逆则无疑，忠则全无，匕首大刀，锐不可挡，让老共丢尽老脸显尽丑。老共不动用专政手段关我黑狱或取我狗命，已是破天荒的宽宏了。除非是傻瓜，才会认为能借此干啥子禄来！

况且，只有将对方视为合法的主子，才会去干它的禄、当它的官。如果根本就瞧不起它，视之为民之贼、国之贼，恶之如鬼憎之如蛇避之唯恐不及，还会去与它搞在一起吗？只要专制一息尚存，无论它以多么美丽的画皮出现，一入枭眼，鬼形毕露；它所窃取的国家名器，所能给人带来的地位名誉尊荣，于我不过腐鼠而已。人以为荣我以为辱人以为尊我以为贱！说我想当老共的官，辱我太甚。

至于"名"，我已屡屡自承"好名"。闲翻明吕坤《呻吟语》，"卷二-修身"中有一则为"好名"之人辨护的，就借来自辨吧：

"今之人只将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好不将去。分以财者实费财，教人以善者实贾心，臣死忠、子死孝、妇死节者实杀身，一介不取者实无所得。试着渠将这名儿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为却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跖乎？果舜也，真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跖邪，是不好美名而好恶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讥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凡我君子，其尚独，复自持，毋为哓哓者所撼哉"。

好名就好名吧，如果同胞们都象我一样追求自由弘扬民主好此美名，人权何愁不彰，民主何求不得，社会何愁不平等，人民何愁不幸福，国家何愁不强盛？只是，仅以不辞风险逐虚名的好名之徒看我，未免把年届不惑而深研老庄的老枭看得太也小啦。

枭婆倒不认为我那样想出名。她曾一再追问我究竟图个啥。我反问：你看到有坏人在强奸害人，会怎么样？答曰：报警啊。问：如果罪犯是警察甚至整个公安执法机关呢。答曰：报党和政府啊。问：如果党和政府犯了罪呢？她无言。我告诉她：我就是因为从网上了解到党和政府的种种黑幕，发现了专制主义强奸民意、殃民祸国的种种犯罪行为，才忍不住跳将出来，向人民、向时代报警的。她说不过我，只好干生气、乱骂我。呵呵

特权的猖獗、腐败的泛滥、道德的崩溃、环境的恶化、社会的极度不公、官僚政客执法人员执法机关的流氓化、政治的流氓化，这种种种种，都是专制所遗之祸、所犯之罪！而我和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我的广大同胞都是受害者、被强奸者。专制侵犯和剥夺了我们基本的自由和人权，如：思想言论的自由、不受恐吓的自由、上海外网站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力、公平公正公开而有尊严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它无耻地剥夺了这一切，无耻地侮辱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尊严、剥夺了人民的创新、创造能力！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种残存心底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打破了我大半辈子的苟安和沉默。说了大半辈子的假话大话空话丑话无聊话，得说几句由衷的真话实话善话美话有意义的话了。为了五千年的古国、十三亿的同胞，也为了我自已，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子孙后代，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利他即是自利、爱民即是爱已，社会责任感即个我责任感，对此，梁启梁《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其四-利已与爱他》说得很透彻很精彩，允我再当一回文抄公，全文录于此：

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已而立者也。对于禽兽而倡自贵知类之义，则利已而已，而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赖是焉；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者赖是焉。故人而无利已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彼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西语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谓人矣，则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国不自强而望列国之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为我兴革，若是者，皆缺利已之德而已。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解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者。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问者曰：然则爱他之义，可以吐弃乎？曰：是不然。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学家，谓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俦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已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异名同源，固不必侈谈"兼爱"以为名高，亦不必讳言"为我"以自欺蔽。但使举利己之实，自然成为爱他之行；充爱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充爱他之量"，未必马上就"收利己之效"，不宁唯是，没准还未"收利己之效"，个人先蒙其祸。大祸纵幸免，小麻烦只怕难免。然而，那也值得，因为从公而言，我的言行和奋斗，为国家的民主化、为将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幸福在于过程，成功不必在我）；从私而言，我依据上天律令和绝对命令（康德）行动，保持了意志的自由、内心的尊严，而且，还出了名，何乐不为呀。

说我想走终南捷径、想逆取干禄，我不承认，说我想出名，我承认一半，说我发了傻气狂气书生气，我承认，并为自己是个敢于发狂犯傻保持书生本色的傻子而自豪！

2003、5、15(5/1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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